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 一个追求失败的诗人

　　张枣是个天才。这最初表现在他的意象派小诗《镜中》里。写下这首诗时，他还未满22岁，而诗中圆润流转的语调、唯美的用字、梦幻般的气氛，足以击中每一个读到它的人。这仿佛一声感喟似的作品，像诗人柏桦所预料的，在八十年代轰动大江南北，与《何人斯》一同奠定了张枣作为一名大诗人的声誉。

　　张枣，湖南长沙人，1962年出生。当代著名诗人，中国先锋诗歌的代表人之一。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考入四川外语学院读硕士，1986年起旅居德国，获特里尔大学文哲博士，后在图宾根大学任教，归国后曾任教于河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3月8日，诗人因肺癌在德国图宾根去世，享年48岁。

　　知音之悦 在诗歌磁场中相遇

　　1984年深秋或初冬的黄昏，张枣拿着刚写就的《镜中》与《何人斯》到好友柏桦家中时，对《镜中》是把握不定的。这首在张枣的诗中确实也不属精品。尽管如此，诗中的古风和现代性形成的陌生感，彰显了张枣的明确诗观，如他自己所说：“我试图从汉语古典精神中演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他的这一写作追求在不到二十岁时就已开始。

　　张枣的早熟曾让他的诗人好友们吃惊不小，个中缘由与他的家庭有关。1962年12月29日，张枣生于湖南长沙“出过些人物”的张氏家族，有着“诗是吾家事”的氛围。他父亲是学俄语的，写诗，喜欢普希金，常读俄语诗给他听。

　　在读书上，张枣被目为神童。不到十六岁，他便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专业是英语。语言方面，张枣的天赋很高，不仅英语，德语、法语、俄语都相当精通，还习过拉丁语，这让他有能力阅读外语诗，并将在外语诗中琢磨出的精微之处放置在汉语写作中；还可翻译他喜欢的保罗·策兰、乔治·特拉科尔等人的作品。他的译作虽然很少，但风格独特，为同行称道。这是后来的事。

　　大学期间张枣正式写诗，且认定了自己“诗人”的身份，对诗歌的狂热由此而始。那时他经常与韩少功、何立伟等人进行写作交流，但除张枣外，几人都以写小说为主，这交流便让他不甚快意。张枣是个极爱热闹的人，相信“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于是，大学毕业在株洲工业大学教了一年英语后，他终于受不住寂寞，更被当时四川几近沸腾的诗歌江湖所吸引，在1983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发生了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遇到了柏桦。”

　　1983年10月的一个阴雨天，柏桦在武继平的引荐下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不到一小时的匆匆照面，成为日后两人彻夜“谈论诗艺机密”的引子。关于这次会面，柏桦回忆说，他不太情愿立即承认有个人与自己的诗风接近，还写得和自己一样好，甚至更好，当时他一心只想迅速离开，以后再也不见张枣。

　　不过不到半年，在一个初春下午，两人还是“神安排”一样的再次接上了头。1984年3月8日，柏桦突然写了一封信，向张枣发出了召唤，而张枣也一直在等这一召唤。那个春夜里，两人抽着烟，绵密的话语从黑夜走到黎明。他们谈到诗歌和娟娟（张枣当时的女友彭慧娟），谈到庞德和意象派，谈到弗洛伊德和死本能，谈到注定灭亡的爱情……

　　当时，张枣住沙坪坝区歌乐山下的烈士墓，柏桦住市郊北碚，山城交通阻隔，两人又相距三四十公里，跋涉不易，张枣将两人的见面称为“谈话节”。两人为了一起谈诗长途奔波，享受着“知音之悦”，直到1986年夏张枣去往德国。从那时起，张枣过起枯燥孤寂的海外生活，没有朋友，“夜里老哭，老喝酒”，即便在人生最后几年返回中国，孤独的状态也没太多改善。这也是后来的事。

　　两人开始“谈话节”不久，柏桦就看到了《镜中》与《何人斯》，之后更有《灯芯绒幸福的舞蹈》《早晨的风暴》《楚王梦雨》等佳作。在那个每所大学、甚至每个班都有诗社的年代，实验性诗歌层出不穷，诗人们对自己的创新往往犹疑不定，张枣却对《早晨的风暴》的重要性很是笃定。这首字词倾泻如锦缎的诗篇被他的诗人好友傅维称为旷世之作。

　　与柏桦一样，傅维也是张枣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伙伴。他们办地下刊物《日日新》，在操场上聊纯粹的诗歌，在食堂或街头聚餐，看面馆美丽的姑娘……一段悠游惬意的理想时光，也是张枣“最光华夺目的时间”，宿舍常有成批的诗歌爱好者前去拜访。那时重庆的年轻诗人众多，提出了“第三代”这一诗歌代际的命名，这一切让重庆像极了一个诗歌的大磁场，张枣是磁极之一，另一个磁极就是柏桦。

　　1985年早春，“第二代”诗人代表北岛去到重庆，在张枣的宿舍与张枣、柏桦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据傅维回忆，谈话在略显拘谨的氛围中展开，张枣率先打破僵局，对北岛说：“我不太喜欢你诗中的英雄主义。”北岛没有做出正面回答，而是平静地谈起了他妹妹的死。北岛到重庆的第五天，张枣、柏桦和北岛等人又去重庆北温泉进行了第二次私谈，各自表达着，倾听着，没有一次争论。相比于英雄主义的集体写作，诗歌的“个人化”（张枣称为“内倾”）是更纯粹、更深刻的方式。北岛后来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也做过反思，有些“感到羞愧”。

　　天才陨落 将生命投入“生活”

　　沿着“内倾”的创作道路，也因妻子达格玛是德国人，张枣在1986年去往德国。他的离国带有明确的私密目的，用“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另一地”的勇气，去追寻“比我更好的我”：“我特别想让我的诗歌能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哪里。”

　　像北岛、多多等流亡诗人一样，张枣试图用物理上的距离扯开个人与汉语的关系，以更好地理解汉语，用古典汉语精神勾连西方的现代性，乃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实现现代汉语的古典意义上的现代性追求。

　　同“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相符合，张枣提出“元诗”理论，认为作家把写作本身写出来的手法是现代写作的重要特点，即对自身写作姿态的反思和再现。这一理论强调诗人的语言意识，就像布罗茨基所说的：“语言不再是诗人的工具，相反诗人倒是语言延续其存在的手段。”在《卡夫卡致菲丽丝》《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等诗中，他的创作理论被实践，取得了非凡的效果。

　　可惜，张枣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写得却太少，生前只出版了仅六十三首诗的《春秋来信》。不过，他是自信的。1996年春节之前几天，张枣飞抵上海与陈东东见面，手上拿着《春秋来信》的诗稿雏形，喝酒时不止一次对陈说：“我是个大诗人……”

　　见面之前，两人一直通信联络。在信中，张枣多次向陈东东怨诉德国生活的寂寞。在那里，他失去了知音，更无掌声，深觉自己像一块烧红的铁，哧溜一下被放到了凉水里。在德国生活的近二十年里，张枣在特里尔大学读了博士，在图宾根大学教了五年学，离婚又再婚，有了两个孩子，担任在海外复刊的《今天》的诗歌编辑。日子算不上跌宕，更没有什么大的创伤，只是乡愁浓烈。这时张枣的想法与去国前有了转变，觉得在海外得不偿失，开始“渴望生活在母语的细节中”，认为自己作为诗人的命运只有回到祖国才能完毕。

　　2005年，张枣受聘到河南大学任教，多半时间都在国内；2007年下半年到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任教，算是彻底回了国。在国内的日子，张枣投入到声色犬马之中，几乎没再写东西。素有“饕餮”名声的他回国像回到天堂，狗寻骨头似的四处找美食，好友陈东东、傅维等人对他爱吃这一点都印象深刻。

　　关于张枣回国，北岛回忆说：“我深知他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的浮躁气氛会毁了他。我说，你要回国，就意味着你将放弃诗歌。他完全同意，但他说实在忍受不了国外的寂寞。”

　　尽管回了国，张枣的内心依旧没有着落，吃喝之后总感叹“生活没意思”。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9年末被查出肺癌晚期。2010年3月8日4点39分，张枣在图宾根大学医院去世，享年不足四十八岁。诗歌界和艺术界举行了纪念会，“今天”论坛从3月9日起改为黑色背景三天，以表哀思。

　　一生短暂，张枣写下的诗只百余首。但他的写作“如履薄冰”，稍不满意就销毁，在这种自我苛求下，诗少是应有之义，也可以说是一个真正诗人的自觉。汉学家顾彬曾说，张枣浪费了自己的才华，然而张枣也早已这样说：“写作就是一件无用的事，是浪费生命、青春年华的颓废行为……就是追求失败。”

　　在追求失败中，张枣一边慢慢写诗，一边将生命投入到“生活”，将生活的甜苦转换成张枣式的诗性，最后在众说纷纭中“藏到自己的死亡里去”了。

　　撰文/新京报记者 张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