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文明需要新故事支撑

　　近两年来，我常想：为何“大历史”（Big History）经营了几十年，出了数部专著，有了专门的教材，成立了国际大历史协会，有比尔·盖茨支持赞助的“大历史项目”在全世界普及大历史教育，甚至今年还正式出版了第一期的《大历史学刊》，却不及一个以色列青年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在两三年时间内通过《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两本畅销书制造出的学术和思想火爆呢？

　　学术界内外，前者都得到极高的评价，尤其是在中国，克里斯蒂安的“大历史”虽被已故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推到堪与牛顿和达尔文媲美（见《时间地图——大历史，130亿年前至今》序）的程度，却罕有真正的读者，更少相关的评述。同样是“大规模跨学科的史学研究”，却只有赫拉利被认为“就单枪匹马地做了这么件不可能的事，而且……做得不赖”。

　　五年前，我曾撰文探讨大历史“超越人类看人类”的优势与不足，指出其直接用科学线索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以及人内心中涌动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显得天真和乏力”。这可能正是大历史需要强力开拓的领域，而不只是局限在自然科学的范式内。因为无论如何，人不只是物质和能量的混合体，还有精神追求、思想探索、制度变革、技术创新，还有喜怒哀乐、幸福不满、虚构超越、毁灭沉沦，所有这些，或摹状，或探究，或批判，都是改变现实的动力源头。大历史学者亟须拓宽胸襟，更多、更系统地关注人在宇宙间的发展轨迹和命运，且能开展不同文明间丰富多彩、彼此受益的学术对话。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思想和忧虑，我与赫拉利展开了对话。这对“大历史”而言，可谓是首次。

　　大历史

　　1991年，美国历史学家大卫·克里斯蒂安在《为“大历史辩护”》一文中提出“大历史”这一概念。“大历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流派，将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多学科融合，并借助新的科学技术手段，讲述从宇宙起源至今的宏大历史。它的异军突起掀起全球范围内的大历史阅读潮。大历史游走在严肃与流行之间，有力地塑造着当代人的历史思维。

　　在此之前，中国读者更熟悉的“大历史”，其实是以汤因比、黄仁宇等历史学家所代表的宏观历史，即从宏观视角探寻世界发展的长线趋势与内在逻辑。

　　严格说来，赫拉利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虽视野宏阔，却不可归入“大历史”的范畴，但作者挥洒自如、独具特色，因大开大合的论述方式引发更广泛的关注与争议。

　　“大历史”缺少人类道德和生存意义的维度？

　　孙岳：由于视野宏阔，动辄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未来，所以也有人称您的《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为“大历史”。其实，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大历史”也有同样的追求。

　　我想你可能读过一些大历史的著作。大历史追根溯源，从自然科学所谓的宇宙起源“大爆炸”开始讲起，主要围绕“物质”、“能量”、“复杂度”等最根本的科学概念展开，发现整个历史（包括人类的历史）呈现出“复杂度不断提升”的总趋势，与热力学第二定律（又称“熵增定律”）相悖。人类能够对抗“熵增”，是因为能够通过科学文化等手段从自然界获取愈来愈多的能量，所以才能够不断保持甚至提升人类文明的复杂度而不至溃败（但这同时也增加了人类文明的脆弱性）。

　　大历史本质上属以（西方）“科学”为根基的叙事，虽然也有克里斯蒂安所谓的“现代创世神话”之说，甚至提出“集体知识”（Collective Learning）这样的借以区分人类与其他生命存在的本质，但这种新的试图凝聚人类的“神话”体系终归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或者说，“大历史”尚缺少人类道德和生存意义的维度。你对这种科学的历史叙事如何评价？

　　赫拉利：你说得对，大多数大历史著作都太过“唯物”（materialistic）了，并忽视了道德论题的维度。在我看来，大历史缺少了对人类幸福和不幸的深层次理解，而不思考这一问题就看不清人类的本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我在《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中既试图利用最新的科学发现，又努力廓清物质的变革如何为人类带来了幸福和不幸，并以此为基讲述人类的历史。比如，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究竟为人类带来更大更多的幸福吗？仅凭技术就能减少人类的不幸吗？二十一世纪的技术变革能够使人类更幸福吗？

　　人类的新故事以什么线索讲述？

　　孙岳：鉴于这一点，我很欣赏你所谓“文明乃故事所支撑”的说法。旧的故事没人相信了，也就不起作用了，所以一定要编造新故事。你想要编造的这个故事主要线索是什么？

　　赫拉利：人类当然需要一种新的故事，才有可能克服二十一世纪必须面对的诸多大问题。我还说不上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故事，不过迄今也还没有什么人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故事一定是全球故事、生态故事、述说人类幸福和不幸的故事，能让后人接着讲的故事。

　　之所以说是全球故事，是因为我们当今面对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全球性的，必须全球合作才有望解决。之所以是生态故事，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气候变化。除非我们将发展的生态背景考虑进去，我们将不可能从生态灾难中拯救人类和地球。故事必然要讲述人类的幸福与不幸，是因为这是全部真正伦理道德的基础。道德并非是要人服从某种想象中的天国上帝，道德的本质是要减少人类的不幸。故事还必须让后人能够接着讲，是因为我们现在对世界和人类还知之甚少，我们所讲的故事注定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

　　孙岳：我关于这点的认识是：对居间宇宙的人类，一切历史不过是如下几个核心观念的展开，即知、爱、律、序。知就是认识天地人（或自然与人类，包括个体与人类社会），有了知便有了相应的行动和发展方向；爱是人类得以生存、维系的另一主要机制，同时赋予人以生存的意义；律是服从由知所得的规律（law）并培养或贯彻爱的礼（ritual）；序是维持整体为继的机制，可以是宇宙整体的“熵增”，也可以是人类的“逆熵”而动，但若要持久二者必然要彼此趋于接近。其原理是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

　　赫拉利：俗语说，只有在细节中才能洞悉到魔鬼。究竟什么是知？什么是爱？哪里来的律？当然，我们大家都同意知和爱很重要，但不同的人对知和爱却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比如，基督教就将自己说成是“爱的宗教”，但它却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的宗教都更暴力、更富于压迫性。基督教以“爱”为名，在全世界残害了数以百万计的生灵，或对他者进行奴役。因此，我们在将信仰付诸此类抽象的概念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哪怕它是“爱”。

　　古代理想如今是否仍值得追求？

　　孙岳：与上个问题相关，中国古人提出了至今仍令国人怦然心动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而就个人（尤其是学者）而言，人生最值得追求的依然是张载“横渠四句”所描述的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赫拉利：这些当然是令人感奋的理想，但我们却不能因此小看我们面对的诸多困难的程度，我们还要当心切勿对过去从未存在过的某种历史抱有虚妄的幻想。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中国是战乱不断，剥削压迫与社会不平等盛行。孔子讲在他之前一个久远的年代曾是黄金盛世，但据当代考古发现可知，这一所谓的黄金盛世纯系子虚乌有。

　　怀旧有时是非常危险的。当今世界有不少人都幻想过去曾有过某种黄金时代。比如特朗普就许诺选民要“使美国再度伟大”，就好像20世纪80年代或50年代的美国真的很伟大似的。伊斯兰国（ISIS）的领袖们也许诺其追随者要建立一个类似7世纪那样的了不起的伊斯兰哈里发王国。在以色列，也有狂热的犹太教徒幻想回到更为久远的所谓圣经时代。所有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虚幻之想。

　　人类在21世纪面临史无前例的诸多挑战，而要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就必须清晰领悟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而不是幻想某种黄金盛世。我们当然可能从孔子等古代圣贤那里得到某种启发和智慧，但却不要因此陷入怀旧的虚幻。

　　撰文/特约学者 孙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