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 漂洋过海

　　近几年，由国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书籍受到了学术界和大众读者的青睐。2014年，由日本著名学者如气贺泽保规、小岛毅等分别撰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在国内引进出版，问世后销售量至今已达10万套。

　　以此为契机，大量的海外“中国学”著作被出版社引进。这些书已不仅仅在学术界内产生反响，在大众读者中也获得了较高赞誉。2016年《哈佛中国史》一经出版，就被放置在了国内书店的畅销书展台上。除了通史著作，一些单行本的海外“中国学”著作同样广受青睐。比如，美国学者裴士锋的《天国之秋》、欧立德的《乾隆传》都曾引发国内公众的广泛讨论。

　　西方“汉学”研究起源很早，在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就有很多哲人学者凭借传说和想象，写就有关中国的作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大量西方人来华，学者、驻华公使对这个奇异的东方国度产生好奇并展开书写。随着考古资料如甲骨文、敦煌莫高窟文献的发现，西方人凭借崭新的科学理论和史学方法抢占先机，成就了最为前沿的中国史研究著作。

　　在此后近1个世纪中，法国、日本和美国先后成为海外汉学研究的中心。西方和日本学者凭借他们崭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架构，写出了大量通俗易读的学术著作。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的汉学著作大量涌现，它们改变了中国史学界以“革命”为中心的历史写作，但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的跟风。

　　西方汉学著作的确有它的魅力，比如在资料上面注重最新的成果；研究角度上出新出奇，不停地开拓如医疗史、身体史、性别史等新话题；叙述方式上通俗易懂，甚至将历史研究写得如侦探小说一样精彩。当下它们在国内的走红，一方面显示出了西方、日本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高超分析和论述能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当代中国学者在大众历史写作方面的缺失和一味“崇洋”的心态。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关注汉学著作的确可以拓宽视野，补国内史学研究的不足，但我们不能一味跟着西方汉学的脚步，陷入他们的问题意识中，从而放弃自身对于历史研究话题与方法的开拓。随着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大众史学的兴起，国内学者如何打破媚外心态、如何在未来写出国内公众爱看的史学著作？或许，这是学者和大众应该共同反思的问题。

　　详见主题B02-B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