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06: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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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求变 城市管理告别“九龙治水”

更强调综合管理;北京计划三年整治提升1674条背街小巷

2017年06月05日 星期一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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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制图/许骁
6月2日,正在建设中的阿苏卫垃圾焚烧发电厂。
6月2日,陕京三线西沙屯门站,工作人员检查输气管线。
6月2日,四季青有机资源再生中心,工作人员处理厨余垃圾。

  城市管理是个筐。

  从环境整治、垃圾处理、背街小巷治理,到煤、电、油、气、热的运行管理,很多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都装在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筐里。

  对于北京这样一个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城市管理更是压力山大。任何一个细小环节掉链子,都有可能带来大问题。

  过去五年,北京兼顾“里子”和“面子”,在提升城市保障和管理能力上下功夫。以垃圾处理为例,北京新建、改建各类垃圾处理设施42座,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提高4倍,生化处理能力提高50%,全垃圾资源化处理率超60%,原生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

  为实施清洁空气计划,北京大力推行煤改气,2012年全市天然气用量仅为92亿立方米,今年预计增至175亿立方米,4大热电中心也已全部完成煤改气,全市清洁能源供热比例已超90%。

  从2013年到2016年,城六区500条背街小巷环境得到整治,一改过去脏、乱、差的面貌。

  为与新的城市管理理念相适应,去年7月,市城市管理委挂牌成立,成为统一的城市管理主管部门。由此,北京城市管理也从专业化精细化向综合管理迈进。市城市管理委主任孙新军说,此举旨在通过城市治理体系改革来推动城市治理能力提升。

  北京垃圾焚烧能力五年增4倍

  北京正北,昌平区百善镇和小汤山镇交界处,阿苏卫循环经济园的焚烧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计划建成国内第一座数字化清洁环保垃圾焚烧发电厂。

  6月2日,细雨蒙蒙。作为阿苏卫项目运行筹备的负责人,崔文光在现场查看工程建设情况。空气中隐隐透出一股酸腐味儿。崔文光解释,这是附近垃圾填埋场垃圾发酵的气味,将来焚烧发电厂运行后,就没味儿了。

  今年年底,这座占地面积135公顷的全垃圾处理园区将正式投运。北京环卫集团华源惠众公司市场开发部部长赵彩霞说,东城、西城以及昌平区的生活垃圾都将送到这里分类处理,整个项目包括一个日处理3000吨生活垃圾的焚烧发电厂,日处理3000吨陈腐垃圾的筛分厂,以及一个日处理1200吨残渣的填埋场等。

  “这里的烟尘、氮氧化物等各项指标都远低于国家标准。”崔文光说,之前的项目都是满足国标的,现在要求要比国标低,他们就得使出120分的力气。崔文光说,比如安装精度更高的机器,误差需要减少到平时的一半,“操作要更稳当,有时候甚至得上百次微调才能达到要求。”

  最近几年,北京垃圾产生量增长很快,去年已经达到平均每天产生2.38万吨生活垃圾,与前一年相比增长了2100吨。按照这个速度,2020年,北京生活垃圾日均产生量将达到3万吨左右。

  为应对垃圾快速增长,北京正在加紧布局垃圾处理设备。

  市城市管理委固体废弃物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二五”以来,北京共新建和改造了42座垃圾处理设施,包括亚洲规模最大的鲁家山生活垃圾焚烧厂、朝阳区循环经济园焚烧二期、海淀区大工村生物质能源发电厂等。

  该负责人透露,目前北京垃圾焚烧能力比过去增加了近4倍,从每天2200吨增加到9800吨。到2018年底,北京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将达2.4万吨/日,基本满足本市生活垃圾处理的需要。

  背街小巷整治,标准“史上最严”

  如果说垃圾围城是各个大城市都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对于“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的古都北京来说,有个难题有它独特之处,那就是背街小巷的治理。

  蔡颖从事城市管理已20余年,在她的印象中,北京对城市管理的要求越来越细,自己也越来越忙了。

  2012年,蔡颖调任东城区东华门街道办事处从事城市综合管理,那时提到环境整治,主要就是建筑外立面修复、设施维修、路面维护等等,“可以说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这两年,蔡颖的工作内容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她用“寻根溯源”形容这样的变化,“原来基本不碰的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现在都得先剔除。”

  工作难度随之大幅增加,过去一次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蔡颖起码要跑5到8次,往往耗时20多天,“得多次沟通,得到居民理解。”记忆中,蔡颖最多一次与相关方沟通了20多次,一趟一趟做思想工作,讲北京市的整体政策。

  今年4月,蔡颖成为东城区缎库胡同的“巷长”,她感觉肩上的责任更重了,“原来每个巷子都有社区联络员,我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大的街道,对小巷关注不够。”蔡颖说,现在自己成了“巷长”,这条胡同不论什么事,自己都得操一份心。

  背街小巷治理,正在成为城市管理中的“重头戏”,街巷长则是治理背街小巷的责任主体。

  2017年4月初,《首都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三年(2017-2019年)行动方案》公布。自2017年起,北京计划利用三年时间对1674条背街小巷实施整治提升。其中,2017年完成567条、2018年完成615条、2019年完成492条。

  和之前的整治有所不同,此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标准提高到“十有十无”,包括无乱停车、无私搭乱建、无开墙打洞等刚性要求。市城市管理委环境整治处处长闫剑锋介绍,这次新增治理开墙打洞、违规经营等内容,可以说把能想到的标准全都写进去了,整治标准“史上最严”。

  北京燃气日供气量近1.5亿立方米

  能源日常运行管理,同样是城市管理中的重要一环,煤、电、油、气、热,事关百姓生活,缺一不可。

  大李曾在北京燃气密云分公司工作多年,从2011年至今,他印象最深的便是北京连连攀升的用气量。

  每天早上9点,大李会准时打开当天的调度日报。数年如一日,早已成为他的习惯。20多个大大小小的数据,他早已烂熟于心。“哪个数据有变化,数据会发生什么变化,这些都在脑子里面。”大李说。

  在他的印象中,有一个数字在几年内迅速上升,那就是天然气的用户数和用气量。2011年,密云地区燃气用户数仅3万多,年用气量1000多万立方米。如今用户数超过7万,年用气量过亿立方米。

  五年来,北京市燃气总体用量也不断攀升。根据统计,北京年均燃气用量增长率约为15%。到2016年底,北京市天然气用气量达到160.68亿立方米。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天然气消费城市。

  在大李看来,这与北京清洁空气计划,进行煤改气不无关系。北京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16年,北京市累计为85个村接通了天然气,涉及3万余用户。2017年,还将继续为300余个村接通天然气。

  调度日报的数据大多平稳,很少会出现被大李称为“跳跃性”的变化。除了每年11月15日,冬供开始。这个时候,用气量会猛增。他举例,比如,北京平时日用气量约为2000万方,冬天最高日用气量则达到1.1亿方,相差约5倍。

  用气量的变化大多在大李的意料之中,偶尔,会出现应急情况。例如,2015年冬供期间,北京曾两次启动燃气供热“限量保供”。

  大李回忆,早上接到上级指令,晚上开始限供。整个一天,神经都紧绷着,需要连续与筛选出的限气企业沟通协调,“有时,需要连续沟通四五天。”

  不过,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少。大李说,2016年供暖季,没再出现限量的情况。“我的感觉是,气源越来越充足,风险越来越低。”

  北京燃气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五年已完成陕京三线、大唐煤制天然气管线、宝坻-香河-西集联络线,以及唐山曹妃甸LNG接收码头、储罐等一系列长输管线及设施。目前,上游气源向北京市的最大日供气能力由9600万立方米提高到1.44亿立方米。

  北京市供气能力也逐渐增强。上述负责人介绍,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城市天然气管网2万余公里,共有8座接收门站,设计日接收能力2亿余立方米。

  城市管理改革解决“九龙治水”

  城市管理越来越细,体制之变势在必行。

  在市城市管理委副主任柴文忠看来,专业的城市管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效率较高,剩下的“痼疾顽症”则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如垃圾分类、渣土车管理等。

  去年7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挂牌成立。在保留原市政市容委职能范围的同时,将市里多个部门与城市运行管理相关的职责一并划归,比如市发改委的煤、电、油、气管理,市商务委的再生资源回收等。新增环境卫生设施处、能源运行管理处、电力煤炭管理处、加油(气、电)站综合管理处及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处。

  柴文忠认为,这次城市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确定了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他以渣土车管理为例,渣土车的管理涉及11个部门,如园林、水务、交通等,怎么协调各个部门,还要在横向上构建协调机制,以解决“九龙治水”问题。

  柴文忠说,此次改革,还将首都城市环境建设委员会调整为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强化其管理职能。据他介绍,首都城市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主要是个统筹协调平台,以定期召开会议的形式,研究解决需要多个部门配合的问题,发挥议事协调作用。

  ■ 访谈

  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新军

  城市管理要啃骨头接山芋提水壶捏散沙

  新京报:北京城市管理机构调整,主要有哪些变化?

  孙新军:这次改革一个是把发改委的煤、电、油等能源日常运行管理,煤炭、电力等行业管理,以及充电桩等建设运行管理职能并入。这样基本上在能源管理上形成体系,相当于把煤、电、油、气、热统一管起来,打通全体系的能源运行管理,而不是分散的。

  成体系的管理还有生活垃圾方面,之前再生资源管理在商务委,这一次把再生资源也管起来,形成全系统管理。其实废弃物里面也有一些再生资源,之前两家各管一个,比较乱,现在统一起来。

  再一个是环境卫生方面,把水务局和园林绿化局的河湖周边和绿化带内的管理职能划过来,整个环卫系统也统一起来。这三个方面是改革后统一起来的职能,把和城市管理相关联的部门统一起来,防止运行过程中的交叉和扯皮。

  新京报:之前的城市管理中存在什么问题?为什么进行机构改革?

  孙新军:城市管理的问题,需要综合协调。之前我们的管理中所谓的科学化和专业化,都是“越管越精”、“越走越细”,导致条块分离,忽略了城市管理中的区域、块状管理。

  这一次改革,进一步完成了综合管理和专业管理的结合,并突出管理的综合性,形成管理的合力。多部门共同合作,也能解决之前管理分散、“九龙治水”等情况。

  新京报:具体如何解决“九龙治水”,提升城市综合管理能力?

  孙新军:城市管理不能大到无边,有些职能界限明显,边界清晰的,如环境卫生等,归入城市管理委员会这个篮子里。有些交叉极大的,如乱停车,既是环境问题,也是交通问题,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归到首都环境建设管理委员会这个筐里,去协调解决。

  相比之前的首都环境建设委员会,此次机构调整多了“管理”二字,定位、职能也有所调整,首都环境建设委员会的办公室现在仍设在我们委。

  新京报:北京饱受“大城市病”困扰,城市管理有何特点?主要难在哪里?

  孙新军:城市管理委主要负责城市管理的方方面面,总结下来,主要有四个特点:一个是啃骨头,尤其要啃难啃的骨头;第二是接山芋,还是烫手的山芋。我们是躲不掉的,必须接,比如背街小巷环境治理,很容易反弹;第三个是提水壶,哪壶不开提哪壶,比如垃圾分类,搞了十几年仍然效果不佳;最后一个是捏散沙,要把各个方面统筹协调起来,捏起来像一个球,一松开就会散掉。

  【我眼中这五年】

  新京报:过去五年,在你身上发生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蔡颖(东城区缎库胡同巷长):工作越来越忙,加班越来越多。政府越来越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从硬件提升到软件管理服务,东城区在传统街巷环境治理的同时,关注平房区老旧小区生活,在部分胡同开展物业管理,丰富绿化、环卫、保安等服务。

  新京报:你觉得这五年来北京发生了哪些变化?

  蔡颖:作为老城区,东城区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前变化不大,开展整治以来,常住人口确实明显减少。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越来越快。

  新京报:未来你最期待看到的变化是什么?

  蔡颖:居民生活区域与故宫旅游区域、王府井商业区域相邻相融,功能明确。居民能够闹中取静,生活环境安全、有序、绿色、便利。

  A06-A07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信娜

  A06-A07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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