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共读 陪孩子成长之路上的独行与同行(1)

　　在当代中国，与“育儿”最紧密相关的一个词莫过于“焦虑”。70后、80后的新一代的年轻父母们，伴随着近十多年来绘本及亲子共读的理念引入国内，焦虑着如何从不断涌入童书市场的新书中沙里淘金，也焦虑着如何在亲子共读中构建理想的亲子关系。以积极的视角来看，这种焦虑背后，有对于传统中国式亲子关系的反思，有对教学相长这一古老教育理念的延展，也有新一代父母自我成长意识的萌芽。

　　焦虑是起点，新一代中国父母陪孩子成长的旅程已开始。其间需独立探索与自省的独行，也需与他人彼此支持、共生的同行。同时，公共空间的集体共读拓展着当代儿童阅读的方式，让这条陪伴孩子成长的路途更广阔而坚实。B02-B0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在阅读、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位父母都是要独自前行的。

　　父母的觉醒

　　新一代父母有了思考做父母这件事的理性

　　新京报：你的书和教育理念中有一个很鲜明的关怀，公民教育，但这一点也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家长的教育理念中，尤其是在家庭教育中比较模糊的。家长可能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在亲子教育中把孩子也当做未来的“小公民”来教育。如何协调公民教育和亲子教育的关系？

　　蔡朝阳：确实，在家庭内部，我不会采用“公民教育”这种说法，因为公民教育是面向公众的，而家庭教育很多时候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其中有一点还是蛮一致的，就是，我们对孩子的期待是他成为一个自立、自强、自尊、自爱、自由的孩子。在家庭内部，也需要建立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家庭关系。父母之间是这样，对孩子也需要这样。

　　童年作为一个漫长的准备期，最重要的是呵护孩子们与生俱来的好奇、自由意志，以便于他们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他们的自我，从而获得成长的最深沉的助力。这些年来，因为对儿童的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儿童教育的重要，也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教育追求是以孩子为主要对象的。当前，国人在家庭教育中，还有很多误区、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成年人的意志，取代孩子的感受。

　　新京报：比如人们总觉得亲子共读是家长花时间陪伴孩子成长，但你一直强调的另一点是亲子共读中，孩子可以教给大人们很多事。

　　蔡朝阳：亲子共读，对父母而言，是享受，也是自我审视，重新成长。这一点我有深切的认识。我在孩子的成长中，看到了很多我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我的秘密，如果不成为父亲，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常引用华兹华斯的诗句，“孩子是成人之父”，也曾写过文章说，育儿是一次自我疗愈的旅程。

　　因为亲子共读，我发现了很多孩子认知世界的奥秘。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菜虫在两周岁不到时还不识字，但已经会说话了。有一天，他一个人坐在床上，面前摊着一本绘本，然后一边翻看一边嘴里念念有词。我惊讶地走过去，发现他念的，跟绘本上写的字一模一样，就像他认识每一个字一样。瞬间我就明白了，这个绘本我给他念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听得很专注，于是全部记在脑子里，就在这一天，他终于重述了一遍，甚至连语气都跟我之前的讲述一模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深深被孩子的学习能力震撼到。也因为这件事，我更加坚信，这个被我塑造的孩子，同时也全然重塑了我对儿童教育的理解。

　　新京报：在国内推动亲子共读，最难的地方是理念上的改变和更新？新一代的父母在教育理念上有明显的变化吗？

　　蔡朝阳：最难改变的便是观念。比如，我们在说要有自由的教育，总会有家长理解成放任自流。殊不知，自由的前提是群己权界。儿童教育中也是如此。关键不在我们是否想改变家长的观念，而在于，我们的言说，经常会被误解，这是我比较无奈的地方。

　　70后与80后的父母，据我有限的观察，其实家庭教育的观念变化还是有的。我们的父母只是按照传统甚至本能在做父母，新的父母开始有了理性，会思考做父母这件事。所以我前不久有个演讲，标题叫做《父母的觉醒》，最大的变化就在于这一代父母开始有一个价值观来指导家庭教育了，但且不管这个价值观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一个家庭教育的深刻变革的时代，正在到来。

　　新京报：你现在的身份在国内都很新，比如“独立教师”、比如“阅读推广人”。后者是在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内童书市场的发展、教育理念的发展出现的，还记得最初以这个身份来推广亲子阅读时的情况吗？怎么看这个新身份在未来社会的作用和可能性？

　　蔡朝阳：前几年受邀参加一个童书活动时，发现我的标签是“阅读推广人”，当时非常受宠若惊。我只是一个每天给孩子读书的奶爸而已，因为跟孩子读绘本，自己成为一个喜欢绘本、喜欢儿童读物的人，尝试写一点有关亲子共读的文章。

　　我不太认同附加在我身上的“阅读推广人”这个标签。阅读其实是很私人的一件事，未必需要怎么样去推广。我愿意在博客或者微信公众号里列举我读过的、我与孩子喜欢的书单，但会把这个书单叫做“概不负责”的书单。因为阅读口味不一样，就像著名的《柳林风声》，据说是绝妙的一本书，可是我与我家娃都不喜欢读。对于这本书，阅读推广在我们父子俩这里，失败了。

　　读到好书，乐意分享，如果这也算阅读推广的话，我也不否认自己是这样的阅读推广。这个工作很重要。因为阅读推广人是非常好的桥梁。广大的年轻父母在初为父母时，对儿童阅读的汪洋大海一片茫然。这时，出现专业读者，作出指导提供选择，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但父母归根到底是需要自我成长的，不能老指望着人家来推荐书。阅读推广人是帮助你自我觉醒的小助手，在阅读、成长的道路上，每一位父母都是要独自前行的。

　　社群的互助

　　在共生中分享和寻找高明的童书　　书最大的作用是和内在的潜意识进行自我对话，让孩子获得自我决定，再外化到行动上，自己产生要解决问题的力量。

　　新京报：你曾谈到最开始做亲子共读推广，原因之一是有家长在社交网站上留言问书，因为年轻一代的父母面对大量童书不知如何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是在为国内青年父母的亲子教育提供支持？

　　粲然：在“亲子共读”最初被频繁提及的2012年，周围很多妈妈在传的是“0-3岁必读的100本书”，“0-6岁不得不读的经典绘本”等等。当时同为“资浅”妈妈的我，一样按照书目去买书，但发现这种方式埋伏着很多买到书之后的不解甚至愤怒。所谓“不可不读”的书，使孩子和父母在最初的共同阅读中，放弃了互相理解，追随，与家庭个体化选择，陷入主流阅读选择体系中。这样浮在水面上的亲子共读概念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所以当时我开始做一件事，把在亲子共读（无论是我的孩子还是其他孩子）中的个体观察，记录成一篇篇已读书评去分享。这是很个体化的阅读记录，可我坚信它一定会使某一部分孩子在某个成长阶段产生共情，也让家长理解和观察到这本书对这一阶段确实有作用。后来，不只是我在做引领性的推广，家长们也会把关于育儿理念、阅读兴趣的书推荐给我。这是一个共生的举措，家庭的阅读是个体化的甚至是孤独的，但这样一种交互式的推广和讨论，让我和年轻一代的父母一起成长。

　　新京报：最初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推荐什么样的童书？现在有一本你觉得很棒的书要推荐，方式应该更多元了？

　　粲然：我的孩子是在2010年出生的，两个月时，我们开始一起读一些大色块的儿童绘本。10个月左右我发现，孩子才0岁以下，在共读中是可以给出自己独特而热烈的响应的。所以我那时开始写《骑鲸之旅》——我们家住在海边，孩子就像是在大海里不会说话但有感应的小鲸鱼，和我们开始一段灵魂奇幻旅行。

　　孩子2岁多时，《骑鲸之旅》出版了。在做巡回讲座时，一个资深出版人对我说，在这之前不可能有人写0-3岁孩子的阅读笔记，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会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买那么贵的绘本，也认为他们看不懂。5年之后，现在我经常收到的父母们的问题是，我1岁的孩子不爱读书怎么办？一二线城市中知识分子父母对亲子共读的观念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现在如果我觉得有一本很棒的书想推荐，可以通过分享活动、微博、线上课程。再比如，我在巡回讲座时就背着《怪杰佐罗力》的大布包衍生品，这是一种身体力行的推广方式。而《不畏风雨》这个绘本，我们是以孩子在暴风雨之后的朗读录音进行分享的，很多大人都在朗读会上被打动了。

　　新京报：5年间很多父母的观念已发生很大变化，那么现在国内年轻一代父母关于亲子共读，除了找书之外，最大的困惑、焦虑在哪里？

　　粲然：困难和焦虑来自于一种错误的认知：我的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需要去读什么绘本？比如孩子最近不爱洗头，就要去读解决洗头问题的绘本；不爱拔牙，就要去读解决拔牙问题的绘本。其实阅读并不能解决孩子的所有问题，为了解决问题而读书恰恰是一种

　　（下转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