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有知识和理性是不够的

　　1962年3月，46岁的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因心脏病发作猝然离世，此时距他最重要的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问世不过三年。2017年，也是3月，《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第三个中译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米尔斯文集”的首卷推出——在此之前，台湾的巨流出版公司和大陆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已经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出版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中译本。此外，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社会学的想象力》还被陆续译成德、法、日、意等十几种文字，成为这门学科的经典文献。作者的生命在作品中得到延续，英年早逝的米尔斯为这句话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比，非社会学专业的普通读者可能更熟悉的是米尔斯的另外两本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权力精英》。前者所描摹的是美国中产白领的心灵肖像，他们战战兢兢走上历史舞台，在现代科层体制的支配下焦虑而淡漠地生存，不免让普遍缺乏安全感的中国中产阶级心有戚戚焉；后者对公司富豪、军界领袖与政治大佬三位一体的支配体系加以揭示，对权力精英“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给予批判，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的政治生活提供许多洞察。1956年《权力精英》出版时，米尔斯曾在书中揶揄权力精英的修养和趣味江河日下：“1783年的乔治·华盛顿以阅读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洛克的《人类理解力论》来放松自己，而艾森豪威尔则靠牛仔故事和侦探小说。”写这话的时候，米尔斯一定不会料到，六十年后一位趣味更加“出众”的地产大亨会走进白宫，坐上了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曾坐过的地方。

　　《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白领》和《权力精英》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说《白领》和《权力精英》是对美国社会的经验考察，那么《社会学的想象力》则是从社会理论的层面解释了现实何以至此，社会学家在这样的“大众社会”又当如何作为。

　　特立独行

　　挑战主流社会学

　　《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初问世时，米尔斯已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担任了十余年的社会学教席。在米尔斯看来，他的社会学同行们既“谨小慎微”，又格局狭隘：他们要么沉迷于概念发明与理论建构的文字游戏，对真实的经验世界失去了感受力；要么陷入支离破碎的所谓“社会问题”，纠结于对零零散散的“因果关系”的统计检验，企图以此为基础将社会学由“社会哲学”转变为一门“经验社会科学”；又或者忙着变成学术企业家，按照项目管理和科层体制的要求，亦步亦趋地生产符合雇主要求或学院规范的知识产品，而这些产品，并不能够对认识和改变世界产生真正的贡献。

　　与同行的“谨小慎微”相比，米尔斯则不是一个畏畏缩缩、唯唯诺诺之辈，学问上不是，生活中也不是。米尔斯的子女所编纂的《米尔斯书信和自传文集》，收入了一张他们的父亲骑着自己组装的BMW重型摩托车，风驰电掣去往哥大校园的公路上的照片。米尔斯本人的“草莽”气质在这张经典照片中展露无遗。

　　他的文字也从来不是含蓄平淡的风格，而是大开大合、刀砍斧劈一般的。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他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学领域）的“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以及“科层制气质”等四种学术倾向的分析与批评是如此直接、犀利乃至“刻薄”，以至于在当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和巨大的争议，甚至有人斥其为社会学中的“麦卡锡主义”。但是，可能恰恰正是这种桀骜、恣意甚至壮怀激烈的男子气概，在另一种意义上成就了这本书长盛不衰的吸引力。后来的很多读者喜欢米尔斯，其实正是源于对这样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的向往，以及对于六十年代的不羁精神的想象。

　　智识匠人

　　不满被束缚的想象

　　1957年4月，在写给朋友、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一封信中，米尔斯透露了他即将完成的一本讨论“诸社会科学”的“小书”的目录。米尔斯在信中说，全书共包括3卷10个章节，分别是：第一卷“正题”，含“第一章 承诺；第二章 方法”，第二卷“反题”则包括“第三章 偏差个案；第四章 抽象经验主义（反帕森斯）；第五章 宏大理论（反拉扎斯菲尔德）；第六章 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社会病理学）；第七章 非自由主义的实用取向（工业关系学）；第八章 论科层制”，第三卷则是“合题”，含“第九章 政治角色；第十章 核心问题”。

　　这封信所披露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初稿的面貌，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定稿，还有着一些微妙的不同：不仅章节标题多有改动，定稿中“论智识匠人精神”的附录在初稿中也是没有的。但这个附录其实是非常重要，有了附录，这本书才真正完整，因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是米尔斯以一个“老派的”独立智识匠人的身份对主流美国社会学的批判和反思。

　　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尽管社会学已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或臃肿浮夸或“羸弱残缺”的理论文风的不满，对“统计仪式”和“方法崇拜”的批评，对学院内部的派系格局和学阀支配的揭露，以及对社会研究的“科层制气质”的反思，不仅依然有效，甚至更加必要和真切。

　　这不能不说是米尔斯留给我们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米尔斯所批评的倾向在学术界并未得到真正改观，反而似乎越来越具有合法性。以米尔斯着力批评的抽象经验主义为例，今日的主流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定量社会学的代名词，尤其是在所谓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这一趋势愈发明显——定量社会学本身并无可厚非，麻烦的是很多研究其实只有“定量”，没有“社会学”，亦即缺乏社会学意义的实质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但另一方面，批评这些倾向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本身却变成经典，成为社会学者案头的标配，甚至对“想象力”这个词语的使用本身也成为一种仪式和套路，诸如“民族志的想象力”“历史学的想象力”等种种“某某学的想象力”在当下的学术话语体系中早已成了一个固定搭配。在这样的悖论下，社会学的想象似乎已是一种被缚的想象。

　　自我给养

　　联结和理解大时代

　　当今天我们在谈论米尔斯时，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到底可以从米尔斯身上得到什么？

　　在我看来，仅仅局限于从学科意义上来理解米尔斯是远远不够的。或许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考察米尔斯作为一个理智上诚实正直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理解他所处的时代，他提出了什么样的时代问题，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这个问题和答案对于我们当下又有什么启发？正是在这里，《社会学的想象力》又具有了另外一重意涵。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问道，普通人如何才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乃至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自身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仅仅具有知识和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种特殊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能够将“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扰”与“关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勾连起来，将人生史与结构史勾连起来，从而使得个体具备了一种超越当时当地的眼光，看到人的生活际遇与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变迁之间在逻辑和机制上的联系，从而能够真正有机会成为影响和改变历史的行动者。在这里，米尔斯继承了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古典大师所开创的经典社会分析的传统，既努力理解现代社会的结构和趋向、形貌与意涵、动力与情绪，又不断探索历史进程中人的意义，追问历史主体和“文化担纲者”的下落。而这个主体和担纲者，不是别人，正是被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赋权”的每一个具体的“公众”。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本社会学的专业读物，不如说这是一本写给所有试图在时代洪流中定位自身、且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的启蒙之书，是一部公众教育的珍贵读本。

　　经典作品总是常读常新的，它不仅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吸引力，岁月流变、世事变迁反而愈发映照出它的丰富性和启发性。相信每一个打开《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读者，都能够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给养，从而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生活和这个时代。

　　□闻翔（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