一家之言
即便此次郑也夫较劲“会长”失败,也是一次有益的“学术实践”。
据《中国青年报》3日报道,一向自诩“超龄愤青”的社会学家郑也夫,退休后又跟一个“会长”的职务较上了劲。
一个多月前,他发出一份自荐书,自荐担任即将换届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他提出的改革举措,包括完善会长等职位的选举制度,年会上缩短或取消领导致辞,“让优秀作品的作者成为年会上最风光的人,不管他的资历高低”等。
不能不说,郑也夫的竞选“纲领”很有些针对性,直指当下一些社会组织的通病:行政化、圈子化、论资排辈、不注重学术水平而一意搞平衡等等。
尽管这些问题很多人并非不明白,但愿意走出来,来场真刀真枪“真人秀”的人,似乎并不多。从这个意义上讲,郑也夫此番的身体力行,自有其“我手写我口”的积极意义。
而从社会学界的反应看,现状尤其令人担忧。“自荐信”发出一个月,郑也夫居然未接到一个同仁的相关电话,很多接受记者采访的学者也多缄口不言。这或许也预示着,郑也夫的竞选很可能会成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无谓努力。
然而,也正因为这种集体式的沉默,或许孕育着某种改变的可能。
时下学会的沉闷与行政化,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社会所要求学会的,是其能够以学术共同体的姿态,解释当下公众面临的困惑,为现实、也为长远提供某种知识与意见的增量。而学者,本就应该成为时代的瞭望者、创新的践行者,而不是权力的附庸。
郑也夫感受到的问题,相信很多人均感同身受。不行动、不响应,未必就意味着不愿意行动、不愿意相信,而更多是以往长期形成的利益格局的一种自然延续。一旦有人起而叩门,接下来的,或将是整体性的制度松动,从而产生变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其中,避免社会组织成为“红顶中介”和“二政府”,也是时下的当务之急。
也因此,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会没有理由不加快自身改革,持续推进“去行政化”,真正以振兴学术为己任,增加这个社会的公共服务供给。
退一步讲,即便此次郑也夫较劲“会长”失败,也是一次有益的“学术实践”。身为学术中人,“知”与“行”就该合一,个人的得失本来也算不了什么,若不能走向舞台中心,搅动一池春水,也一样有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价值和意义。
□胡印斌(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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