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

　　汤敏有很多响亮的头衔，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中国经济50人成员……头发灰白的他，坐在咖啡馆里回顾一生时，仍把1977年看做命运改变的起点。

　　那一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25岁的汤敏如愿考上了武汉大学。

　　高考将这位南宁四中的数学老师，推进了大学校门。之后，他从数学系跨系学经济，留学美国，进入亚洲开发银行。汤敏因此称自己为“恢复高考的受益人”。

　　参加高考21年后的1998年，汤敏的名字再次和高考勾连。他为国谏言大学扩招，破解了大学录取率低的难题，被外界称为“中国高校扩招之父”；但后来因“毕业后失业”等社会现象，非议缠身。

　　临到退休，经济学家汤敏不退反进，带着一股“不服气”的劲头和这些年在经济领域的工作经验，一头又扎进了教育的池水。他试图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农村教育不公平的现象，阻断贫困的代际遗传。

　　【高考关键词】

　　统一命题

　　高考命题方式曾经过多次改变。

　　自1952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建立以后，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考试。1958年曾试行分省命题，但仅实施了一年，又回到全国统一命题方式。

　　1977年恢复高考后，受时间、教材、考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1977年高考不便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

　　到了1978年又实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时间，考生的各科考试成绩全部公布，招生制度进一步完善。

　　分省自主命题始于1989年，上海市率先进行自主命题试点。2004年，教育部要求11个省区市进行自主命题。2014年，全国高考共有来自国家考试中心和自主命题省区市共计16套命题。教育部决定从2015年起高考将逐步实行全国统一命题。

　　“最后一次机会”

　　新京报：高考前你在做什么？

　　汤敏：1971年，我高中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当了一名数学老师。

　　那时我只有18岁，只比我的学生大一点，有的学生长得成熟，比我更像老师。

　　最关键的是知识储备不够。我读初中时赶上文革刚开始，停课闹革命，基本没上学。高中只读了一年书，剩下的一年都在学工、学农、学军、拉练等等，后来又去插队。我没上过一天师范就直接当中学老师，感觉特别困难。

　　真的是“书到用时方恨少”，给学生上课心里都发虚，所以我对知识特别渴望。

　　新京报：上大学是你当时的理想吗？

　　汤敏：当时能从插队的农村回到城市就是最大的理想，当老师都算幸运的。

　　上大学想都不敢想，只有工农兵学员才有资格被群众推荐上大学，我们都够不上，连报名的机会都没有。

　　没有办法，只能自学，现买现卖。我全部的精力都用在怎么给学生上好课，每天拎着板凳听老教师讲课，然后山寨进我自己的课堂，边学边教。

　　新京报：你怎么知道恢复高考的消息的？当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汤敏：1977年10月，我带着学生在农村劳动，大喇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我非常激动，觉得机会来了。

　　让我觉得最奇妙的变化是学校的风气。在文革中，读书无用论对学生影响很大，老师很大的精力都在维持课堂秩序。高考的消息发表后，奇怪的是整个学校都安静下来了，班上的绝大部分学生开始认真看书。

　　1976年到1978年间，文革时“极左”的思想还没完全纠正，还讲“两个凡是”。恢复高考让全国人民都意识到，国家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的重新重视是真的，连原来认为不可能改变的工农兵上大学的方式都改过来了，消除了人们对改革的动摇和怀疑。

　　新京报：促使你参加高考的动力是什么？

　　汤敏：渴望学习。也有老教师劝我算了，能当老师在那时是很不错的工作。

　　但文革十年学业荒废，我当老师都觉得学识差得远，很单纯地就是想要把那十年失去的学习机会补回来。

　　按照当年广西的政策，报考大学的年龄上限是25岁。我那年24岁，意味着那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白天还得上课，我就晚上熬夜复习，真的是破釜沉舟的心态。

　　“追赶失去的十年”

　　新京报：大学四年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汤敏：最强烈的记忆还是学习的风气。11点熄灯以后，校园的路灯底下全是背英语的。我是进了大学才从A、B、C开始学英语。

　　当时的武汉大学在国内率先实行学分制，兴起了跨系学习的风气。我同时在数学系和经济系上课，一些同学也到生物、化学等系去听课。有同学大二开始就像现在的博导模式一样，一边上课一边跟着教授做专题研究。

　　那时文革刚结束，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我们一星期才吃一次肉。

　　新京报：高考对当年的你来说改变了命运，但是现在，高考对人生命运的转变还有那么大的作用吗？

　　汤敏：当然有，但相对那时来说，就业的机会没有那么多了。

　　可是，最近几年，我在农村地区做教育扶贫考察时，很多地方仍然对村里出了第一个大学生津津乐道，他们因为考大学就有可能在城市里工作，即使回乡工作也因为有了知识，可以做电商、科学种田，收入不比城里差。

　　你哪怕考上三本，相比没上大学的，未来还是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眼界和价值观都会发生改变，人生发展的道路会更宽阔。

　　当然，和现在的时代相比，高考已经不像我们那时候是唯一的命运转机。

　　新京报：有人认为国内各行各业的很多佼佼者都来自恢复高考后的那批大学生，作为其中一员，你怎么定义你们这代大学生？

　　汤敏：相比成就，我们更像铺路石或者探路者。当时人们对77、78级的学生寄托很大的希望。四十年过去了，这批人在各条战线上都是骨干。

　　但是，真正成大事的并不多。例如，诺贝尔级的大师没有出现。成功企业家也是79级以后的大学生更多。

　　我们更像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群人，让中国的改革开放能顺利推动，中国社会经济能平稳展开。

　　“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

　　新京报：你是经济学家，但1998年，你向国家提了“大学扩招”的建议被采纳，这是教育界的事，你为什么会给出建议？

　　汤敏：1998年正值亚洲金融危机，国家启动扩大内需，鼓励买车、买房。但那时经济下滑，下岗潮出现，人们手里有钱也不敢买。

　　我们发现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最大，那时考大学很难，家长砸锅卖铁也想让孩子上大学，我感同身受。

　　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18年里，发现我们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在高等教育上的差距很大。当年我国18-22岁的适龄青年入大学比例仅为4%，而印度是8%，菲律宾都在30%以上。我们的人均GDP都远高于这两个国家，凭什么我们入大学率如此之低？

　　在当时的背景下，高校扩招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突破口，也是教育的突破口。

　　新京报：但后来很多人把大学教育质量下降、毕业生就业难都归因于扩招，你也因此招致很多非议。

　　汤敏：我始终觉得扩招的方向没有错。它使大学招生从1998年的100万到现在招800万，让好几千万原来没机会上大学的孩子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如果当年不扩招，他们和下岗潮赶在一起，很多学生中学毕业就失业，更可怕的后果是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会更低。

　　扩招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与后面的教育改革没有跟上有关。

　　新京报：教育改革没跟上，具体指什么？

　　汤敏：例如贫困家庭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当时建议扩招时要有助学贷款设计，在收学费时，把助学金、奖学金做好等等。但是，由于当时的政策落实不下去，银行不愿意给学生提供助学贷款。

　　再例如，大规模扩招后，学生的就业会有一定的难处，政府要有政策应对。这些问题，后来都慢慢解决了。

　　对就业问题，我总是在说，扩招并没有扩出人来。这些孩子如果不上大学，初中毕业、高中毕业就得失业。在当时的情况下，上了大学后就业的机会还是多一些。

　　新京报：扩招也终结了上大学免费的历史，有人认为这导致穷人上不起大学，让高考失去了公平性。

　　汤敏：是每年招100万学生还是招800万学生会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容易上大学？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是中小学生义务教育免费，上大学是少数人受益，要收费。

　　但当时我国情况正好相反。中小学收费，大学反而免费。国家有限的教育资金，应该是先照顾中小学还是让大学免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应该用助学金、奖学金的方式来解决，而不应该是大学全免费，让富裕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搭便车。

　　新京报：当年在“大学扩招”上留有遗憾吗？

　　汤敏：我从不后悔建议大学扩招，那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大学扩招与任何改革一样，一定是有利有弊，但利远远大于弊。而且，随着改革与社会发展的深入，目前的这些弊病，也会得到改正。当然，如果当年扩招时配套的措施更强一些、落实得更及时一些，效果会更好。

　　“到农村才是雪中送炭”

　　新京报：你57岁时在亚洲开发银行提前退休，加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投身教育，你的初衷是什么？

　　汤敏：我几十年一直搞经济，但大多是理论与政策研究。2010年，我很想换种活法，想做一些我感兴趣但没尝试过的事情，从事教育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因教育受益太大。大的事情做不了，那我就做一些小事。

　　新京报：从研究理论的经济学家，投身做教育实践，最深切的体验是什么？

　　汤敏：难，进入教育后才发现这一行当的水之深、动之难，需求之大，改革之必要。

　　我想，这年头不是都在谈“跨界”吗？世界上很多事情就是外行做成的，比如网约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微信颠覆了通信运营商。我也斗胆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眼光，从一个教育业余爱好者的角度对教育来品头论足。

　　新京报：你的很多教育项目的实验都在农村进行，为什么如此关注农村？

　　汤敏：现在在城市做教育是锦上添花，到农村才是雪中送炭。中国教育问题在农村更为突出。

　　我们在贫困农村考察时，一些乡村学校硬件条件甚至比城市的还好。但是，教育不是桌椅板凳，最根本的是教师。农村的学校留不住好老师，优秀的老师也不愿意到农村去，教育质量提不上去，贫困还是会代际遗传。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汤敏：我举个我们试验的例子。四年前，我们与人大附中刘彭芝校长一起开始了一个称之为“双师教学”的试验。一个贫困地区学校的课堂，有两位老师：远端人大附中老师和当地乡村学校的现场教师。乡村学校学生通过互联网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

　　这一试验已在中西部十八个省份的130多个贫困地区乡村学校中进行。效果非常明显。中考成绩试验班比控制班平均整整高出了二十分。另外，乡村老师们每天都在听全国最优秀的老师讲课，和这些老师一起在QQ群中备课、答疑。几年下来，他们很多都成了当地的优秀教师。

　　新京报：你们那代人，感觉你们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很重？

　　汤敏：文革时的知识断层，让我们很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所以我们肯吃苦。

　　那代学生的家国情怀很重，很多在国外留学、工作的人，后来都选择回国。我毕业后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工作，原因之一就是能研究东南亚、中国的经济，希望能把经验带回到国内。

　　我们那代大学生都在克服各种困难追赶失去的十年，追赶我们和国外的差距。

　　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没有衣食之忧，能做点小事就很满足了。

　　【同题问答】

　　1

　　问：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几本书是什么？

　　答：那时候能读的书很少，当时我们那一代人看的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

　　在高考时，当年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讲陈景润攻克数学难题的故事，在全国引发了一阵学数学热，对我报数学系影响很大。那篇文章说，物理化学还有工科都需要实验设备，而数学就是一张纸、一支笔，中国人容易攀上世界高峰。

　　后来我学经济，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等诸多经济学书籍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最近的《人类简史》《未来简史》都很值得一读。

　　2

　　问：最深刻的高考记忆是什么？

　　答：当年11届的学生一起考试，考场刚好在我教书的教室，还和我教的学生一起考试，压力很大。

　　3

　　问：当年的高考有什么比较遗憾的事？　答：理化没学过，完全凭着感觉答的，只有数学比较自信，能考上武大都觉得比较意外和幸运。

　　4

　　问：还记得当时自己高考的分数吗？

　　答：我们那年好像没有公布分数。

　　5

　　问：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高考之后才明白的？　答：教育对人的改变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6

　　问：你高考时有座右铭吗，是什么？　答：没有，但有“破釜沉舟、最后一搏”的心态。

　　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 实习生 王双兴 闫娇

　　A14-A15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