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痛苦是暂时的(2)

　　（上接B03版）

　　小动物在30年以前不是道德问题，小孩子无聊，抓一只小动物玩，没有人会把它和道德联系在一起，因为动物保护主义和同理心的发展，新的道德价值观出现，虐待动物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另一个例子就是家暴，特别是男性对女性的家暴。这在过去是无可厚非的，在中国某些地方，认为打老婆不但正常而且很有必要，是男性气概的表现之一。现在人们不会认为打老婆是正当的行为了。

　　新京报：作为长期关注中国伦理问题的人类学家，你如何看待近年来网络上的“道德批判”？如何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道德转型？

　　阎云翔：我觉得待人严待己宽是人性特点之一。我们通常都是看别人的时候标准高，因此道德批评都是针对别人的，很少有人反思自己处在这种状况下会怎样做。“小乐乐事件”后，网上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那18个路过的人，你会救小乐乐吗？——这是很正面的灵魂拷问式的反思，把自己置于他人的位置上考虑，而不是单向度地对他人进行道德批判。

　　当然，道德批判本身也是一种正面的社会现象，至少过去我们没有意识到很多事件具有道德上的负面含义。比如，对外地人的歧视，很多人将其归纳为“道德沦丧”的现象之一。对外地人的歧视是和熟人社会直接相关的，在任何一个熟人社会，都会有对外来者某种意义上的歧视。如果往前追溯人类历史，对于自己所不了解的“异社会”，我们甚至不认为那是人的社会，而是半人半兽的。这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相当普遍。我们将对外地人的歧视视作不道德，这本身是比较正面的道德反思。如果这么看，我们这些年出现的，并不仅仅是所谓“道德沦丧”的单方面发展，还有很多新出现的更加健康的道德行为和价值观。所以我坚持说，这是一种比较剧烈的、痛苦的道德转型，而不是道德危机问题。

　　时代观察

　　大众媒体带给人的是不现实的花花世界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年轻人与父母关系方面的研究？有哪些观察和发现？

　　阎云翔：在中国文化中，代际关系是特别核心的社会关系，也是社会转型特别重要的风向标，借此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变化趋向。例如，我在201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讲80后一代的离婚问题。我发现有相当高比例的离婚个案是父母介入甚至包办而造成的。从什么时候开始，父母包办婚姻，变成父母包办离婚？为什么年轻人能接受、容忍父母处理自己的离婚问题？如果在私人生活中，把这么重要的私人生活问题交给别人来处理，那么在公共生活中，是不是会把自己重要的权利，让渡给更有能力和权威的机构来处理？如此思考，你就会发现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其实不仅相通而且相互作用，代际关系变化的内涵远远超出家庭生活的范围。

　　新京报：如今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中，流行着“丧”的说法，最近两年媒体盛行“逃离北上广”，“感觉身体被掏空”等类似的表达。和过去相比，为什么当下的年轻人这么容易失望和沮丧？

　　阎云翔：很多学者将这个问题归结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渠道的减少，这很有道理，但是还不够全面。和上世纪80年代比，这个观察是准确的。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遍地是机会、人人都可以通过社会流动而迅速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的趋势，就逐渐缓慢下来了。但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流动机会貌似不断增加、社会结构几乎完全开放并非社会生活的常态，只有在社会发生革命性变化、原有结构被颠覆时才可能出现，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或者改革开放初始阶段。但是，大众媒体展现给我们的却永远是人人可以实现梦想的花花世界。非现实的世界离我们如此之近，但是达到那个世界的路又如此之远，从那里得来的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希望往往无法实现，以至于对很多人来讲越来越不可能。这也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失望甚至绝望。

　　新京报：成功焦虑、年龄焦虑在当下十分普遍，尤其是在青年和中年人当中。似乎人们追求的所谓“成功”或“意义”的标准，窄化为房子、车子、票子。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焦虑从何而来？

　　阎云翔：如果我们经历过启蒙运动的洗礼，以平等观念顶替等级观念，我们可能会有另外的看法：我作为个体，我的存在应该是目的，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如果我把我的存在当做目的，那么我的存在可能、也可以和其他人的存在采取不一样的形式。我们现在的人活得那么难，压力这么大，是因为我们总在攀比。人家有的，我都得有。人家有的这些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关心的不是目的，关心的是这些把自己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攀比和竞争；如果别人家有两辆车，我只有一辆车，我就不幸福，我必须加倍努力，为第二辆车而奋斗。如此循环往复，生活压力只会不断增加。

　　这就涉及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而活？在过去，和80后、90后相比，50后、60后的付出比回报和压力都多得多。但对个人的压力造成的结果而言，可能并没有像现在年轻人感受得那么强烈。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传统中国，个体是为一个由祖先形成的集体而活，人生的目的便是光宗耀祖。1949年后，这个集体变成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更加抽象、但内涵性更丰富的存在；这样使得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有了更多的意义。其结果是：他们的回报是延迟的回报，虽然现在得不到，但是以后仍有希望。这使得人们不那么重视当时个体所感受到的压力。相比之下，现代人也没有真正为自己而活。现代人的“为别人活”中的“别人”是高度个体化的别人，就是攀比的对象。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完全被窄化为物质，而不是祖先或理想那种抽象的意识形态上的意义。现在的为别人活，是通过个体化的方式，要求的是即刻的满足（instant gratification），而不是延缓的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没有人把希望放在将来，因为将来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如果达不到即时的满足，我们就非常沮丧。

　　新京报：从长远来看，随着个体化转型不断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为自己而活”是否可能？

　　阎云翔：达到近代西方那种古典个体主义的“为个体而活”，视个体为目的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我觉得不太可能。中西方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别。我们作为中国文化中的个体，就是通过和其他人的关系来界定的，没有了社会关系，也就没有了自我。换言之，我们不太可能将个体视为目的本身。但是，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恰恰建立在个体为宇宙之核心的观念之上，反对将个体视为达到某种目的之手段。我们便落入左右为难的纠结状态，即我所说的中国式个体化。如果你碰巧处在这个纠结状态，这一两代人的感受会很强烈。但是我相信，这种个体化转型带来的纠结状态是暂时的。我们会摸索出一条路，找到不改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同时又能应对新的、不可阻挡的全球性的个体化变化趋势挑战的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我们仍然是关系定义中的个体，又为个体的存在发展出足够的空间，在个体是作为目的还是手段之间，找到比较好的平衡。

　　【延伸阅读】

　　《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

　　作者：（法）路易·迪蒙

　　版本：译林出版社 2014年10月

　　从基督教最初发源的年代开始，探讨了西方个体主义的成因。

　　《公与私：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

　　作者：黄克武/张哲嘉 主编

　　版本:中研院近史所 2000年12月

　　从近世中国公私观念的常与变、个体和群体的统合与独立、情感、性别与公私等角度切入，观察近代中国公私领域之嬗变。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作者：赵园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从“父子”“夫妇”等家庭关系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