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艺术家亵渎了好的文学吗？

　　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少年时期遭遇性侵，她把这段经历写入《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最终不敌重度抑郁，自缢身亡。这一事件引发诸多社会性思考，也让文学的品格与功用成为争论焦点：文学是真善美？还是勾引以遂卑鄙欲望的手段？艺术从来就是巧言令色吗？写作或艺术的欲望是什么？

　　面对林奕含的悲剧及其提问，我想到奥维德笔下的菲罗墨拉。《变形记》卷六讲到，菲罗墨拉被姐夫特柔斯强暴，又被割去舌头。菲罗墨拉满腔愤懑，她必须讲述，尽管已无法言说，于是她织布时“在白地上用紫线织出了一篇文字，把她受到的屈辱都说了出来”。这匹布被姐姐普洛克涅看到，姐妹俩最终完成了对特柔斯的复仇。表达的欲望源于伤害后无法抹平的痛楚，愤怒出诗人，即使被剥夺了正常表达方式，受害人也会想方设法把遭遇说出来。林奕含写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正是这种内在的驱动使然。

　　诚与真

　　文学关乎道德，还是关乎真实？

　　在诠释菲罗墨拉的故事时，刘皓明先生说：“在主要西方语言中，‘文’（英text/法texte/意testo/德Text）这个词均来自拉丁文单词texerre的被动分词中性形式：textum，即织就的东西，也就是纺织品，所以我们可以把菲罗墨拉的神话看做是对textum一词语义的戏剧化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文”是通过机杼织造而成的纺织品，司纬线的梭子即杼与卷经线的滚筒即柚（后世多写做“轴”）是我们表达的基本工具。

　　事实上，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必须通过某种人造的才能转化为文学艺术，这是文学艺术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否则就是直白的叫喊或发泄。任何情感都必须借助种种媒介加以形式化之后，才成为艺术，这些加工过程不是巧言令色，而是必要的艺术手段。当然，林奕含所质疑的艺术之“巧言令色”也在这种过程中有了潜入的可能空间。

　　从自然的向人为的跃升可以用冯廷巳的那句著名的词来概括：“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它关涉的恰恰是文学之为文学的事，文学就是一池春水的“皱起”或“突出”。

　　“文”的皱起或突出，会引来人们对文学表达之真实性的质疑，最具代表性的是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在托尔斯泰看来，《李尔王》的人物斗争“不是本乎事件的自然进程，不是本乎性格”，戏剧人物的处境安排非常不自然，李尔王奔走荒原时的那种暴风雨跟奥菲利娅头上的杂草等一样都是出于故意造作的结果。

　　托尔斯泰是一个真诚的人，在艺术问题上，他采取的是向生活还原的做法，当他发现莎士比亚的戏剧在这种还原式观照中处处是造作的痕迹时，他予以彻底的否定。但就生成过程而言，艺术与生活之关系是不可逆的，我们不能将一幅油画还原成一堆颜料，然后说这些五颜六色的朱砂、石绿、钛白、铬黄不是人的肤色、服饰，所以构不成一件肖像画。艺术在“皱起”或“突出”中构成想象性的存在，我们不能通过抹平而获得对其真谛的理解，所有这些抹平是对艺术的抹杀与取消。

　　托尔斯泰否定莎士比亚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莎士比亚的剧作“没有以宗教原则为基础”，晚年的托尔斯泰非常强调艺术的道德责任。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问题不仅涉及艺术的真实性问题，也提出了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及艺术是否道德的问题。

　　莎士比亚的剧本从不直接讨论道德，更不会塑造完美道德的榜样，相反，那段开启特里林关于欧洲文学真诚与真实之主题讨论的台词却是由那个饶舌的庸人波洛涅斯说出来的：“尤其要紧的，你必须对你自己忠实；正像有了白昼才有黑夜一样，对自己忠实，才不会对别人欺诈。”（《哈姆莱特》）

　　在特里林看来，我们不能曲解波洛涅斯的这段话，说是他自私性格的一贯表现。“它让我们相信，在这一刻，波洛涅斯自我超越了，他在这一刻是仁厚而诚恳的。他认为真诚是美德的基本条件，他了解怎样能够达到真诚。”（《诚与真》）由此出发，特里林爬梳辨析三百多年来欧洲小说、戏剧、哲学、精神分析学对真诚与真实问题的种种表达，把我们的认识与思考引向纵深。

　　从莎士比亚到莫里哀，从《拉摩的侄儿》到《少年维特的烦恼》，从奥斯汀的小说到华兹华斯的诗歌，从包法利夫人到库尔兹，从精神分析学到现代主义，文学始终关注主人公、文学自身及整个社会、文化的真诚与真实问题，文学从未因自身的“皱起”或“突出”而放弃或拒绝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

　　特里林一针见血地指出，《拉摩的侄儿》“揭露了作为社会之基础的伪善原则，证明装模作样的社会存在必将导致人的正直尊严的丧失”；包法利夫人固然是虚假的存在，但“把生活建立在最优秀的文化事物之上，会导致一种特别的虚假，”这就是尼采所说的“文化庸人”，是用文化事物掩盖内在独立性缺乏的故作姿态；而《黑暗的心》中的库尔兹则通过退回野蛮状态“触及了人们所能探及的文明构架的底层，触及了关于人的真理的底线，人性的最核心，他黑暗的心”。

　　特里林的深刻论述在揭示欧洲文学与道德之复杂关系的同时，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在17世纪初或所谓的“社会”出现之前，文学是不承载道德责任的，其实不然。诗性正义从诗的诞生之初就萌生了，在众多的变形故事中，菲罗墨拉变成了一只夜莺，这是对她的歌声符合正义伸张的形象说明。

　　欲望与正义

　　艺术家要“恶之花”，或诗的救赎？

　　艺术的表达源于表达的欲望，但它必须符合诗性正义；勾引是一种欲望，但勾引以自我满足为目的，勾引者总是企图掩饰这种卑劣的欲望，勾引欲望的表达不是艺术，充其量是一种坏的艺术。基拉尔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令我们相信，伟大的小说家会选择欲望作为小说的主题，它们向读者展现欲望的千姿万态，同时也对欲望加以审视，并引领读者走向超越。

　　堂吉诃德、堂吉诃德所要行侠的对象以及堂吉诃德所模仿的游侠骑士阿马迪斯构成欲望的三角关系：主体、客体和介体。主体可以直接地表达欲望，菲罗墨拉、林奕含完全出于内在的冤屈而表达愤慨，在基拉尔眼里，她们就是本能的人；但包法利夫人从浪漫主义小说编织了自己的爱情梦想，从而在她自己的生活中寻找浪漫情人，驱使她行动的欲望是外生的、虚荣的，基拉尔将这样的人称之为准人（sous-homme）。

　　不但在《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中，在《红与黑》《地下室手记》《群魔》《追忆逝水年华》等多部小说中，基拉尔都看到了形态各异的三角欲望的表演。基拉尔“用‘浪漫的’这个词指那些反映了介体的存在却没有揭示介体的作品，用‘小说的’这个词形容那些揭示了介体存在的作品”，他认为，小说与浪漫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小说家向读者揭示，经由介体而引发的欲望是一种模仿或抄袭，因此是虚假乏力的；而浪漫文学虽然也反映了这些介体，却未能对此加以揭示，从而陷入一种欺骗与自我欺骗的状态。小说家通过揭示欲望演绎最终导致的虚无告诉读者，我们必须放弃介体，放弃对他者神性的崇拜，这是小说的诗性正义与道德意义。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推荐书评中，有一篇题为《罗莉塔，不罗莉塔：21世纪的少女历险记》。纳博科夫所塑造的失败的或坏的艺术家形象有助于继续深入思考。

　　《洛丽塔》中的亨伯特被称为“失败的艺术家”。他把对他人的粗暴侵犯视为爱的施与，在因嫉妒杀人之后，他又试图通过写作来为自己辩护。亨伯特的做法就是一个坏的艺术家粗暴地对待艺术题材及主题的行为，而李国华用文学的幌子来掩盖淫欲并引诱未成年少女的行为则是对文学的盗用与亵渎。

　　好的文学应该引导读者对细节进行充分的鉴赏。纳博科夫始终强调“科学家的热情和艺术家的精确”。文学的精确主要表现在细节之中。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趣味更多时候是粗食者的趣味，甚至是伪善庸俗的趣味，我们经常用非文学的东西掩盖我们贫乏疲软的审美能力和粗枝大叶的审美趣味，而我们的道德水平恰恰在这种没有长进的审美活动中不断退化。在纳博科夫看来，对细节的热爱其实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善。

　　基拉尔认为，小说的结尾是真实的神殿，主人公在结尾完成忏悔，回归真实，“真正伟大的小说都诞生于这个至高无上的时刻，并且又返回这个时刻，有如整个一座教堂，既以祭坛始，又以祭坛终。一切伟大的作品，其构成都仿佛大教堂。”撇去基拉尔的宗教内涵，他所传达的也就是小说的真理性内容。

　　面对林奕含真实不虚的生命悲剧，以上文字都是侈谈；但面对《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及其关于文学的怀疑与提问，我们的思考就成为必须。

　　艺术的本性是诗。诗的本性却是真理的建立。 ——海德格尔

　　唯有当他是充分意义的人时，他才能游戏，唯有当他游戏时，他才是完人。 ——席勒

　　□刘佳林（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