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活地图” 临终批文稿

　　2017年5月14日

　　周庆良

　　性别：男

　　终年：74岁

　　籍贯：北京通州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通州区文物管理所原所长、中国运河历史文化专家，著有《通州漕运》、《潞阳杂叙》等12本书。

　　通州大运河第一村在哪儿？里二泗村真有李二寺？台湖是否有台又有湖……想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想知其所以然，不得不提起周庆良。

　　他个头不高，见人总是笑脸相待，提起历史便滔滔不绝。一辆二八式加重自行车陪伴了他30多年。

　　作为“通州通”、“通州地下文物活地图”，他对通州每个村庄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变迁如数家珍——1982年至2003年，周庆良踏遍通州所有自然村落与城内174条街巷，完成全市第二次文物普查任务。

　　5月14日，周庆良因病逝世。

　　相识30多年的好友悲恸写下，“纵然建置两千载，通州再无周庆良。”

　　“活地图”

　　脚步丈量出来的学问

　　战国史话、宋辽夏金史话、中国古代史常识、古建筑游览指南……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里，书架、床底、书案、桌底，堆满书籍，一部分已泛黄发旧。

　　为了解历史文化，周庆良熟读每一本历史书籍。家人仍记得，使用煤油灯的上世纪80年代，他坐在被窝，手里拿着钢笔，借着微弱光亮，一遍遍翻看《日下旧闻考》。

　　那时，他被调到通州区文物所。所里除了一名助理，只有他一个人。

　　住所附近有个砖窑，经常出土陶罐。总有小贩抱着陶罐来家里捐文物，以获得文物所的奖励。

　　“那会儿我们住在一个平房里，院子周边围着一圈圈的陶罐子，形状大小各异，有的跟个葫芦似的，再后来院子都放不下了。”周庆良的女儿回忆，收回的这些罐子，父亲只一眼就知道是个老物件。但关于陶瓷，他会比对实物和资料来理解和认识。

　　入库收藏前，周庆良都会把陶罐清理干净，整理出资料。如果是彩色的，他更是小心，用竹刀，必要时用铁刀，小心翼翼地把土剔除掉，保证彩不能掉。

　　他的足迹还遍及通州521个自然村和城区每一条街巷，掌握每一处文物的现状。

　　“一般的文物墓葬都在荒凉偏远的地方，他每天骑个破自行车各处跑，除了实地查看外，还要找当地有名望的老人做采访。”妻子说，中午饿了，就在小卖部买一包饼干、一瓶水解决。

　　曾有一辆自行车，在走访曹雪芹的墓碑中丢失了。

　　3年时间，厚厚的几大本文物账，他写在纸上，也记在脑中。以至于问他通州的历史文物，朝代、遗址、诏书碑文，甚至连哪年哪月哪日、长宽厚实物尺寸，都能得到答案。“每次出去我们都不用导航，跟着周老这张活地图就行了。”通州时讯的张丽说。

　　“找茬儿”

　　关于历史要有理有据

　　《通州地理》栏目推出6年，周老陪栏目记者张丽走过每一期。

　　提起周老，她感触颇多。在一次关于燃灯塔的采访中，周庆良介绍，“燃灯塔有‘七绝’，悬铃多、神像多、诗碑高、塔榆奇……在众塔中独树一帜。”之后再从始建年代、现存情况、历史典故等方面详尽解释，如数家珍。

　　1985年，燃灯塔历时两年的抢救性修缮中，周庆良几乎天天在场，亲眼看到如何重建塔顶、补配铜铃和恢复塔基。塔身原有2248个塔铃，后补上的1000多个塔铃是按原样在张家湾定制的，虽然模样一致，但哪个是新哪个是旧，他都一清二楚。

　　周庆良严谨，眼里容不下一点瑕疵。他给张丽上得最深的一课是：记录历史丝毫不能马虎，务必准确。

　　“按说，编辑是记者稿件的第一读者，可《通州地理》的第一读者是周老，每次采访后出稿，我都会去找他。”张丽回忆，一稿见面改，自己读给周老听，不对的地方停下来修改。二稿电话沟通，发稿后还要等着他“找茬儿”。

　　“周老师要求太严格，每每这个时刻，我特别紧张，因为出错了是要挨批的。”张丽说，平时周老师和蔼可亲，可要是见报文字出了错，他铁定生气翻脸。

　　周庆良的确有“找茬儿”的资本。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啧啧称奇，无论提起哪个村有什么文物遗迹，没见他翻阅任何资料，张嘴就来，逻辑性和真实性不差毫厘。

　　儿子周伯余也在他的推荐下，到通州区博物馆工作。入职前，他提醒儿子，“关于历史，一定要有理有据，知道的说，模糊的就一定要查资料。”

　　周伯余提起，一次单位修缮搬家，在旧房子的窗台上，发现四个约20厘米长、5厘米宽的盒子，里面有200多张卡片。全是父亲在看书、看报后，将与文物知识有关系的内容，一个个手写下来，方便随时可以查阅。

　　“不顾家”

　　漏雨踩积水不知晓

　　与对待历史文物的用心相比，生活中的周庆良却是“粗糙，不顾家。”

　　妻子还记得，两个孩子年幼时，丈夫住在单位，每周回来一两天，自己和孩子住在一个破旧的平房内。当时窗户都糊着报纸，一下雨屋子里到处漏水，有时没办法，只能把孩子搁在窗台上。

　　“他周末回家，我本想说这个事，可他进来后，就一直在屋里来回踱步，想文物的事，地面都是湿的，他踩着也不知晓。”她笑着回忆道，“我出门一趟，回来他都走了。”

　　2003年，时任通州区文委主任的杜德久找到周庆良，希望编写一部通州地区的文物志，周庆良欣然接受。

　　那时正是“非典”时期，人们都不敢出门，周庆良到马驹桥镇发现，新桥北端下坡的汉唐砖室墓被破坏，联系相关部门，对那块地周围进行考古勘探。

　　2005年开始，他以一人之力，用一年时间，完成了50万字的《通州文物志》，弥补了通州地区在这一领域里的空白。

　　那时候，他外出几天，却没有告知家人，“还以为他走失了，不回家也联系不上，后来辗转找到朋友，才知道是去修书了。”

　　“他这次生病，也是因为不在意疏忽了。”家人回忆，2015年5月，周庆良一直腹泻，却只是在药店买了药，每天还照常骑车上班。

　　腹泻持续了两个月，直到家人带他去医院检查才发现，老人已结肠癌晚期。

　　“得罪人”

　　爬进挖掘机护文物

　　在好友胡建功眼里，周庆良不光在文献领域有所建树，在文物保护上，更是以命相搏。

　　伴随了他30多年的自行车，不知驮过多少东西。胡建功记得，一次在村里，周庆良发现一个200斤的断碑，上面有铭文，是个文物，他就把断碑搁在自行车后座上扛了回来，差点被碑砸到受伤。

　　相识多年，他发现好友有两面：对保护文物的人，他总是和蔼可亲，知无不言，从各种方面鼎力支持；对文物破坏者，却是言辞激烈，铁面拦阻，不留半点情面。

　　他也为此得罪了很多人。

　　2006年5月，周庆良去武夷花园小区东侧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挖掘机正在附近施工。在要求工人停止施工无果后，他直接爬进了挖掘机的翻斗里。

　　保护文物，“修旧如旧”，是周庆良最后的心愿。

　　“父亲不希望人们在修文物时，却把文物给破坏了。”周伯余回忆，有次父亲在梨园发现，一座古庙正在修缮，工人却把老砖拉走，用新砖修建。“他当时就急了，上前制止。”

　　直到生命最后，周庆良还执着于挚爱半生的历史文物。

　　5月初，几位好友去看望他，也顺便带来正在编纂制作的关于通州历史的文稿。

　　“他说是看看，那么厚一本，却用了一夜时间，用红色钢笔，在每一页不妥当的位置圈红，在扉页备注正确内容。”周伯余说，父亲逝世后，他的旧友拿到这本文稿，看见每页备注的工整娟秀的红色字迹，忍不住哭起来。

　　新京报记者 左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