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虚无与焦虑之间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文化热”。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所有人对世界都怀有好奇。刚刚步入大学的学生们对西方思想趋之若鹜，拼命从中汲取营养，有些现在看似高深的哲学命题，却是当时学生们每天挂在嘴边的热词。

　　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即弑父学说就是其中之一，据说《图腾与禁忌》发行十几万册。以弑父学说为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是其中的代表，书中孙隆基以80年代常见的文化对比方式，认为西方是“弑父文化”，而中国是“杀子文化”。

　　那个时候，弑父情结似乎成了中国人对西方伦理关系的总结性认知。但近期北京大学吴飞教授新书《人伦的“解体”：形质论传统中的家国焦虑》却告诉大家，中国人所认为的西方“弑父文化”其实是虚假的，西方人早就将其推翻。

　　与此相关联的，中国人从小在课本上学到的诸如母权社会、乱伦禁忌等学说，其实在西方的思想里面也早没有人再接受了。

　　从人伦问题出发的学术研究

　　吴飞早年曾做基督教研究，后以两部田野调查的社会学著作《自杀作为中国问题》和《浮生取义》而走入公众视野。现在，他又将精力放在中国传统礼制秩序。吴飞说，他的研究焦点其实一直放在人伦问题及其背后所涉及的哲学理论。研究自杀是现实关怀，基督教研究追寻现在形态的根源，《人伦的“解体”》则是将现在的问题与古代的问题进行对照。正如吴飞在后记中说：“自杀研究帮我确定了总体的学术取向，基督教研究帮我窥见了西方思想古今质变的脉络，本书中的人伦研究则可能会开启我以后思考的核心问题。”

　　吴飞首先注意到，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的人伦批判都受到西方观念的影响，不论是谭嗣同的“以仁黜礼”，将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看成是荼毒人类灵魂的刽子手；还是1906年清廷发生的礼礼之争，认为新的学习西方的法律破坏了以礼教为核心的亲亲尊尊原则。

　　著名史学家林毓生在《20世纪中国反传统思潮于中式乌托邦主义》中强调，随着近代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在西方文明冲击下解体，追求富强成为最紧迫的事情。他们学习西方，“以实效性中西对比、黑白二分的视角来衡量中西政制于传统”，其中潜伏着反传统主义的倾向。西方文化在一群激进的知识分子眼中，似乎成了变动不居的普遍真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西方思想理论所产生的语境，更没有注意到其思想变化的过程，只是一味地截取片段，用其批驳中国传统秩序。

　　母权神话背后的现实关怀

　　吴飞在本书中选取了西方人所关注的有关伦理道德起源的三个核心命题——母权社会的神话、乱伦禁忌和弑父情节，通过对它们的梳理，还原西方人所关心的真正问题意识及其背后的现实需求。

　　其中，母权神话是对中国影响最深的一个讨论。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相信人类社会里存在着母系神话，将其看成是早期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其实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大多数人类学家已经不再相信母系论神话了，以达尔文所代表的进化论也成为了一个颇为可疑的理论。

　　为何人类初期的母系社会成为近代西方思想家所热衷讨论的对象？看上去毫不相关的问题，如何构成近代思想家伦理争论的焦点？其实，这是本书所叙述的核心问题。讨论这一问题与当时西方对现实的关怀有着巨大的关系。自从1861年瑞士法学家巴霍芬发表《母权制》以来，支持母系论的人都坚持认为，母权社会是一个人类更接近自然状态的时代，是人类美好社会的一个原型。在他们看来，不搞清楚母权时代人类的生存状态，就无法说明父权制和家庭的起源问题，也无法揭示近代西方文明所遭遇的危机。

　　一方面，近代西方人希望通过建立自然状态解放被禁锢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希望确立自己文明的独特性。母权社会恰恰证明了西方早期的自然状态——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形态产生，并根据进化论的思想，证明后来父权制其实是对它的一个超越。

　　吴飞在书中还谈到了霍布斯。霍布斯从母权社会的思想之中，发现了人类之间建立契约的可能性——母权时代，因为知母不知父，只有母亲养育子女，这其实就是一种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契约关系。虽然霍布斯对母权时代的自然状态只是做了一个理论上的假设，但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假设的出现，让人类学家开始不断收集材料，以此证明它的真实性。

　　从乱伦禁忌到政治学的讨论

　　如果母权时代的自然状态建立了契约关系，代表着人类最美好的自然状态，那么后来社会发展出来的父权制又该如何解释呢？在进化论者看来，这不应该是一个倒退。

　　由此，西方思想家们通过对神话的梳理，认为父权制体现的是一种精神性的发展。他们将母权制时代，以生育维系儿子与母亲关系的原则看成自然现象，而父权制则是对此在精神上的超越，“母权意味着人类文化的自然基础，父权意味着精神性的成熟和充分实现”，“父爱使人类挣脱了物质主义的枷锁，将眼睛望向天空”。

　　作为一脉相承的问题，西方思想家就不得不讨论乱伦禁忌和弑父。这两者其实都是对母权社会及其发展进行的部分诠释。因为母权社会是以部落为单位，是一种内婚制，人与人之间的婚姻关系都在部落内部完成，这必将出现亲属之间的婚姻关系，即乱伦。但达尔文以来的研究再次证明，乱伦的现象根本没有在现实中发生，只是这些思想家们的一厢情愿。

　　弗洛伊德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即人类在潜意识中都有“弑父”的本能。后来，随着文明的兴起，当然也基于现实——进化论或者优生的考虑，弗洛伊德认为，虽然乱伦的行为被压制住了，人类开始了出现了以家庭为代表的文明形态。但在人深层的心理结构中，这种情感依然存在。这种情感在文明的教化作用之下，会让儿子内心产生愧疚和后悔之情。他们由此要拼命对这种冲动进行克制，并在形式上产生与父亲和解。弗洛伊德认为，希腊时期发端的民主制就是在这种和解的过程中产生了。

　　正如在讨论母权时代时人们所认为的，君主或父权其实是人们精神上的依赖，在这里，家庭与城邦在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同构。

　　近代西方思想家对这三个命题的梳理，是要证明契约关系、民主制度和城邦的出现是自然形成的，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近代以来民主制度的转变，现代化的发生，也是与其一脉相承，至于是否真实地存在母权社会、乱伦的时代，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

　　吴飞试图在本书说明，近代中国人所接受的这些伦理起源都是被文化建构出来的，西方人对其有着现实的考虑，用以反对当时西方所面临的社会转型。中国却将其全盘接受，并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开始形成的伦理危机。

　　自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念深入人心，在近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危机意识影响下，激进的个人主义猝然形成。三纲五常、儒家义理、家庭宗族都成了封建腐朽的代名词，被进步青年扫进了历史的尘埃。

　　100年后，当下的中国已经没有救亡的压力。当面对文化、伦理秩序重建的时候，却骤然发现，这种重建举步维艰。中国人的人伦关系遭遇了空前的危机，人与人之间虚伪的关系随处可见，社会上道德堕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做事不讲规则，不择手段，子女不孝顺父母，父母不尊重子女的事件充斥在媒体的报道之中。我们应该思考，在现代文明下，人伦关系该如何重新找到妥当的位置。

　　这是一个文明空前发达的社会，但人类生活的一些方面却回到了混同于禽兽的状态。其实根本的原因是，这种进步是在文明与自然高度分裂的状态下达到的。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分裂，在精神性创造达到极其崇高的境界之时，那些固守尘世生活的人们似乎显得尤其粗鄙和庸俗。本来是为了淳化道德、敦厚人情的礼节，现在却显得极其虚伪、平庸、装腔作势、俗不可耐。 ——《人伦的“解体”》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