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王富仁 “知我者”走了，我还活着

　　中国有句古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两句话语出沉重，被学者钱理群用作两本书的书名。在他眼里，王富仁先生是他少有的“知我者”之一。他们都是学术界举足轻重的学者，是国内鲁迅研究领域的两面旗帜。

　　鲁迅逝世后，其形象被不断扭曲和重塑，或被神化，或被政治化，已远非鲁迅本身。上世纪80年代起，钱理群便和这位“知我者”共同致力于“回到鲁迅”，揭下鲁迅被附加的符号，回归到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文学家身上，继而坚守他的文化精神。

　　一路走来，他们在思想上“彼此搀扶”。直到2017年5月2日，搀扶者突然少了一位。这一天，王富仁因病去世，享年76岁。

　　回到鲁迅 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

　　我和富仁是同代人，不仅是因为我们年龄相当，我只比他大两岁，更因为我们都是“文革”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可以说我们是同时出现，更以相近的姿态，展现在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界的。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一炮打响，迅速得到学术界的承认，在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看来，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富仁也就成为新一代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富仁这篇博士论文的主要追求，如冲破将鲁迅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纳入政治革命的既定研究模式，努力揭示作为思想家与文学家统一的鲁迅的独特性，即“回到鲁迅”，同时又更关注鲁迅思想的独立创造性，并以鲁迅思想作为新时期思想启蒙的重要资源的高度自觉：这些，都是上世纪80年代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青年鲁迅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实际上形成了鲁迅研究、现代文学研究的新学派。这样，我们的学术研究，从一开始就成为80年代思想解放、思想启蒙的有机组成部分，富仁和我们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年一代中得到热烈的回响，其影响远远超过了学术界。

　　那时候，富仁在北师大讲鲁迅，我在北大讲鲁迅，还有很多朋友在其他高校讲鲁迅，我们都是把自己的教师使命，也是研究者的使命，定位为“做沟通鲁迅与当代青年的桥梁”，于是就有了我后来在回忆中所说的“‘我——学生——鲁迅’之间的精神的共鸣，生命的交融，那样心心相印的课堂气氛，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此后就很难重现了”。这或许有80年代特定时代的特殊性，确实很难重现；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精神，即学术研究的生命特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成果的接受者读者之间的“生命的交融”，是具有普遍性的，至少是构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派别，我称为“生命学派”的基本特征。而富仁正是这一学派的开创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但我们的成长也并非一帆风顺：富仁的博士论文具有显然的挑战性，在得到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引起一些学术同行的反感。富仁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后来以《鲁迅改变了我一生》为题在网上发表）时说，他因此卷入了漩涡之中，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这也是像他这样参与开创生命学派的学者的共同宿命：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感与批判性，注定了只能作为“异类”存在，并不断被“特别关照”。

　　并肩作战 当启蒙主义遭遇质疑

　　到上世纪90年代，我们这样具有浓郁启蒙主义色彩的研究，就遇到了更大的挑战。自称“新生代”的作家，迫不及待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骨头”，以开创“文学的新纪元”。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思想文化现象：在90年代的中国文坛学界，轮番走过各式各样的“主义”的鼓吹者，而且几乎是毫无例外地要以“批判鲁迅”为自己开路。

　　面对远比80年代单纯的启蒙主义复杂得多的90年代的政治、思想、文化生态，我感到极度的困惑：一方面，我自身思想的发展由80年代的单一启蒙主义进入“对历史、现实和自身的全面反思、反省”的怀疑主义，因此，对启蒙主义也有许多质疑；另一方面，我又必须与那些从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潮出发，对鲁迅和启蒙主义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划清界限。

　　虽然，我最终在鲁迅这里吸取了资源，强调“双重怀疑”：“对启蒙主义的怀疑，以及对‘启蒙主义怀疑’的怀疑”；但我还是陷入了犹豫不决的困境。这时候，是富仁以他所特有的坚定给了我当头棒喝：记得是1994年，我和富仁一起应邀到韩国进行学术交流，我一路都讲一个题目：《中国知识者的“想”“说”“写”的困惑》，这是我这一时期的怀疑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富仁听了以后，在我们两人单独相处时，即毫不含糊地、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质疑固然有道理，你也没有根本否定启蒙主义；但现在大家都在否定启蒙主义，你我两人即使明知其有问题也得坚持啊！”

　　我听了大为感动，这是提醒，更是相互激励：无论如何，在当代中国，必须坚持启蒙主义，即使只剩下富仁和我，我们都要坚守：这是时代、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在这刹那间，我觉得自己与富仁真正相识相知了，富仁这番“掏心窝子的话”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永恒记忆。

　　打破桎梏 学术规范不能成思想枷锁

　　我们还要共同面对学院学术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里的学术在“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帜下，日趋专业化与技术化。这本身自有其必然性和积极意义，但这样的学院规范发展到极端以后，就对富仁和我这样的多少保留民间野性的学者，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否定：我们的有主观生命投入的研究，被视为对“学术客观性”的冒犯；我们学术论述中很少引述西方时髦理论，以证明其正确性，我们自身的学术价值也变得可疑。富仁和我，就这样成了学院派学者中的“不守规矩者”和“异己者”。

　　坦白地说，我们自己对此虽感不快却并不在意（富仁性格比我刚烈，抗压力更强）；真正让我们感到纠结的，是当我们都当上教授、研究生导师，事实上被学院承认和接受以后，却感到了学院体制的束缚。我在1997年写的《我想骂人》的文章里就这样写道：“我担心与世隔绝的宁静、有必要与无必要的种种学术规范，会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与学术创造力和想象力，导致自我生命与学术的平庸与萎缩；我还忧虑于宁静生活的惰性会磨钝了我的思想与学术的锋芒，使我最终丧失了视为生命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惧于学者的地位与权威会使我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某种合谋与附庸”。

　　应该说，这样的危险，在9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陷阱；富仁和我是较早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并自觉试图挣脱而出的学者，这全靠鲁迅对我们的影响和启示。我在文章最后就是这样说的：“我内心深处，时时响起一种生命的呼唤：像鲁迅那样，冲出这宁静的院墙，‘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这是一个自我选择的重大调整，加强对现实的介入，同时追求更接近知识分子本性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境界。

　　自我完善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

　　此后十余年，富仁和我都步入老年。我发现，富仁的研究与写作，越来越具有“文化守夜人”的意味——这是富仁提出的概念，他曾写有《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一书，现在他自己也在为中华民族文化（“新国学”）守夜，为鲁迅文化守夜：在不断发表关于“新国学”的长篇力作的同时，还写出了《中国需要鲁迅》这样的专著：他也在“接着鲁迅往下做”。

　　我自己，在把研究的重心转向更具历史与现实批判性的当代政治、思想文化研究的同时，也在更自觉地坚守鲁迅思想文化阵地。就像我在《鲁迅与当代中国》“后记”里所说，几十年来，富仁和我，以及我们的相知者，“从来不为（鲁迅的）批判者的高论、喧嚣所动，依然我行我素，以鲁迅的韧性精神，到处讲鲁迅，一有机会就讲鲁迅，乐此而不疲”。我们如此执着、固执地坚守，许多人是不理解的，我们经常遇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质疑。

　　富仁在《中国需要鲁迅》里说：“我可以断言，在今后二十年内，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鲁迅将赢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他的价值和意义，也将表现得更加鲜明和充分”，这是代表我们的共识的。而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今天，许多人在面对和思考当下中国现实时，都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仅有体制的根源，也还有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我们这些鲁迅精神和文化的坚守者，既不断受到质疑，但在根本上又不是孤独的，而且我们又是彼此搀扶的。

　　现在，富仁走了，我还活着。我早就说过，活着就是为了最后完成和完善自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守鲁迅的精神与文化。现在，这又成了“幸存者的责任”。我还会这样继续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