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厂”到“场” 老厂房变文创地标

　　【开栏语】

　　北京市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今天起，新京报推出“我们这五年”系列报道，选取北京城市发展历程中的数个“关键词”，记录五年以来，这座城市发生的细微却深刻的变化。

　　高耸的烟囱不再冒烟，破旧的机器停止运转，空旷的仓库落满灰尘……那些曾经红火的工业厂房被我们淡忘。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老旧厂房被赋予了新生命。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围绕着这一功能定位，文化部、北京市共同规划建设了全国首个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并正式落户朝阳。

　　纵贯东西的国家文创实验区，让曾经的工业厂房蜕变为新型文创产业园，也引导着区域人口、资金流、信息流等的变化和城市空间更新。

　　北京齿轮总厂变成“齿轮场文创园”，恰恰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由大会堂余料建造 辉煌老厂面临转型

　　勉强可容纳两车并行的小路口，开放式的大门，拖着装满蔬果小拉车的老人……这是片被红砖墙老居民楼围绕着的知名园区。

　　前三分之一是改造后用线条等搭建起来的现代立体空间，后三分之二是正在改造的老式砖瓦车间，和红砖垒砌的老式居民楼。

　　即使有朝阳路上有蓝色的“北京齿轮场”路牌指引，这里也低调得容易让人错过。

　　然而，在完成改造的2万多平方米空间内，已经迎来了不少聚光灯下的业务——老车间里搭起的录影棚中，鹿晗、林宥嘉、小宋佳等明星几天前到这里录制过节目。

　　谈起数日前的那场“秀”，北京齿轮场员工安昌（化名）随手翻开手机，很快找出了那天为明星们拍下的“路人照”。

　　2年前，安昌从稳定的岗位离职。他在这里的工作，是为这片疏解腾退后的厂房找到新的出路。

　　最先熟悉的是老北京齿轮厂的历史。

　　“它真的见证了新中国历史”，安昌说，正对大门的办公楼，建造时使用的是人民大会堂竣工后留下的余料。

　　脱胎于1949年成立的北平振华铁工厂，1960年2月正式成立的北京齿轮厂以汽车齿轮研发制造为主，曾经在1961年至1963年的全国行业产品质量评比中，斩获连续三年名列行业第一的荣耀。1991年的经营数据足以证明它的“江湖地位”：职工总数已经达到4300人，销售收入22500万元，上缴利税达4100万元，居全国汽车齿轮行业第一。

　　随后的情形却是急转直下，外方公司撤资、市场环境巨变等接踵而来，巨大的人员负担和债务压力使企业经营日渐困难。

　　2013年10月，经历了资产重组、破产调整等步骤后组建的北京北齿有限公司启动整体搬迁。

　　一年多以后，除变速箱总装车间外，其他车间全部顺利搬迁至河北黄骅，北京定福庄厂区保留产品开发部和营销部。

　　齿轮厂的历史随之被浓缩，成为办公室墙面上的黑白老照片；留下来的齿轮“咬合”打造成动物造型，站在一寸高的青草里，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

　　放弃发展房地产 打造“三里屯+798”

　　是盖楼发展房地产？还是改建成汽配厂为北汽公司服务？安昌记得，北京齿轮厂腾退后，曾有过这些方案的论证。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时，明确指出首都的城市战略定位是“四个中心”，即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随后，围绕着这一功能定位，文化部和北京市采取部市战略合作方式，共同建设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

　　“CBD-定福庄”一带，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的核心承载空间，将北京齿轮厂老厂区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思路应运而生。

　　安昌说，当年北汽集团也提出要从传统制造业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结合朝阳区政府的有关建议，北汽集团正式决定升级打造齿轮场文化创意产业园，定名“北京齿轮场”。

　　由“厂”变“场”，隐喻着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安昌指点着“齿轮场”沙盘说，在他们的规划里，这是“三里屯+798”的结合体，是容纳了办公、商业、公寓、秀场、电影院等综合配套设施的文化产业园。

　　同时，这也是一处开放包容的城市公园，即将为都市居民提供健康步道、运动空间、工业遗址博物馆、电动车示范中心等服务，打造环境友好、科技绿色的园区。

　　减房租发补贴 提供保姆式服务

　　腾出来的空间就像蜂巢，有活跃“蜜蜂”才能创造价值。

　　预计能够容纳80多家企业进驻的齿轮场内，已经有20多家文创经营者在此“落脚”。

　　“最早的2014年就来了”，安昌能详细讲出企业负责人的职业经历、项目最新发展情况以及目前面临的难题。从最初的房租减免，到之后的工商注册、投融资，他自称提供的是“保姆式服务”。

　　因为齿轮场的定位不仅仅是孵化器，更是分阶段的长期培育和经营，“我们要长期跟踪项目的情况，才能找到它们前进路上的痛点，从而帮助创业者排除障碍”。

　　安昌和他的同事们还要帮助创业者更好地利用国家政策，“比如今年起施行的国家文创实验区‘政策十五条’，我们也得帮着解读。”

　　这一系列政策覆盖了文创企业的融资补贴、上市奖励、孵化创新、外资准入、文化保税、知识产权服务、行政登记等十五个方面，是朝阳区为文创产业发展打包提供的政策红利。

　　在此前朝阳区为文创企业发展提供的政策中，掌阅科技公司已经收获了实效。

　　“帮助最大的是支持企业上市的一系列政策和服务”，掌阅科技执行总裁张凌云说，目前掌阅科技正在上海主板IPO排队，在准备IPO的过程中，朝阳区帮助企业了解国家相关政策，对接相关主管部门，解决上市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使得我们在此过程中少走弯路，加快踏入资本市场的进程。”

　　从扎堆到聚合 进驻企业互成服务链 

　　容纳了多个企业的园区，就像一个小型社会机构，需要一双“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

　　“我们希望，进驻齿轮场的企业相互能形成服务链条”，安昌说，此前有部电影，是在园区内一家公司进行特效合成，然后由园区里的“邻居”负责了衍生品制作。

　　“最好所有的环节都能在齿轮场内完成”，所有的进驻和项目对接，都需要通盘考虑，他说，如此才能形成园区的品牌和规模效应，不是“扎堆”，而是聚合。

　　整个朝阳区就像是扩大版的“齿轮场”，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核心区域78平方公里的行政区域面积中，原胜利混凝土建材厂、原朝阳区木器厂、原四惠建材市场等这些名词所承载的功能，会随着城市定位转变，迎来一场“腾笼换鸟”。工业厂房改造利用、传统商业设施升级、有形市场腾退转型，成为这场变革中的三条路径。

　　五年以来，国家文创实验区范围内已新转型升级了32个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包括齿轮场品牌创业文化园、铜牛电影产业园、西店记忆文化产业园在内的一批新转型升级的文创园区已经陆续投入使用，在整个国家文创实验区核心区范围，形成了50余家文化产业园区错位、协同、融合的发展格局。

　　“园区之间要协同、要错位，行业和链条要分工、要协作。”朝阳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这也是国家文创实验区的使命，即在产业布局上突破了单个园区的限制，在更大范围和更高水平上促进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

　　这也引导着整个区域人口、资金流、信息流等的变化，与城市空间更新——以北京齿轮场为代表的，脱胎于传统工业厂房的文创园区，正打破传统聚集观念，塑造新的产业形态。

　　安昌希望，今后的齿轮场能够成为一个地标式建筑——2018年全场建成后，这里成为容纳居民休闲、影视创业的多功能文创园。

　　“最难的是整体规划。”他说，航向已定，远景自然可期。

　　【我眼中这五年】

　　1、过去五年，在你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北京齿轮场员工安昌：从工作了9年的安稳岗位离职，利用学到的理论知识来到齿轮场，负责运营相关工作。

　　2、你觉得这五年来北京发生了哪些变化？

　　安昌：最大的变化是“四个中心”定位确定后，朝阳区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并且随着国家文创产业实验区的出台，整个区域内的文创产业慢慢从扎堆变成了如今的聚合有序发展。

　　同时，政府也出台了“新十五条”等政策，为文创企业发展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

　　3、未来你最期待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安昌：我希望北京齿轮场能成为一个地标性建筑，按照沙盘上的办公区、公寓、秀场、影视基地等，成为北京第一个多功能文创园。

　　■ 访谈

　　朝阳区委书记吴桂英

　　文创产业从无到有 政府从项目推动到提升服务

　　新京报：五年或者更久之前，是什么契机促使朝阳区选择发展文创产业？

　　吴桂英：新世纪之初，我们紧抓奥运、CBD和绿化隔离地区建设三大历史机遇，实现了由农业大区向综合经济强区的转变，但是透过举办奥运会和国家发展战略、北京市发展部署，也使我们看到了自身存在的不足和差距。

　　我们不禁思考，朝阳的未来发展优势在哪里？

　　朝阳区已经进入更加注重融入全球化、更加注重产业结构提升、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社会和谐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新的发展阶段。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推动国际文化交互交融与合作创新，成为朝阳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重要的“内在需求”。

　　文化创意产业低能耗、高创意、高附加值的产业特性，使之成为朝阳推动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的必然选择。

　　新京报：过去五年的关键词之一是非首都功能疏解，在这个过程中，有多少疏解后的空间用于服务文创产业？目前收效如何？

　　吴桂英：这些年来，我们坚决破除“舍不得”的纠结，坚持控疏双管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功能疏解，做好先舍后得、瘦身健体大文章。

　　几年来，国家文创实验区范围内通过工业厂房改造利用、传统商业设施升级、有形市场腾退转型三种方式，新转型升级了32个特色文化产业园区，建筑规模共201.28万平米。

　　这些园区正进行着人口、空间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以文化创意产业独特的集聚形态，引导区域人口、资金流、信息流等的变化，促进了城市空间更新，转换了新的发展动力，产出效益明显更高，也带动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新京报：文创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强的过程中，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角色是否发生过变化？

　　吴桂英：形象地说，在文化创意产业快速发展的高速路上，政府做的就是划定车道线、设置信号灯，而市场是发动机，企业是驾驶员，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同向互动，推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

　　在朝阳区文创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变强的过程中，政府的工作重点和具体举措是不一样的。比如，在产业发展的初期，政府的工作重点是高举旗帜、强化引导、项目推动、加快聚集；而经过一定的发展之后，政府的工作重点更倾向于完善政策、培育市场、搭建平台、提升服务。

　　新京报：你认为，未来文创产业在朝阳区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怎样的地位？

　　吴桂英：无论是从文创产业本身的高融合性、高附加值特点，还是从首都新的城市战略定位要求来看，朝阳区已经进入到文化引领发展的新阶段，文创产业成为朝阳区的重要支柱产业和经济升级转型的新引擎，同时肩负着提升区域文化底蕴、提升区域环境品质的重任。

　　A08-A09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黄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