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王牌师”飞行员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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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过的地方,这里、这里、这里,还有这里……”5月18日上午,李浩站在一张中国地图前,右手熟悉地指向自己曾经飞行过的地方,既有齐鲁大地、江南水乡,也有雪域高原、大漠戈壁……
2011年2月,从军30年、飞过6种有人机机型、安全飞行3000多小时的空军“王牌师”飞行员李浩,在即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最高飞行年龄的前夕,成为空军首批无人机飞行员。
这种转变绝不仅仅是从空中转到地面这么简单,李浩这位“老飞”面临着不少新的挑战:从飞机座舱变成地面方舱,从操纵飞机舵杆变成操作键盘,都需要从头学起。
这一年,李浩48岁。他从内地转战边疆,在天山脚下、戈壁滩上的小平房里,全身心地投入到无人机的学习当中。
从歼击机飞行员到无人机飞行员、再到无人机飞行教员,记不清自己身份证号码的李浩,却能对无人机装备、各类作战参数如数家珍;他引以为傲的视力2.0的“鹰眼”,也架上了200度的老花镜。
18岁那年,他选择做一名空军飞行员;48岁那年,他依然选择做一名空军飞行员:“我遇上了一个大时代,把一辈子献给飞行事业,值了!”
48岁的无人机飞行员
2010年5月,李浩过了47岁生日。他突然很想让时间走得慢点,因为还有一年,他就将达到战斗机飞行员的最高飞行年限,48岁,停飞。
摆在他面前有许多条路,退休养老、转业安置,还有嗅觉灵敏的地方民航公司向他伸出橄榄枝——月薪六万元。
他的妻子张素娟已经开始规划退休生活,丈夫飞了这么多年,自己也提心吊胆了这么多年,也该停飞休息,一家人踏踏实实安享晚年了。
可李浩有点不甘心,休假时他和妻子在公园里散步,看着一帮头发花白的老头老太太遛狗、逗鸟,他想,自己才48岁,现在就过上这种生活太没意思了。
李浩舍不得离开部队。他从18岁入伍,这么多年早已习惯了部队的生活。李浩告诉记者,他有一个关系要好的战友受聘去了民航管理层,可每次两人相聚,战友总是没完没了地问他部队里的生活,两人回忆一起开战斗机时的点滴情形,聊一整夜也没有困意。他看得出,战友现在虽然收入很高,可心里还是留恋部队。
李浩打心眼儿里还没飞够。飞了近30年,飞行早已深深地渗入到他的骨子里,他说:“假如不飞了,真不知道干啥了。”
正当他为飞行生命即将终结而发愁时,一个电话来了。空军组建某无人机部队,要在即将达龄的飞行员中选调无人机飞行员,得知这一消息后,李浩主动申请加入。
此时李浩的心情,恰如30年前他接到航空学校录取通知书那一刻。
1963年5月,李浩在河南南阳农村红旗公社出生。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通知要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飞行员。“一下子炸了锅”,李浩回忆,当时全校所有的男同学都报名了,“讲台上铺一张大红纸,放一根毛笔,大家抢着去写上自己的名字。”
历经市、省、部队多轮体检后,大部分同学都被淘汰了,全校只有李浩接到了航空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攥着那张薄薄的白色表格,看着上面自己的名字,李浩激动得双手发抖。
大学期间课业繁忙,李浩说,那时每天要跑一万米,跑完全身都湿透了,但还要紧接着上文化课,飞行理论、空气动力学……一本本的大部头要啃,成绩不合格会淘汰。李浩过五关斩六将,以多门功课优秀毕业,正式成为一名飞行员。
一飞就是30年。李浩从初教机飞到高教机,再到战斗机,一共飞过6种有人机机型;从普通单位飞到王牌部队,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是空军一级飞行员。
李浩的微信名叫“飞行小子”,飞行大队政治教导员朱秋平曾问他名字的缘由,李浩告诉他,自己这么多年都爱飞行,现在的心态和刚开始飞行的时候一模一样,感觉自己还是当年招飞时那个年轻人。
“第一茬人”
空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某部,一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村子,静默地伫立在天山脚下的戈壁滩上。有句打油诗形容当地气候,“风吹石头跑,地上不长草”。每逢春秋两季,戈壁滩上刮起白毛风,能把遍地的碎石头卷上天,车子经过必须停下来,不然,车身准被砸得坑坑洼洼。
沿着笔直的高速支线前行,路边是瘦高挺拔的小白杨和稀疏的沙枣、红柳、芨芨草,道路尽头是影影绰绰的天山山脉,李浩所在的部队就坐落于此。
2011年起,李浩和战友们住进上世纪六十年代留存的小平房,睡硬板床,一觉醒来,墙皮掉得满床都是。该基地某部政委胡斌记得,刚开始床上有很多小白虫子,胆小的人晚上吓得不敢睡觉。浴室里没有热水器,搬一大桶水,白天晒一天,晚上抬进屋,老同志、年轻人一起洗,大家笑称是“大漠风情浴”。
胡斌说,李浩作为王牌师飞行员,之前居住的硬件条件非常好,“宿舍像宾馆一样”,到了这里变成了硬板床、公共卫生间,但李浩没有丝毫怨言。
即使是现在,在李浩居住的低矮小平房里,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柜、一张老书桌、一把旧凳子,整个宿舍再也找不出另一件家具。
妻子张素娟第一次来基地探亲时哭了,这是她见过条件最差的飞行员宿舍。
别人看到的是荒凉、寂寞的戈壁滩,李浩看到的却是内地无法相比的净空条件和人烟稀少、适合实战训练的自然环境。同李浩一路走来的飞行员陈永超深有感触:“他的心中有情怀,眼里才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该基地某部试飞站站长陈士勇告诉记者,李浩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咱们是‘第一茬人’,吃点苦是应该的,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不干,总得有人干。”
2015年,空军组织开展某型无人机高原试飞任务,驻地海拔高、昼夜温差大,自然环境恶劣。上级领导考虑到李浩年纪较大,本没有计划安排李浩上高原。
但李浩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再次主动请缨。同行的人记得,在3个月的高原试验中,李浩时常出现头晕、缺氧、失眠等高原反应,但他克服这些不适,每天坚持进场跟飞。
某次试验任务中,李浩发现了一个技术问题,马上找到工厂技术人员咨询,熬夜研究资料,第二天再和工厂技术人员进一步交流。
等下了高原回到单位,李浩顾不得休息就召集学员,向他们详细讲解该型无人机的性能和高原试验的全过程,为日后接装该型无人机打下基础。
“倔老头儿”
从有人机到无人机,一字之差,却意味着整个知识结构的重塑和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空中转到地面,从座舱转到方舱,从舵杆转到键盘,李浩这位年近五旬的“老飞”,面临着不少挑战。
近30年飞有人机的经验反倒成了障碍,李浩需要打破固有的“一人一机”的思维模式,构建“多人一机”的系统思维。
和常见的用于航拍的民用小型无人机不同,李浩飞的军用无人机是个大块头。无人机上天是系统作战,需要多席位人员协同配合。要想达到“人机合一”的境界,必须全面掌握多个领域十几门专业知识。
为了克服年龄偏大、记忆力逐渐退化的劣势,李浩把各专业要点编成顺口溜反复记忆。厚厚的专业书籍被他翻得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胶带补丁和密密麻麻的笔记。
因为经常熬夜看书,李浩引以为傲的视力2.0的“鹰眼”,架上了200度的眼镜。面对记者,李浩有些不好意思:“岁数大了,觉少了,晚上总得干点啥吧。”
在很多人眼中,李浩是个“倔老头儿”。陈士勇从2011年起和李浩一起到现单位报到,共事至今。陈士勇说,李浩一丝不苟,特别爱较真。
在院校学习无人机理论期间,有一次,他跟一位教员就某个导弹发射参数产生了分歧,俩人争得面红耳赤。有战友劝他别太较真,李浩却不理会,花了一个多星期反复查实资料核对参数,最终弄清楚原委,说服了教员。
有人私下问他,你这样辛苦,又得罪人,图啥?李浩认真地说,“我不是跟教员分高下,是要把真理争出来。飞行不能一知半解,不能将就啊。”
陈士勇还记得,有一次,为了确保飞机方向舵角度精确控制,李浩亲自跑到机库厂房进行核准。他一边举着对讲机指挥方舱内的飞行员变换角度,一边拿着量角器测量飞机机翼。5度,10度,30度……直到调试精准才放心。
当时机务大队队长李龙彪感慨,如果有误差,是由机务人员负全责,跟飞行员没有任何关系:“我干机务这么多年,头一回看到飞行员来厂房拿着量角器亲自核准参数的。”
在采访中,该基地某部副司令员李欣透露,就在记者团采访李浩的前夜,部队正组织无人机夜航训练。李浩参加完记者见面会,又回到了训练场。当时已经晚上9点多,大家都很诧异,问他不去准备第二天的采访,还回来干吗。李浩说:“你们还在飞,我回去睡不着。”
当晚,李浩直到最后才和大伙儿一起离开,当时已经快到凌晨两点。李欣说,第二天有那么多记者采访,李浩早点回去“太理所当然了”,可他却坚守岗位。
另一位飞行员吕军明笑着插话,要是问题不解决,你就是真让他回去了,他也睡不着。
正是凭着这股倔劲儿,李浩先后主导突破了无人机操控和作战使用等多项重大技术难题,提出一百多条建议反馈生产厂家,大大提升了我国军用无人机的运用效能。
“李老师”
在部队,上至司令员、政委,下至普通飞行员、小战士,都管李浩叫“李老师”。
近年来,李浩开始带教新飞行员。新飞行员肖育明记得,在航理学习阶段,李浩坚持每天批改他们的学习笔记。哪怕笔记在午夜12点才完成,李浩也会等到12点以后修改,从不拖到第二天。
徒弟们有些受不了李老师的“软杀伤”,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述、孜孜不倦地反复研讨。徒弟应侠说,感觉李老师迫切地想把自己所学倾囊相授。李浩曾对他们说,自己飞不了几年了,就是想让他们早点把翅膀练硬了,去单飞。
无人机飞行的最大难度在于,全程都是通过飞行员在地面方舱内发布各种指令来控制,飞机的状态是通过方舱内屏幕上的各项数据来显示。一次飞行,需要观察处理的数据成百上千条。在瞬息万变中,异常数据难免会一闪而过,导致飞行姿态已发生变化,但坐在方舱中的飞行员却浑然不觉。
李浩常教导徒弟,这个科目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不断的练习中找准时间差、找到感觉。李浩解释,“相当于,把每个数字都翻译成空中场景,把地面方舱变成空中座舱,这也是无人机飞行员必备的情景意识。”
为了帮助徒弟们获得这种情景意识,李浩带领大家坐在方舱里反复体会,看数据对比飞行姿态、联想飞有人机时的空中动作。由于链路传输影响会造成无人机飞行姿态延迟响应,李浩甚至对哪个按钮用哪根手指按、什么时候用多大力度按都进行了反复研究。这些看似苛刻的精准要求,却成为徒弟们的学习宝典。
“李老师”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带徒弟上。博士杜继永对他与李浩的第一次会面记忆犹新。那是2014年11月,杜继永晚上加班遇到了一个技术问题,他犹豫再三,还是给李浩打了电话。
打之前他有些担心,毕竟以前没打过交道,担心时间太晚、问题层次太低,给李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结果李浩态度热情,在电话中进行了详细解答。
更让杜继永没想到,挂了电话没一会儿,李浩亲自过来了。杜继永告诉记者,那天基地刚下过雪,天气寒冷,办公楼和宿舍楼正好处于营区的对角线,相距大概一公里:“那么冷的天儿,李老师还亲自跑过来,真是雪中送炭的感觉。”
副司令员李欣说,夏天戈壁滩上酷暑难耐,李浩从来都是和十几岁的年轻战士一起列队在烈日下走:“李老师这种言传身教远胜于空洞说教。和自己父亲一样年龄的人一起顶着太阳走,你还讲什么条件恶劣呢?”
“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
用女儿李斯特的话说,父亲这辈子最幸福的两件事,一件是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一件是找到了一个支持他的女人。
李浩的妻子张素娟是辽宁省鞍山市燃气公司职工,个子不高,一头爽利的短发。张素娟迄今还记得两人刚恋爱时,李浩所在连队的教导员找她谈话,说飞行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如果两个人要一直走下去,就不能让飞行员带着情绪上飞机,在生活中要尽量谦让。
张素娟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她告诉记者,两个人的矛盾不过夜,一旦发生矛盾,她会首先检讨自己。好在李浩也知道心疼人,两人虽然聚少离多,但每次李浩休假回家一定抢着干活儿,做上一桌可口的大餐,还陪娘儿俩看她们最喜欢的《爸爸去哪儿》和《中国好声音》。
多年军属生涯让张素娟养成了独立坚强的性格,为了让丈夫安心飞行,张素娟以一人之力扛起家中大小事务。
2014年底,张素娟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来,右腿粉碎性骨折,植入一块钢板和3枚钢钉。当时李浩刚调入新单位,飞行任务重、压力大,张素娟怕影响李浩的工作,一直没把伤情告诉他,是女儿陪着做的手术。
这期间每次和丈夫通电话,她都和往常一样报平安。直到半个月后,李浩无意间发现银行卡上有大额账目转出,打电话问情况才瞒不下去。
提及此事,张素娟用很随意的口气说:“就是个小手术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李斯特却有些委屈,这个20出头的女孩儿告诉记者,以前自己做手术都是父母给签字,这回母亲做手术却要她来签字,她“感到自己要担起家庭重担了”。
虽然辛苦,但张素娟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她的哥哥和舅舅都是军人,她从小有很深的“军人情结”,希望找到一个像他们那样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生伴侣,“没想到真的被我找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李浩单位要到南方驻训,任务下达后,李浩的脚不慎扭伤,脚面肿得老高,走路一拐一瘸。张素娟心疼地说,要不然请个假别去了。没想到一向温和的丈夫眼睛瞪得老大,厉声说:“不行,这种时候,就是腿折了都得去!”
张素娟说,自己当时很震撼,她想,也许这就是一个军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担当吧。从那以后,她再也没说过这种“拖后腿”的话。
前些年,李浩转战无人机部队后,先是驻扎南方小镇,他在网上搜集南方优美的风景图片发给张素娟,说南方好,适合养老。后来部队转战山东,他又编了个段子,“有山有泉赛江南,齐鲁大地也挺好”。直到最后奔赴西北,李浩不发图片了,还极力阻拦张素娟来探亲,让她哭笑不得。
虽然“江南梦”变成了“戈壁滩”,但每每想起电话中丈夫快乐的声音“我又能继续飞了”,张素娟便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她喜欢舒婷的诗作《致橡树》,“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朵,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生相依。”
新京报记者 王婧祎
A12-13版摄影 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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