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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汉学 从何漂来,为何流行?

2017年05月2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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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1933-2016),美国汉学家,以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史、政治史著称,晚年转向海外华人移民史研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叫魂》等。
费正清(1907-1991),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代表作《剑桥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等。
史景迁(1936—),美国当代中国史研究专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擅长人物研究,代表作《王氏之死》《康熙》《追寻现代中国》等。
近年来在国内知识界和公众中流行的海外汉学著作,如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主编的《哈佛中国史》、日本讲谈社的《中国的历史》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等。

  “海外中国学”著作何以会形成这样独特的魅力?历史学者葛兆光在为《哈佛中国史》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做了总结: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他同时提醒,西方“中国学”著作有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忽视主流历史文献的引证,论述不完整、不深入等。这些缺陷在学术界和大众的一味吹捧中被忽略。正如他在《缺席的中国》一文所说,中国人对于西洋的理论家,往往会网开一面,碰上洋著作就采取双重标准,仿佛洋人拥有“治外法权”。

  这种心态折射出中国人对于西方研究的过度推崇,也反映了中国百年来历史学研究上的创伤。

  

  他者之眼

  西方对中国的关注与书写由来已久

  西方人在几百年前就对中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早在元代,马可·波罗亲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马可·波罗行纪》让欧洲人见识到了中华帝国的繁荣与富有,“中国热”在西方逐渐形成。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华,将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回国,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都曾通过传教士翻译的资料在书中描摹他们眼中的“中华帝国”。

  清末民初,中国门户洞开,中外交涉增多,很多考古材料如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和汉代的居延汉简等相继发现,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最先确立汉学研究的是法国,1902年12月4日,法国在殖民统治下的越南召开了首届国际东方学术大会,出席者有法国、奥地利、德国、挪威、日本和中国的代表37人,共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