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怀超 用一部生命史，抚慰大地上的父亲

　　很多人被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一首写无名母亲的诗打动过。“一生走在地上的母亲/背着岁月挪转的母亲/第一次乘车去旅行/第一次享受着软卧/平静地躺着像一根火柴”。《母亲的专列》行至尾声，母亲的生命走到终点。

　　在苍茫的乡土大地上，多少个母亲、父亲，无关各种名义，甚至名字也被淹没？这些具体而真实的生命如何存在？他们如何描述自己的第一次“旅行”？在快速城市化的浮光掠影中，他们像是被时代遗弃了的旧时谜语。

　　今天，解开这样的人生谜语还有意义吗？翻开《大地册页》，走向干裂而广阔的大地，那里有几代中国人真实而普通的生命，记载着一个农村家庭过往的泥泞与现世的迷茫。

　　父亲的生命史

　　为沉默寡言的老父亲写一本传记

　　“说实话，我与父亲几乎没有什么交流”。

　　父亲一辈子在杜家楼。这是一个两省三县交界的村子，闭塞、偏僻，村名曾在上世纪中后叶随着公社、生产队等组织形式几经更改，这片土地上劳作的人们，像无数中国农村的农民一样，命运昏黄而沉闷。

　　父亲不识字。杜怀超和他之间很难深入地交流。像无数老父亲一样，父亲的内心有太多东西不愿示人，“他总是捂着伤口和你一起生活”。

　　杜怀超有一种强烈的诉求，他要写一个沉默寡言的老父亲。书写从不合时宜的农具开始，从镰、犁、耙，写到木锨、独轱辘车和牛轭。它们是一个老农浓缩着生与死、冷与暖的依靠。

　　农具是父亲的灯，却不足以照亮父亲的人生全景。中国农村自1949年到改革开放至今，宏观变化大致有迹可循：机械化更新着中国农民的劳作模式，经济浪潮下新一代的农民突破观念壁垒，走进大城市掀起打工潮。但在新时代的激流里，人的情感、信仰，尤其是土地伦理与土地道德，经历着何种细致裂变？答案，像刺儿菜长满田地一般，扎进父亲七十多年的生命里。

　　像是又一次为乡土做标本，从物到人，杜怀超刻画着父亲的脸。他曾在捕鱼行当里意气风发，遭变故舍弃渔网之后，“像一条将要风干的咸鱼”。中年经历家族内斗，蹲在墙角，握着被逝去祖母掏空的棉花被角的父亲，如泥塑一般毫无表情；晚年，交了忙活了大半辈子的土地，看着新建的养猪场里，猪在现代化装置里吃着科学饲料、快递奔向死亡，父亲顿时“失魂落魄”。

　　这是一个很地道的中国农民，土里刨食，土里活命。他的每一个异变都与大时代的波动紧密镶嵌，时而伟岸，时而隐晦；他的劳动号子喑哑，因要谋生被迫要唱得嘹亮。

　　“您给村里人家盖房子也要钱？”

　　“要。”

　　“砌灶台呢？”

　　“也要。”

　　《打工记》的结尾，短短四句对话，真实且僵硬。在走出又回望乡村的儿子看来，要钱，在现代社会中是正义的，但于父亲而言，意味着在物质主义冲击下对其所忠贞的泥土、对自己的一种“背叛”。

　　“写下这样的句子，悲哀而又无奈。”杜怀超说。

　　逃离者的救赎

　　“我自己挖了一口井，自己进去”

　　写父亲这件事，在杜怀超心里压了三十多年，伴随着他的逃离越积越重。

　　逃离是村庄里秘而不宣的集体心事。在上个世纪中，大多数中国农民相信逃出农门的唯一路径是读书，不惜以牺牲亲人的青春、婚姻为代价，挣扎出一个家庭乃至家族的出路。出生于计划生育严抓严打与农村求子传统根深蒂固的角力中的杜怀超，出生本就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破坏性”，成长过程中，又以姐姐们青春为代价，完成了一个农村家庭所期待的一个人的逃离。

　　“我在不断地回头看”，杜怀超说。那一代的“幸运儿”们背负着旧时代赋予一个农村家庭的重压，以至于从1988年，还在读三年级的那个小男孩就立志，“以后要学会写东西，把父亲和家里的痛写出来”。

　　《大地册页》在黑暗中写成。清晨与深夜，杜怀超拉紧窗帘，“在一个乌漆嘛黑的环境里，和外面文明的世界、文明的小区、精致的绿化完全隔开”，抠出关于父亲的每一个字。

　　“我自己挖了一口井，自己进去”，杜怀超说。

　　写中国农村父亲的“伟大”，不是出于崇拜或哀怜，而是对无数中国乡村父亲的一种告慰。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以最原始的力气，在残忍的困境和真实的悲欢中，用卑微与大地相搏，撑起一个又一个家庭；他们的个人情感如荒漠，婚姻仪式匆草完成。麻木而顺从地迎接每一个日子，就是他们真实而赤裸的生存状态。一份撕扯疼痛的生存档案，是一个农民父亲的个人史，也是一代农民父亲的生存史。

　　像是两代人的对话，发生在精神层面，深埋于乡土大地，关乎一个沉默寡言的父亲的土地人伦，与逃出农门的儿子的自我救赎。父亲漫长的人生早已在杜怀超心底酝酿多年。书仅用了两个月写完，之后半年，他一字未写。仿佛突然无人可写，仿佛把自己丢在了那口井里。

　　井里的人们，生活充斥着疼痛和悲欢，有人性复杂而幽微的粗鄙与蒙昧，有乡土伦理的淳朴与底线，生命沉重却真实地存在过。井外的世界，同质化的乡村建设使乡土的面目越发模糊，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秩序逐渐走向坍塌。那种最能让人确认生存真实性的生命图景，正在消散。

　　乡村会不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城市？杜怀超有一种新奇的表达。他的意思是，在快节奏、封闭化的城市生活中，人们能否再次回到上一代人那种脚踏实地的生活？回到那些真真切切的悲欢？“愿父亲和他的村庄永在”，他祈愿坚定，但又坦承，这种书写或是“在纸上无力的白描”。

　　大地上的伤口

　　写作最终要反映人的问题

　　如今，杜怀超住在苏州。他接父亲到苏州住过两年，父亲总叫他开着门，以为这样邻居就会来串门。两年间，无客来访让这扇开在城市里的防盗门徒显尴尬。父亲回到已空了大半的村子，拿起锄头，继续种地。

　　不是所有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能理解这个农民父亲。但杜怀超还是想借父亲的生存档案，把人们从现代文明社会拽到乡土生活中走一趟。在那里，生存之艰与难、人性的亮与暗，都以最粗糙、原始的方式裸露着。被城市化所遮蔽的这一群人的生存图景，足以对习惯了精致、优雅的城市文明的我们构成挑战。但挑战是善意的，杜怀超反复琢磨着这个“伤口”要如何撕得轻缓又不失力道，从而警醒人们反思自己该如何存在。

　　《内斗记》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章节。祖母生病后，一家人的心并不在人的病上，而是如何处理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最省事。在民间，人们倾向于劣势中的人群，无关道德和良心；集体非理性地排挤比他们强的人群。这是同情弱小，还是恶意嫉妒？这阴暗面是天生的，还是生之艰难扭曲了人的心灵？杜怀超没作解答。他确信的是，人的内斗也是人性的内斗，而人性的内斗在城乡之间，是相通的。

　　所以，从一个农民的生命史中撕开一个伤口，何尝不能让你我检视人性中的幽暗，从而多一份悲悯；何尝不能让青年一代人珍惜当下的生活，校正人生的位置，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一份与我们素昧平生的农民父亲生存档案，能给人的触动并不止于这种现实意义。翻着《大地册页》，眼前似乎闪过熟悉的电影画面，如吴天明的《老井》，如张艺谋的《活着》。那些日常、质朴甚至原始的中国农村生存画面，最能逼人走向最形而上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人该怎样活着？

　　“乡村的人，在经济困窘的情况下，对于人该怎样生存没有思考，是朦胧的、麻木的”，杜怀超说，“直到70多岁的父亲‘出远门’到南京，终于看到外面的世界，才开始觉醒，人还可以这样活”。那时，父亲生眼疾到南京看病，车窗外，玄武湖、秦淮河匆匆闪过。那是父亲唯一一次“出远门”。那一刻，父亲的“生活”才开始。

　　“这是您唯一的一次乘车/母亲 您躺在车肚子里/像一根火柴一样安详……窗外风光一闪而过/您抬头看一看/你怎么躺着像一根火柴一样/终点站要到了/车外是高高的烟囱。”

　　《母亲的专列》的作者，诗人丁可，与杜怀超一样是江苏人。杜怀超说，“严肃意义上的作家，其作品最终都要指向人的问题。写作的人有担当，社会会变得更加美好一点”，他顿了一下，这位曾逃离了杜家楼、如今无力地白描着父亲一生的农家儿子补充道，“这是真话。这是写作的第一步。”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