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时代，普通人的常识感从何而来？

　　1996年，《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在美国出版，引发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期刊《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评价道：“这清楚地表明一个新的中国研究领军人物开始踏入该领域。”

　　该书的作者叫阎云翔，这只是他以人类学家的视角反观中国社会的开端。2005年，他凭借《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获得“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评委会在颁奖词中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东北，阎云翔教授曾在当地某村庄做了7年农民，并于1989年以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身份回到了那里。他以当地人的视角描绘出普通村民丰富、细腻又微妙多变的精神世界……”

　　普通人如何生活？他们为什么这样生活？怎样才叫“活得像个人样”？从初涉人类学开始，到如今成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化人类学终身教授，阎云翔始终对有血有肉的个体，以及这些个体具体而多变的生活本身，保持密切关注。

　　从逃荒者到北大校园

　　“我有能力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1971年夏，为了逃避饥饿，17岁的阎云翔告别父母弟妹，捏着2毛钱的站台票，从老家山东德州地区的临邑县登上一列开往东北的列车，开始了逃亡者的生活。因为无票乘车，他沿途被收容了两次，收容所里不仅要干活，新人还要挨着尿桶睡，但阎云翔挺高兴，“因为红高粱饭可以随便吃，走到哪里不是吃饭啊”。

　　他想在黑龙江省双城县一个叫下岬村的地方留下定居。村民们为是否收留一个外省青年发生了激烈争吵，但最终还是收留了他。从17岁到24岁，阎云翔在这里度过七年的青春时光，考过民办教员、代课老师，应征过兵，但因为“出身不好”，哪怕表现再出色，所有向上流动的机会都和他绝缘。

　　1977年恢复高考，他没有立刻复习，因为不相信自己能去参加考试，更不相信会被录取。直到听说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考分合格也上了大学，这才受到鼓舞。在村里，不干农活意味着不能挣工分，秋后分不到口粮，下一年就要挨饿，阎云翔心一横，整整六个月，没下地干活，专心复习。他不断对自己说：没关系，肯定能考得上。

　　整个村子找不到一个上过大学的人，也没人能告诉他大学专业是什么意思。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填报了文学专业，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第十志愿是双城县师范学校，“天上地下都有了，可以离开村子了”。

　　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后，村里人对他说：你小子可是命运大转变。阎云翔当时只知道考上大学意味着不用再干繁重的农活，并不理解命运转变的真实含义。如今，回望在下岬村的七年，阎云翔才发觉，这段经历最宝贵的赐予，是使他有了“普通人的常识感”，“这对从事社会研究的人非常重要”。

　　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各种新观念和新思想通过文学作品的译介涌入高校。在北大，学生们如饥似渴地读书，食堂里、路灯下、熄灯后的宿舍里，到处都有打着手电筒看书的学生，阎云翔也是其中之一。“像一块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最终产生了一种几乎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变”。将近四十年后，重忆起那段日子，他脑海里隐约浮现的，是从罗曼·罗兰的小说中读到的画面，约翰·克利斯朵夫独自一人站在山顶，面对整个世界。

　　他日后到美国，观察到美国人喜爱独自一人登山远足，享受站在山顶俯瞰的感觉，才恍然：“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很等级化的，我越登越高，整个世界在我脚下；而美国人登山，则是攀上山顶后，证明我有能力独自面对整个世界。”

　　正是这个多年后才悟到的差别，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挥之不去的画面暗合，让阎云翔之后一直对西方古典个体主义兴味浓厚。

　　从哈佛重返村庄

　　“学术研究仅仅是智力游戏吗？”

　　“文学总是和社会生活隔了一层，和我感兴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隔更远。”本科毕业后，阎云翔在研究生阶段选择了民俗学和神话学，留校工作一年半以后，1986年，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在哈佛，阎云翔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语言上，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上课听不懂，只能不断掐大腿来让自己别睡着；思维方式上，他第一次从中国传统式的、人文学科的思维方式，转向西方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此外，他花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了解美国校园关心哪些事。刚来哈佛时，他在校园里看见学生游行，就兴高采烈地加入，举着别人发给他的粉色气球。事后他才知道，这场游行关于同性恋权利。“这样的事也值得示威游行？”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有更重大、更基本的关于自由、公平和权利的议题，而身份政治尚未纳入讨论。阎云翔“提早”见证了未来。

　　来哈佛第二年，阎云翔选修了一位土耳其教授的阅读课，读列维-斯特劳斯的九本专著。啃完这些大部头之后，他发现自己虽然还是读不懂，却能读懂别人了。阅读课结束，教授对他说：你终于能听懂我和你讲的话了。话是听懂了，但阎云翔依然困惑，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通过构建一个几乎完美无缺的模型，囊括全世界各个文化模式的核心结构。“如果一个学者的研究，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到最终的目的都是智力游戏的话，那它真正的意义何在？”阎云翔反问教授。

　　作为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阎云翔承认自己“先天无法摆脱”学术研究应当有其现实意义的影响，不可能是纯粹的智力游戏，“我的学术研究不是直接地用于社会改造或变迁，应该是在智力层面做好分析，对于从事应用性工作的人有所启发或发掘出新的意义，这就是价值”。

　　博士论文委员会的几位导师中，社会人类学家华琛（James Watson）所讲述的人类学方法论和对于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理解，医药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对于伦理体系和道德体系的关怀，以及始终坚信“中国个案具有普世意义”的考古学教授张光直先生，都让阎云翔受益匪浅。

　　1987年到1988年，阎云翔想以某个村落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国社会的文化人格。为了给这篇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选地点，阎云翔跑了几个陌生的村子，却始终找不到感觉。1989年，时隔11年，35岁的阎云翔首次重返下岬村。此后的28年间，他13次回访下岬村，那里的风土人情为他的学术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养料。

　　《礼物的流动》（1996）围绕村民们通过随礼与互惠而建立起来的以面子、人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礼俗文化和文化人格，讨论下岬村村民怎么做人，以及这样做人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正是这本书，使阎云翔在美国人类学界崭露头角。《私人生活的变革》（2003）则探讨了社会主义改造前后下岬村的嬗变，试图回答“在今天，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人”，以下岬村为研究对象，关注公共生活的衰落、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公德心的匮乏等现象。

　　“很不幸的是，我在这本书观察到的很多现象，在整个中国的范围内，当时是普遍存在的，推至今天，这个趋势不幸依然存在。”十几年的时间虽然证实了自己当初的观察，阎云翔却有些沮丧。和三十年前的“列维-斯特劳斯之惑”一样，他知道，自己必须在理论和应用、观察者和经历者之间努力保持平衡。

　　正如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在一篇书评中所写：“如果不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我们很难设想阎云翔的山东老家与美国、下岬村与哈佛大学、流浪汉与‘列文森奖’获得者会有什么联系。因为要追寻一部文化人类学典范文本的产生轨迹，我们便不能不注意这些令人匪夷所思因素的内在逻辑。”

　　而在阎云翔自己看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自己都是不折不扣的边缘人。“从事人类学研究，边缘人正好给了我观察者的角度，我挺欣赏这个边缘化的位置。”他说。

　　列文森奖

　　又名李文森奖，全称“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是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为纪念中国近代史研究巨擘Joseph R. Levenson而设立的，奖励在美国出版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做出极大贡献的杰出学术著作，从1987年开始颁发，按照研究内容分属20世纪之前和之后，每年颁发给2部著作。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