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1)

　　无论是作为人类学学者的学术研究，还是作为个体的时代观察，阎云翔一直试图从不同角度思考“做人”这个主题，特别是“做人的尊严问题”。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私人生活及其变迁，到转向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除了长期进行田野研究的黑龙江下岬村之外，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亲身经历，都成为他观察和思考当下这个时代的重要资源。以“个体化”为主要学术视角，围绕最核心也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话题：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阎云翔一直没有停止他的研究和思考。

　　个体化转型

　　中国式个体主义形成新挑战

　　新京报：《私人生活的变革》提出了一个当时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什么“冲决网罗，告别祖荫”的私人生活的变革并没有导致独立、自立、自主的个人之崛起？这个问题在近十年间是否有了答案？

　　阎云翔：只能说有了初步的思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假设是错误的。所谓“网罗”，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指涉的旧传统、封建文化、家庭给个体带来的束缚。当时的假设是，一旦冲出来，就有了崭新的独立的个体。这种假设是建筑在普适性的个体定义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社会文化中都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当时那代人假设的“个体”是他们主要通过阅读而得知的，近代西方出现的那种个体主义下成长起来的个体。而中国社会的个体不是那样的。即使完成了那些社会转型，“冲决网罗”之后，涌现出来的新的个体也不可能是独立自主的西方式的个体。那么会是什么样的个体呢？这是我正在进行的研究所探讨的问题。

　　新京报：继《私人生活的变革》之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一书中阐释了新的中国式“个体主义”。改革开放后，在人人都追寻现代化的过程中，新的个体主义也随之兴起，它新在哪里？

　　阎云翔：我们正在经历的现代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启蒙观念缺席的现代化转型。

　　近代西方的现代性的核心之一，是个体取代上帝成为新的宇宙中心。人类历史很长一段时期内，个体在所有社会文化中都是受压抑的，现代性提出了个体权利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现代性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在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出现了古典的个体主义，强调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对称，即对于个体而言，有一分权利就有一分义务；同时也强调你所拥有的权利义务和别人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在启蒙观念缺席的情况下，这两点可能随之缺席。这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个体化转型中出现的情况。

　　“新的个体主义”之新还在于它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消费主义浪潮推动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个体主义有了新特点：第一，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称的，我们流行的个体主义话语中，都只讲权利，不讲义务。而这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权利意识的增强，义务意识的衰落。第二，我们的个体主义是一种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讲的“自我中心主义”——不承认他人具有同等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讲权利扩张时，往往会侵害他人的权利，同时在意识层面，忽略他人具有同等的权利。以至于任何伸张个人权利的行动，都有可能会侵犯他人的权利。个体利益发生冲突之后，缺乏一个新的同时承认双方权利的协调机制。

　　因此，新的中国式的个体主义具有解放作用的同时，也形成了很多挑战，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近年来的“医闹”和医患关系问题。在报道中，医方和患方都有各自的道理，每一方都要求对方尊重“我”的尊严。但是没有意识到他人具有同样的个体尊严的权利。这个道理讲清楚，很多问题可以更好地解决。如果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强的讨论意识，接下来就是公德心（civility）的问题了。

　　新京报：新作《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目前进展如何，要解决哪些问题？

　　阎云翔：这本书我吵吵嚷嚷将近十年之久，至今仍然是半成品，成为我的尴尬。不过，我不断做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拓宽自己的思路，修正某些观点，改正某些错误认识，也有某些新的发现和体会。这个漫长的仍在进行中的写作过程还是蛮有趣，颇享受的。我还发现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年龄可能是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人的年龄越大、经历越多、学术积累越深，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把握就越好，对问题分析和阐发的自由度也会相应增强。这本书从道德变迁的角度提出了两个核心概念：第一是社会的个体化转型的大背景。几乎所有价值观的转变，都是以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为背景的。学界对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有比较准确的研究，但对于社会转型，没有准确的方式去概括。我认为个体化便是观察总结社会转型的方式之一。第二是关于“做人”的探讨。伴随道德观的变迁，在日益个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如何完成做人这个几乎贯穿我们一生的重大任务？《德行的尴尬》试图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

　　新京报：长期生活在美国这个个体自由和自主程度较高的社会，反观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和发现？

　　阎云翔：你这个假设的前提很重要。所谓学术研究中的个体自由，就是不受当今学界流行理论和时髦议题的影响。我周围的人在讲某件事，我想关心就关心，不想关心就可以不关心。而所谓自主程度，则是你在设想自己的研究时，没有任何其他因素干扰你。与此相关的是，我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在中国是，在美国也是。从事人类学研究，边缘人正好给了我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我挺欣赏这个边缘化的位置。

　　道德变迁

　　我们经历的是道德转型而非危机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人的尊严问题”？其间主要有怎样的观察和发现？从关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和私人生活变迁，到关注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阎云翔：我一向主张如何做人其实是人类学关心的核心议题之一。如果说社会学的核心议题是一个社会如何成为可能，以及社会的运转和维系、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人类学关心的便是在社会的背景下，作为个体的、社会的人是怎样形成的，就是所谓人的文化建构问题。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来讲，就是“做人”问题。我关注的，就是最核心的、最朴素的人类学的基本问题：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文化建构问题。

　　至于说我在研究中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这可能是顺理成章吧。从具体的社会现象入手，到跳出个案的经验式研究，做抽象的观察和分析，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学者，应该有这种从具体的个案研究，向宏观研究发展的变化过程。

　　我在UCLA负责教一年级博士研究生的基础理论课，集中阅读讨论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著作。我经常与学生分享的一点观察是：这三位大师研究的都是宏观问题，都有丰富的社会想象力；而当代的学术研究训练却在扼杀这种想象力。所以我告诉他们，你刚进学校时感兴趣的那些问题非常重要，接下来的学术训练有可能会让你忘记那些问题，进入非常技术化的思维模式。这是当代学术一个非常可悲的变化。年轻学者应该努力得到特别好的学术训练，在方法论上和经验研究方面尽量做到无懈可击；同时千万不要丢失自己的想象力。初学者最初关注的问题，很可能是非常鲜活的、具有创造性的问题。比如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问题，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很关心。31年后，我仍然在做这个题目。这么多年，我还没有忘记。

　　新京报：就你的观察来看，中国社会的道德生态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

　　阎云翔：中国社会变得多元化，人们的价值观也随之多元化；但同时，人们习惯于单一的道德标准的文化习惯没有改变。凡是自己看不惯的，就轻易地判断为“道德沦丧”或“道德滑坡”，导致有些现象因人的价值观、社会阶层、阶级文化、立场而异。这些有争议的道德行为很可能随时间推移，变成可以接受的正面的道德行为，例如个体的性取向问题。而另外一些传统的文化习惯或者行为方式通过争议却变成负面的、不能接受的行为。比如，虐待

　　（下转B04版）

　　B03-B04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