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挥谈艺 纸上的戏、梦与人生

　　石挥离开我们已经60年了，今天的观众为什么还对这个人念念不忘？即便不认识他的人，只要看过他的电影，都会为之着迷。他的魅力从何而来？

　　话剧皇帝

　　那一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是看他的表演

　　不明就里的人， 初听“话剧皇帝”这个绰号会觉得有点怪，话剧为什么有皇帝？为什么是石挥。单论相貌，他作为演员的条件实在一般，五官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尤其是眼睛太小；因为腿部受过伤，他走路还有点瘸。生活中的石挥拓落不羁、不拘小节，一件衣服穿几年，他不怕同行笑话他；事实上，不止一人曾把石挥的破衣服写到文章里取笑他。石挥不爱修饰自己，连邻家的孩子都嫌他邋遢。如果你看过石挥的生活照，就会发现平素里的他其貌不扬，走在街上就是个“路人甲”。

　　然而，到了舞台上，他就可以瞬间光彩照人。一些老人后来谈到过石挥在舞台上的种种，他可以完全控制台上和台下。他的表演有一种魔力，让剧场鸦雀无声，他的一声轻叹也能传入最后一排观众的耳鼓，他会令在场的所有人觉得那一刻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着他的表演。他左右着观众的笑声和眼泪，哪怕戏再少，观众离开剧场还会想着他。石挥配得上做舞台的王者。

　　我们错过了他登台的时代。现在的观众想了解石挥，可以去看他的电影。石挥从影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只有11年，但他的名字在影史上永不褪色。他共参与了24部电影。其中不乏在一部作品中身兼多职，统计起来，参与表演的电影有18部，导演作品7部，编剧4部，担任制片1部，为译制影片（男主角）配音1部，为纪录片解说1部；他塑造的人物都不简单，仿佛总能让我们看到角色不凡的前史：《艳阳天》中的律师兼有书卷气和侠士风范；《我这一辈子》中旧社会警察狡黠中不失忠厚；《宋景诗》中僧格林沁的强硬气度和老谋深算；《关连长》中的解放军带着土地的气息，恰恰是抓住了最本质的特征；在《姊姊妹妹站起来》中，他饰演的流氓不仅是在外形上丑陋，更唤起观众内心对邪恶和阴暗的恐惧……

　　从40年代末开始，人们发现石挥不仅仅是一位难以复制的话剧电影双栖演员，更是一位天分极高的电影导演。他导演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天仙配》《鸡毛信》等在类型和题材上差距很大，但每部皆可传世，石挥的电影个性洋溢，成为中国电影人至今仍在仰望的经典。以他编导的第二部电影《我这一辈子》为例，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人文价值跨越时代，这部作品在剧本改编、表演、场面调度、剪辑、音响音乐等方面的贡献都值得精心研究，我建议电影学子们应该像解读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那样，逐个镜头地细读这部佳作，石挥驾驭电影语言的能力已超过了同代的很多导演。

　　硬性人格

　　在假话渐多的时代，拒绝随波逐流

　　认识石挥，还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去读石挥本人留下的文字。阅读石挥，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真”。

　　他敢说真话，无论是谈艺术，谈时政，抑或游历见闻、生活琐事，他敢于袒露真心，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石挥的小说写得也很精彩，他最擅长的是老北京胡同里大杂院儿里的故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石挥谈艺录·雾海夜航》里读到他写的小说《大李》《大杂院》《孔子以前没有孔子》，他把早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经历再现于纸上，那些令人无限留恋的旧时风景，带着宿命般的绝望，夹杂着卑微的幸福，以及古怪却可信的人物……真令人手不释卷。难怪老舍会成为他的莫逆之交，也难怪张爱玲嫉妒他的阅历丰富。1944年，张爱玲在文学杂志上公开撰文感叹：“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浪，哪一行都混过？”

　　石挥的文章不仅关乎电影和戏剧，他厌恶和警惕专制的政治制度，不满于“从来做文化运动总脱离不开政治上的束缚”，指出“世界上被人称颂着的功绩和伟业，十有八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惨事”。在杂文《戏》中，他慨叹：“（政治家）从来就不信文学会比政治更能发生直接的效能，同时也传统地认为政治高于一切，一切应该听从政治，文学只不过是政治的雇员……”他写于1949年之前的杂文多数谈论时政，比如声援昆明学生反内战“一二一”运动、抨击兵痞扰乱治安、讽刺政府救济政策、批评通货膨胀、争取戏剧自由等等，这些文章充满了斗志，“大都是些‘硬性文字’”，因为抨击“对收复区贪官污吏，政治腐败的畸形现象，攻击越围，结果乃以思想过激而”惹怒了当局，不久受到了“警告”，被迫“封笔”。

　　解放之后，石挥发表的文字不多，除了艺术类的专业文章，他的杂文主要发表在《新民报》晚刊的“生活散记”专栏。即便是这些小品文章，也在那个年代里隐隐地发出着不同的声音。比如在《给老太太们记上一功吧》里，他没有歌颂工农兵和英雄，而是对那些垂老的普通人平凡的付出致以少有的敬意；《有趣的大上海思想》不仅仅是有趣，而是提醒人们，居住的地域性差异有时也会带来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为孩子们祝福》在幽默之外，更多的是担忧，他告诉人们如何真正地善待孩子……石挥的随笔不是随便写的，他是有心的人。“有人不喜欢别人说真话，有人不允许别人说真话，有人不敢说真话，有人说了真话真吃了亏，有人说了假话反而得到尊重，于是乎真话逐渐少了，假话逐渐多了，这是我们新社会中极不应该有的现象，是一股逆流。” 这段文字来自石挥最后一篇杂文《东吴大将“假话”》，哪怕今天读起来，都会让某些人出汗。它彰显了石挥顽强地保持了一生的可敬人品与可爱个性。

　　书桌净土

　　将新鲜犀利的文字留给未来

　　1982年，魏绍昌先生主编的老版《石挥谈艺录》是藏书者们的挚爱，书中收录了石挥的19篇文章以及他的两篇译著。这本书就放在我的书桌前，虽然看过许多遍，我依然会习惯地翻阅它，黄佐临先生写进序言中的那段话时常落入眼帘：“（石挥）迷恋于戏，迷恋于艺术，在这方面他总是保持着一股孩子般的纯情”。

　　石挥痴迷于戏的程度令人匪夷所思，他不止一次连演几十场话剧，因为过度疲劳而晕倒在舞台上。石挥的“纯情”不是盲目的，他很早就确立了自己艺术创作的根基，那就是坚守创作一定要“由根起”，努力抓住人物的灵魂。别人看剧本忙于走位和背台词，石挥先去了解剧作家的历史，了解创作的背景，然后把握人物在故事中的位置，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人物的依据，再把所有的依据具象于动作神态甚至台词的语音语调中。他的作品不但外在真实，更有内在的严密逻辑。他有一种极其高明和复杂的技巧，能将现实中提炼的种种社会信息、性格特征浓缩在人物的所有细节中，让观众信以为真。石挥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留下的《〈秋海棠〉演出手记》《慕容天锡七十天记——从受胎·育成·产生·到灭亡》等文章的专业程度和关于表演经验的金玉之言令年轻演员们叹为观止甚至刻骨铭心，堪称演员塑造人物性格的圣经。

　　如果没有主编这套《石挥谈艺录》，我也想不到石挥写了那么多文章，现收录在三卷本里的共有140多篇；因为有些文章原刊流失，暂时无法集全，所以我可以肯定，他写下的还远不止这些。

　　“写作”对于石挥意味着什么呢？石挥的文字在那个时代很少得到别人的呼应，可能与他特殊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没有完全融入任何一个演艺人或文人的圈子，总是有意无意地摆脱着各种应酬和宰制。石挥虽有不少艺术上志趣相投的同好，却很少有在文字上能够与他惺惺相惜的伙伴。他的文字仿佛是留给未来的，今天的我们读到石挥的文章，仍然觉得新鲜和犀利。

　　石挥生活在动荡的年代，不满16岁时就参加了工作，在社会的底层看到了太多的“惨事”和“丑事”，他对人性之恶的记忆难以释怀，感叹“天时变换固属高深莫测，而人心险恶更难以捉摸”，甚至和黄宗江大谈“天下人都是王八蛋”。在创作时，他对于人性善恶的呈现都是经过内心千百次的锤炼，他抛弃所有的做作，不粉饰现实；他不为权贵所用、不为名利玷污。曾经，不堪而虚妄的生活现实让他难于找到“真实”的居处，舞台和银幕反而成为他表达真情实感的场域，而那张不大的书桌也是他保存和释放真我的净土。

　　从心里流淌出的真话永远值得阅读。整整一个甲子过去，留下石挥的文字，只为后人能够多读他，读懂他。

　　□李镇（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