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无非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有一段时期，对1968年五月巴黎左翼运动的反思几乎成为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可以说，以“五月精神”为坐标轴，摆置自己的思想归属，是他们的一次站队表态。回过头来看，1968年后的每一个十年都或多或少掀起新的反思。单是一头扎进法国当代思想史这个万花筒，就可以看清法国文人阵营间的起承转合。不同时期的阐释，有发扬，也有抛弃；有创造性的误读新解，也有一根筋的萧规曹随。

　　然而，假如单是在这个万花筒沉浸于每一个细节，便颇有点门外汉逛博物馆时的过目即忘。把巴黎和中国、乃至东方联系起来的，恰是曾经弥漫在1968年时代精神中的某种东方投射。固然，我们没有理由把当年巴黎喧闹的青年诉求直接和遥远的中华大地挂钩，但法兰西刮起东风，吹皱彼时一池春水，却有其心态上的接驳点。美国当代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便带我们走近东风吹拂下的一段法国当代史。

　　1968东风 “东”在何方

　　《东风》这部2010年付梓的著作，可谓理查德·沃林2005-2008年间在法国讲学的思想结晶。沃林是个有心人，因为这本书就是要赶上1968年事件四十周年之际做一番回顾。他很清楚，法国哲学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恰当地抓住了这一事件的基本面，“一部革命哑剧的浮夸之作”；在八十年代法国知识界新的问题意识下，这一事件的余威进一步被稀释，甚至已经有人勇敢地把该事件判定为“一种全面消费社会的表达，一个错误的开端”，说“‘五月精神’塑造了消费时代的欣快症”；到了2002年，时任法国财长更是把这场“五月造反”评价为一场丧失传统意义、扬权利而弃义务、反抗任何权威的运动。这一系列发生在法国本土的观念变迁，《东风》丝毫没有回避。

　　问题是：这股东风，到底“东”在何方？假如它注定要和“西风”相对，那么它在巴黎又是如何被把握和定位的？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渐行渐远。而且，以法国为旗手的西方，眼见苏联在匈牙利、布拉格的咄咄逼人，失望得纷纷转向远东的中国，急着在当时发动文化革命的年轻国度中寻求新的人类可能性：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否是一条通向现代化、切实可行的道路？这条道路，能否避免独步天下的西方模式及其走过的弯路？

　　我们不应忽略理查德·沃林的良苦用心：他瞄准的那个东方，固然是包括了当时法国知识分子头脑中、报刊中字里行间的中国。同时，却也隐约有被法国殖民百年之久的阿拉伯东方——阿尔及利亚在其争取独立时在法国知识分子中引发出“留”与“弃”的争论。而且，沃林着墨不少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来自西欧以东的保加利亚，讲得一口流利俄语。最后，《东风》中提到福柯生平中的两站——突尼斯和伊朗，也正是完全不同于巴黎的世界。因此，有了中国、东欧、北非阿拉伯国家和伊朗的这幅东方图景，才有了沃林以巴黎为焦点所做的全方位考察，尽管这些地方在当时法国知识分子中所起的影响大小不一，褒贬各异。

　　也正是在这个广阔的精神东方中，沃林对1968年这段法国观念史之历史的把握，才有了他的成书意图：作为西方文化之都的巴黎，它所掀起的左翼运动，到底和“东方”有什么联系？假如大部分第三世界的独立运动确实吸引了沃林选取的群像（萨特、阿兰·巴迪欧、克里斯蒂娃、福柯以及诸位左翼运动的领袖），那么在沃林看来，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化革命在法国的传播、某些俄国艺术理念在法国引起的新构思、乃至阿拉伯世界最新局势在法国的回响，其实都无法在灵魂深处撼动巴黎的知识界。东方问题，其实无非是西方自己的问题。

　　巴黎青年 挑战固有模式

　　沃林在书中多个章节用力最深的，自然是细述部分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和中国的关系。无可否认，部分团体的行动确有受到“东方”的触动。然而，他们有的根本不愿了解遥远的中国，所实践的也无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革命中国。有的懂一些皮毛，却连连误判，在歧路上一走到底；有的好不容易访问了北京，可依然云里雾里，甚至也是一错再错。既然东方问题只是一个西方问题，既然中国无法构成法国的参照系，那么在这位美国学者看来，1968年激进运动的发生和演变，到底该如何定位？

　　1968年，源于巴黎西郊一所学校的学生行动诉求，逐渐传递到巴黎的拉丁区中。平心而论，法国政治家的相对谨慎、学校教育的相对保守、社会风俗的相对压抑，可谓是这场左翼学生运动的社会经济动因。沃林的旨趣着眼于：何以惯常所讲的革命不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却偏偏爆发于本该乖乖享乐的巴黎青年群体中？对于今天已经见惯法国动辄上街、规模各异的工会游行、反战游行、甚至同性恋游行的中国读者来说，1968年法国青年的冲劲在以今天的目光打量会是什么样的评价？

　　《东风》一书传递出的信息是：1968一代的学生，比只瞄准挤入中产生活的工人阶级更敏感、更具一种可圈可点的社会蓝图；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不足以配合年轻人的脉动；从妇女、失业者、移民到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统统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革命目标；越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斗争阵地便越要凸显其文化议题。特殊的文化群体理应表达其政治诉求，这一点在沃林看来，恰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框架所忽视。换言之，传统理论把社会文化的冲突简单地化约为劳资的对立。如此一种思维上的滞后，既无法满足1968一代的法国青年人，也无法满足当代的美国思想史学者沃林。他颇为欣赏的，恰是始于这场左翼运动的自我肯定，对法国长期固有的集权模式的挑战，对不同文化社团的鼓励。也恰是有了这个时代新涌现的议题，当代西方政治学至今所讨论的方面便有了文化政治上的拓宽。

　　善意提醒 左翼西风不够自省

　　然而，我们不应忽视，在理查德·沃林对此场左翼运动的总体肯定语气之外，他也分明看到个中部分法国知识健将的思想暗角。或者说，纵使《东风》尽力在1968一代的回顾中撇清涉及东方的种种误判、错解，沃林也清醒地意识到：哪怕东风不劲吹，刮起的西风也曾冰冷得刺骨，残酷得让人扼腕。沃林按次序展开对萨特、巴迪欧、克里斯蒂娃和福柯的长篇论述，当中便闪烁这位美国学者以四十年的距离打量伟人弱点的透视。而且，这些弱点并非人性一时一地的瑕疵，而是当时法国知识分子身在庐山的不自知，是左翼思维上的不够自省。散落在沃林书中的提醒，是美国人对法国人的善意提醒。

　　在萨特身上，沃林恰当地看到了其存在主义主体能动性在1968年街头年轻人中的复燃。毕竟，当时正时髦的法国结构主义几乎勾销了哲学上的主体。可正是对激情和活力的过分信任，萨特居然在好几次政治事件中歌颂起暴力，企图以此来对抗个体的惰性。沃林为读者提的醒，针对的便是这种一味高扬反叛有理的民粹理念。在巴迪欧身上，沃林也勾勒出这位法国当代思想家的急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实现变革的唯意志论。他敏感地捕捉到，巴迪欧为改变现状而开出的集体挑战这一药方，也许纯然是破旧，毫无立新。到了克里斯蒂娃身上，沃林很是肯定了这位女权主义者试图超越拉康的努力，肯定了她在前语言的符号界中提出带母性温情的构想。但他也客观地指出，克里斯蒂娃这一理念的政治效果相当模糊。而在福柯身上，沃林也以曲笔提醒读者注意福柯在微观权力理论的阐发和自己热情参与普世人道主义反殖民、反西方事业两者间的联系。

　　1968年距今已近五十年,横跨半个世纪的回顾，会沉淀下什么样的思考？一切历史，确实无非只是当代史。我们有必要先追问法国此时此刻最费精力的思想聚焦，然后再考虑到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的新的问题意识，方可恰当做出五十周年的纪念。在这个反刍过程中，沃林的书可谓是一个宝贵的路标。因为，西方问题，有时也无非是东方人投射出的一些问题罢了。□邓皓琛

　　1968年 巴黎五月风暴（法语Mai 68）

　　始于该年1月在巴黎西郊一大学的学生与校方冲突。从3月到5月，这一抗议行动愈演愈烈，吸引了法国全国的学生、工人和知识界名人加入到反政府队伍中，造成全国瘫痪。到了5月底，戴高乐与法国总工会达成协议，并宣布解散议会，举行选举。由此，该左翼抗议浪潮方趋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