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阅读 尊重一代人产生思想深度的起点

　　相较绘本等童书在近十几年的蓬勃发展，说到国内青少年的阅读选择，我们难免迟疑起来。回望童年将近、青年未满的几代中国青少年的阅读轨迹，一边是各方推荐的原创经典篇目常年更新缓慢，另一边《幻城》《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系列等流行小说轮番刺激着青少年的神经。

　　零散的流行意象终究无法拼凑成一代代青年人的精神版图。除了课本之外，能读到什么样的真正助益于完善成长与独立思考的书，有没有自主、多元选择的余地，是几代中国青少年共同承担过的问题。

　　现在我们有积极的回答吗？至少，反思、尝试已经开始。无论是下一代随着优质童书成长起来的少年的诉求，还是几代人划过时代的阅读轨迹，都在提醒创作者、出版人、父母和青少年自身共同正视这一阅读问题。只有当我们积极赠予或争取一代人在心智扬帆时应有之精神馈赠，新一代青年才能在多元文化和富足心灵的支持下走入社会。

　　用人文之光照亮一群孩子的心灵

　　在每本书的编撰思路和具体内容上，我们充分信任邀请的编著者，他们都是这个领域最权威和有公信力的专家，是这套书高品质的保证。比如《给孩子的故事》中《布里小镇》一篇，初看之下，我们觉得描写父母婚外恋的情节，是否对孩子无益。与编者王安忆沟通后，她认为：小说的人物可爱，气氛阳光，可作为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来读。我们再读，同意她的看法。小说对爱情的复杂性有很正面的描述，虽然充满冲突，但没有阴暗的感觉，尤其是结尾，女主人公把对丈夫的愤怒向女儿倾诉，刚成年的女儿把父母奚落了一顿，这场冲突就在略带幽默自嘲的气氛中被消解了。这未尝不是孩子给我们成人的教育。

　　新京报：最初北岛和活字文化开始策划“给孩子”这个系列的时候，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从已出版的作品来看，它像是在重新定义中国“孩子”的精神世界，完成少年时代的人文教育启蒙。

　　李学军：“给孩子系列”从第一本北岛选编的《给孩子的诗》到现在，王安忆选编的《给孩子的故事》是第八本，之后还有一系列的选题正在撰写或者编选中，包括《给孩子的音乐》《给孩子的历史地理》《给孩子的国宝》等。这个系列的面貌已经越来越清晰了，会是一套青少年的人文通识阅读读本。

　　活字文化在成立之初，就策划给孩子们出版原创作品，包括低幼年龄段的绘本。我们希望能做原创，做扎根中国文化的好作品。绘本之后，开始识字，就要阅读文字书了。以前，到了上小学的年龄以后，一般都看儿童文学。除此之外，少年阅读的可选性并不大。

　　我们总觉得，中国的孩子特别可怜。一方面学校的课业很重，阅读面很窄，反反复复折腾课本上那点东西，什么中心思想段落大意等，缺乏鲜活的阅读体验；另一方面，确实也没有多少门类丰富的好书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看。我们作为出版人，有责任把优秀的作品提供给孩子们，让他们来选择。

　　新京报：在策划、编选内容时，“孩子”有明确的年龄界限吗？最新一本，王安忆选编《给孩子的故事》序言里说，大致考虑在十岁到十五六岁，孩子想法、心思较暧昧的“少年”阶段。期待呈现给这一代人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李学军：从《给孩子的诗》，到第二本《给孩子的散文》，我们一直在讨论针对的读者年龄，渐渐确认，“孩子”，就是学龄段的青少年，6-18岁，进小学开始，到高中结束。这个年龄段跨度大，有人会质疑分阶阅读的问题。我们觉得，与知识、方法等需要分年龄段掌握的能力不同，通识阅读，就是一种人文的熏陶，一种潜移默化的浸润。我们要在孩子们可以读懂的范围内，把优秀的文字、思想，以及丰富的情感和美的感受，传达给青少年，让他们从小就接触好东西，培养高眼光，提升精神世界的自我期许。阅读的品位、深度、广度，一定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之路。

　　新京报：目前国内整个大的文化环境，如电影、综艺、动画片，呈现出低龄化、低智化的倾向，而且主要受众群体就是青少年。这种情况下，纸质阅读像是一种坚守且温柔的抵抗，给处在智识发展关键阶段的孩子一种真诚的支持。如何理解“给孩子”这个系列在当代的存在意义？

　　李学军：不要以为孩子没有思想，只要我们不幼稚地对待孩子，他们就会开启独立的思考能力。大家都在谈论孩子们接触的文化环境低龄化、低智化的倾向，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全世界的问题。读图时代崛起，就是文字时代的没落，这对于人类思想的深化是严重的打击。不过，我们依然不能轻视个人有独立思想的能力，尤其是孩子阶段，决定了产生思想深度的起点。现在的信息爆炸状态，很容易把人的思维拉平拉浅，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套书，以及背后的期望和努力，把文化经典的成果，交到孩子的手里，让他们不感到文化的贫穷和心灵的匮乏。也许，这力量很微薄，但是我们坚持去做，相信会有一些瞬间，人文之光将照亮一群孩子的心灵。

　　把对生命和人性有思考的作品给少年

　　我的《布里小镇》是成人视角，跟儿童文学不搭一点边。我只能赞叹王安忆的眼光和决断力。话说回来，我的这篇小说虽然写了成年人的婚姻生活甚至婚外情，但是切入角度比较特别，写得也比较干净，好玩，有着成年人难得一见的天真，选给小孩子读，让他们掀开社会的一角，看看成年人的世界里会发生一些什么，有什么不可呢？

　　新京报：你呈现的世界有温暖也有关于残疾、死亡、性、父母离异等这样的现实，这和你也曾经创作成人文学有关吗？

　　黄蓓佳：我是从成人文学转过来写儿童文学的，我的儿童文学社会面更加广阔，在人性的刻画上更加用力，更注重时代和历史的真实性。我一向都不喜欢把儿童写成我们成年人想象中的过于纯洁的生物，而不是一个缩小的社会人。我负责挖掘儿童天性中更复杂的一面。还有，我对于描写“过去时”这样一个时间维度特别感兴趣，我希望用文学把“从前”这个词语很具象地呈现出来，希望小孩子不光是从历史书上读到那些朝代更迭的大事件，而是精细入微地将自己代入历史，去体察祖辈们的生活情状，那些有声音、有温度、有呼吸的场景。

　　新京报：回忆自己在12-16岁这个年龄段的阅读，哪些书曾经对你有过比较深刻的影响？回到当下，你也常会去学校和小读者交流，留意过不同孩子们手中有哪些书吗？

　　黄蓓佳：在我的成长年代，阅读文学作品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像猎狗一样四处嗅寻，找到什么读什么，而且必须要偷偷摸摸地读。因此我的读书经历不是从绘本童话到儿童小说到成人文学这样的循序渐进，而是直接跳到成人文学，既杂且乱，理解上也是生吞活剥。记得我七八岁读的第一本小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记住了里面的金环银环和杨晓冬，留下的印象是古城的苍黄，地下斗争的惊险有趣，以及爱情生活的美好。而后读《红日》《红岩》《红旗谱》《林海雪原》《苦菜花》都跟打仗、英雄情结有关。读得更多的是没有封面、没有开头结尾，残破不堪的书。

　　相比之下，现在的阅读环境如此之好，很多孩子却厌恶读书，让人痛惜。我想很大原因跟视觉艺术的发达以及课业的超级繁重有关吧。就我个人这些年的观察，对阅读比较上心的似乎是经济发达和中等发达的县城级城市的家长和孩子，他们上各种培训班的时间没有大城市孩子那么多，经济上也允许他们能够自由地购书，加之家长和老师们都鼓励阅读。再往偏远地区，乡村学校，一本文学作品都没有读过的不在少数。有时候作家进校园去到那些地方，带去了自己的书，打开了他们的视野，是好事。

　　新京报：近十几年来，虽有好作品，但在国内青少年中大范围流行的是郭敬明的青春小说、以及从国外引入的《哈利·波特》《暮光之城》系列，再早一代人或许会读琼瑶。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黄蓓佳：这些年因为我有儿童小说翻译到欧洲，也就有机会到了欧洲的一些学校做读书活动。总体感觉，拿普通的孩子比，中国的孩子更聪明更优秀一些，拿优秀的孩子比，中国孩子就肤浅无趣得多。我有个法国出版人，听他讲，法国孩子从十二岁以后跨过少年阶段，直接阅读成人作品。所以我们看法国的高考作文题，之哲学，之深刻，哪是我们中学生能赶上的。韩国的孩子阅读起步也比我们早，我的《我要做好孩子》《亲亲我的妈妈》，国内的阅读年龄是十岁到十二岁，韩国孩子是七八岁。也许是他们翻译过去的文字简单？

　　国内的儿童文学适合中低年级阅读的多，作品大多偏简单，偏快乐，少思考，尤其是生命和人性的思考，少成长艰难、人生艰难、时代变迁这一块。国外有很多适合初高中学生阅读的文学作品，比如《杀死一只知更鸟》《布鲁克林有棵树》《安琪拉的灰烬》，包括加拿大作家阿特伍德的很多作品，《盲刺客》《猫眼》《别名格雷斯》等，其实都是成长小说，很适合少年阅读。

　　国内的中学生抱住郭敬明和一些青春小说不放，我觉得是没有人去给他们介绍和导读这些优秀的书，如果他们读进去了，阅读口味自然就高了。当然，在成年人热衷于网络小说，出版单位和媒体跟风宣传有利可图的作品时，又如何指望少年阅读升上更高一级台阶？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