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受伤时，我们不需要评论，只需要诗歌

　　这一周，鲍勃·迪伦迎来了他76岁的生日，甲壳虫乐队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专辑《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乐队》也迎来了它50岁的诞辰，这些都是令人开心的事情，只是翻开时间的另一面，却是曼彻斯特爆炸事件的发生。这一悲痛事实再次让我们沉默下来，迫使我们去哀悼，去思考。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片大海/才能在沙丘安眠/炮弹要多少次掠过天空/才能被永远禁止……一个人有多少耳朵/才能听见身后人的哭泣/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面对这些发问，我们只能和迪伦一起唱：答案它在这风中飘扬。

　　5月22日晚，随着曼彻斯特体育场的一声巨响，22个无辜的生命从此离开了世界，这也迅速引爆了世人的愤怒与悲哀。这不仅使我们回想起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也使我们回想起20年前同样发生在曼彻斯特的爆炸事件。1996年6月15日中午，爱尔兰共和军在曼彻斯特市中心引爆了装有1500公斤炸弹的面包车，爆炸所导致的玻璃和建筑碎片飞溅到了800米开外，人们被这些碎片割伤，血到处都是。这一次，炸弹里放了更具杀伤力的铁丝，那些东西像子弹一样炸穿孩子的皮肤。面对这样的悲剧，我们怎么可能无所作为？

　　对此有人表示：语言是对暴力和创伤最好的回应与抚慰。爆炸撕裂了建筑与人们的肉体，也撕裂了人们的信心和语言。恐怖主义正是在此意义上发挥它的作用，它让人们感到确定性的崩溃，感到恐惧。对此，特朗普的回应倒是很有道理，他说：“我不会叫他们怪物，因为他们喜欢这个词，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称谓。从现在开始我会把他们称为失败者，因为他们就是如此。我们会遇到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但只需记住，他们是失败者。”任何成功的袭击都是由某个地方的失败所定义的。ISIS的语言是虚弱的，是失败者的表述，他们借助安拉的名义杀害他人，借助中世纪战争的语言掩盖自己的畏惧。我们用来回击的最好武器是语言，通过分享共同的感受来安慰生者与逝者，这是对爆炸和愤怒的最好回应。（来源：5月23日，泰晤士文学副刊，原标题：What makes us human.另：5月24日，大西洋月刊，原标题：The Manchester Attack and the Difficulty of Prevention）

　　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一群曼彻斯特人自发唱起了当地摇滚乐队Oasis的歌曲《回望时不要愤怒》（Don't Look Back in Anger）。这首歌在世界各地迅速传播，成为曼彻斯特面对悲剧的坚韧象征。另一件特别的事情是，诗人托尼·沃尔什（Tony Walsh）在周二的守夜活动中朗诵了一首激烈的诗《就在这里》。当人们在惊慌中丢失了言语时，这首诗给了大家所需要的东西。而作为一种谈论灾难的方式，这首诗也成为曼彻斯顿事件的一部分。当我们受伤时，我们不需要评论或者新闻金句，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同在的东西，一些与我们自己的感觉相关的东西。诗歌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帮助我们反抗，将无法用言语表述的尖叫转化成具象的词语和语境。在诗的结尾，沃尔什对世界说：选择爱。（来源：5月25日，卫报，原标题：With his Manchester poem, Tony Walsh found words where there are no words.另：5月25日，卫报，原标题：Don't Look Back in Anger becomes symbol of Manchester's spirit）

　　当我们遭遇暴力与苦难时，语言的力量是隐秘而持久的。关于1996年的曼彻斯特爆炸事件，澳大利亚诗人莱斯·穆瑞（Les Murray）也曾用写诗（Bottles in the Bombed City）的方式回击过。关于更广泛的灾难，鲍勃·迪伦和甲壳虫乐队都曾用他们的歌词与音乐反击过，优秀的唱作人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优秀的诗人。

　　书事

　　福里奥文学奖揭晓语言对暴力的持续反击

　　谈及曼彻斯特事件，本周福里奥文学奖（Folio prize）的揭晓似乎也显示了语言对暴力的反击力量。5月24日，评委会将该奖项授予了文坛新秀——利比亚裔美国作家希沙姆·马塔尔的作品《归去：父亲、儿子和他们的土地》（The Return: Fathers, Sons and the Land In Between）。巧合的是，此次曼彻斯特事件的引爆者也是一位利比亚裔的曼彻斯特青年，只有22岁。虽说两者没有任何关系，但两位利比亚裔青年面对苦难迥异的应对态度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此前，该奖项只接收虚构作品，暂停一年后，评选范围扩大到了非虚构作品，入选的八部作品中两种类型各占一半。其中包括柴纳·米耶维的《普查员》，弗朗西斯·斯布福特的《金山》等小说，还有罗宾·亚辛-卡萨布和莱拉·萨米合著的关于叙利亚冲突的非虚构作品《燃烧的国家》。今年的评委阵容也很强大，250多名作家和批评家参与了评选，包括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彼得·凯里，A.S.拜厄特，扎迪·史密斯，伊恩·麦克尤恩，威廉·达尔林普以及J.M.库切。马塔尔的回忆录最终在八强榜单中胜出，殊为不易，虽然一个月以前马塔尔刚刚凭借此作获得了普利策奖。关于虚构与非虚构，评委苏维夫说：“两者之间的界限某种程度上是不需要被约束的，特别是对当下的非虚构写作而言。”

　　马塔尔2006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In the Country of Men》，当时被《纽约时报》誉为媲美《1984》和《华氏 451度》的作品，并入围了当年的布克文学奖。此次获奖的新作是一本非虚构性质的回忆录，书中记录了马塔尔在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回到故土寻父的经历。马塔尔的父亲贾巴拉·马塔尔曾任利比亚外交官，也是一位异见人士。在马塔尔19岁的时候，流亡在外的父亲遭遇绑架，并被移交给利比亚政府，其后下落不明。父亲是否在六年后的监狱大屠杀中遇难无从得知，因为他完全消失了，但马塔尔并未放弃对父亲的寻找。2012年春天，马塔尔回到利比亚，那时卡扎菲独裁政府已被推翻，新的暴力还未开始。可以说，这部回忆录是对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再现，是对往昔的哀悼，但又远不止于此，它还有着对艺术慰藉作用的深思，对暴力和威权主义的深刻批判。思及曼彻斯特事件和上个月的叙利亚自杀式炸弹袭击，马塔尔的作品有着更普遍的意义。（来源：5月24日，卫报，原标题：Folio prize goes to Hisham Matar's memoir The Return）

　　书情

　　非虚构

　　《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

　　作者：（荷）伊恩·布鲁玛/（以）阿维赛·玛格里特

　　译者：张鹏

　　版本：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

　　近日，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被宣布为《纽约书评》第三位主编。值此恐怖袭击事件频发时期，其旧作《西方主义》值得我们重新阅读。布鲁玛曾于荷兰莱顿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和历史，后专注于研究日本文化，对于东西方都有深刻的研究与见地。

　　布鲁玛在著作中提出：西方主义的立场是所谓东方的，但方法与武器却常是西方的，西方主义最深刻的根源正是西方自身。其发端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化思潮对启蒙理性主义及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否定，西方主义正是这种思潮“西学东渐”后与东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还进一步指出，从德国法西斯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到“9·11”和伊拉克战争以来高涨的反美情绪，乃至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主义，都是西方主义或隐或显的折射。虽然书中的某些观点，如将法西斯主义和西方主义同化处理等还有待商榷，但它的思路对于理解当下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虚构

　　《名字的房间》（House of Names）

　　作者：（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版本：Viking，2017年5月

　　小说表面看来是对吕泰涅斯特拉和阿伽门农这一古希腊悲剧的重述，但托宾在其中嵌入了对1976年金斯米尔大屠杀事件的思考。希尼曾在1995年领取诺奖时提及了这段杀戮，认为这是北爱尔兰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这一暴力事件同样由爱尔兰共和军一手炮制。

　　这一事件之所以如此令托宾难以忘怀，是因为其间埋藏了一条如螺旋般生生不息，暴力孕育暴力的隐秘行径。时隔多年，那些杀人凶手仍不为人所知，他们或许仍平静地居住在同一所城市，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些谋杀者看起来温和、顺从、可靠，但他们是生活在阴影角落的人，是那种只对自己露出真面目的人。

　　本周天下版主持：特约记者 杨司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