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 踏着海外汉学研究的经验再出发

　　西方汉学受到学术界青睐，本身反映着中国学术界本身的种种问题。中国历史，作为一门本土性的学问，为何会“败”给外国学者？在国内的学者看来，这与过去中国与世界隔绝几十年，无法进行学术对话有很大的原因，也与中国学术体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当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景在海外汉学的席卷势头下显得有些暗淡无光，中国史学界需要急迫做出改变。

　　与此相反，西方的汉学家却对中国史学前景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的学术水平比前几代已经提高了很多，未来中国将不再大规模地借鉴汉学著作的研究思路。这种有趣的认知反差之中，是否蕴含着本土史学发展新的可能性？

　　历史学者的写作要关照公众需求

　　新京报：西方的中国历史著作被大量引进，受到了很多读者的追捧，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张国刚：国外的很多通俗历史读物都是专家在写，而国内的专家却不屑于写这些内容。这恐怕与国内的学术体制有关。学者一般只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著作，要不就写教材类的书籍。因为中国人多，即使有些晦涩的著作，都能卖几万册，但在西方，可能连几百册都卖不出去，甚至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这其实也是逼着海外学者写出让大家关注的通俗性作品。

　　我曾经在德国、日本都教过书，我发现他们大学的课程，面对的学生既有专业内的，也面对专业外的，这就要求国外的老师讲课必须要通俗性和思想性兼顾。我觉得大众历史的写作，其深刻性一定要表现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的晦涩。

　　西方学者看中国会有不同的角度，会引起大家兴趣。这一现象背后折射的是，现在的专家应面对所有读者，写内容深刻，符合大众需要的通史，这需要读书界、学术界共同努力。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和自媒体交互影响。在这个时代，专家和大众都在一个“频道”里，彼此享受着共同的传播渠道。我们学者书写历史应该考虑更多的读者需求，不该是象牙塔里自说自话，学术界也应该重视大众的历史写作，当然这也不是一下子所能完成的。

　　中国学者有能力写通史但缺少信心

　　新京报：西方汉学被大量翻译，这对中国史学界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马勇：改革开放前，中国历史学界其实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历史理论一直都是受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我们会把古代历史归结为是封建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和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等等这些论述。近代史呢，我们就会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结论来概括。

　　可是改革开放之后，历史学界接触了其他国家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突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和他们对话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剑桥中国史》引进，中国学者一下子就感到了震撼。在80年代，国外的汉学研究功不可没，那些著作确实为我们打开了眼界，让我们收获很多。

　　新京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哈佛中国史》等都是国外学者合理撰写的通史性著作，但中国当代学者却很少合作撰写一套通史性的著作。

　　马勇：我们通史写作比较弱，大概从范文澜、蔡美彪的《中国通史》之后，就没有合格的通史作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我自己来说，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期待中国能够出现个性化的通史写作。现在，我们中国的学术水平其实已经大踏步前进了很多，但是大家一直建立不起来自信心。现在有些大陆学者是有资格来合作写通史的。

　　但是，中国学术界又有立门户、分派别的不良风气。在这种氛围下，根本没有人敢做。如果你做，马上就会有人质疑你，你有什么资格写通史。民国时期，钱穆一个人写了《国史大纲》，我们奉为经典。现在，我们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要比钱穆那个时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为什么不能写？但是我们的学术气氛和价值评判不允许大家做这种事。

　　中西学术交流趋势会有所改变

　　新京报：西方人的中国历史研究成果在这些年备受国内学术界关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梅凌寒：西方有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在西方国家，随着科学发展，历史逐渐变成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同时，有一些科学家也开始对于东方历史进行研究。然而，当时的中国，可能还没有脱离古代研究历史的传统方式。因此，汉学研究的奠基性著作，西方国家曾有一定的贡献。1949年，中国学界长期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分析中国历史。这其实仍旧是源自西方的思想工具。不可否认，此前很多现代科学的原则都是由西方制定的。

　　另外，因为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一直到21世纪初，中国大学的综合水平仍然有限，很多学者对于汉学研究的资源和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不过，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能够阅读外文书籍，开始了解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角度，而且，与国外学界的学术交往也越来越频繁，更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在这种形势下，自然是越来越多的西方汉学成果为中国所知，甚至受到中国读者欢迎。

　　中国的传统教育，似乎不太鼓励启发个人创意。所以，很多人主要依赖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东西，来发展自己的思想，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讨论。在这里面，许多外国学者的著作——尤其是汉学作品，或者成为研究的前提，有时甚至成为相关研究的一种标准。中西学术的交流影响，其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西学者在中国史领域的优势和劣势？

　　梅凌寒：中国历史学者的优点在于掌握史料很多，比较能够从整体上了解中国的文化，见识也可能更深入。缺点或许在于太拘泥于细节，而对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掌握也有待提升。

　　欧麦高：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的优势在于：不太关注主流历史的叙述，因此研究的领域大，能注意一些少数群体的文化与思维方式，描述个人的历史，而且还会发现很多不重要的人其实在历史上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这种研究方法突破了以前大家所认知的历史架构，会让人们感觉到历史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这几年，很多人从事性别研究，关注底层社会、少数民族等话题，像民间宗教等也成了新鲜的故事。而且这些历史上的细节也对主流历史有了明显的影响。西方中国研究的另一个优点，在于把中国历史放到世界历史的序列里面做比较研究，把中国与全球的现象联合起来。

　　缺点在两个地方：第一，可能缺少文化背景，比如看档案或文学作品时无法体会背后的文化含义；第二，可能牵强地利用某些理论进行写作。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现在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水平？

　　梅凌寒：现在的情况，和我刚开始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不同，已经变化很多了。中国年轻学者的综合水平，比前一代提高了很多。中国从事学术研究者的规模，也比以前扩大许多。所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大规模借鉴吸收西方汉学的方法思路应该会有所改变。估计未来，中国学者把西方汉学研究的学术方法和理论作为标杆的倾向有所缓解。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