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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蒙的“印度之镜”

以阶序人反观平等人

2017年06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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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杜蒙(Louis Dumont,1911-1998)
法国人类学家,印度学家,1949年起研究印度,以代表作《阶序人》享誉学界。他从印度社会的整体论来看西方近代社会的一些特异之处,反省西方文明,写成了一系列有关平等人(Homo Aequalis)的著作。

  法国人类学家路易·杜蒙以印度研究蜚声学界,其代表作《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是印度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印度的经验研究使杜蒙获得了历史和比较的视野,他后来试图以“印度之境”反思现代西方文明,以阶序人反观平等人。

  杜蒙不仅潜心学术,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曾执教牛津,与埃文斯-普理查德亦师亦友;他还担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任,创立至今仍很活跃的印度跨学科研究中心。20世纪七八十年代,杜蒙还主办“伊拉斯谟”(Erasmus)社会人类学研讨班,他的思想经常被运用于印度之外的田野研究。1986年,法国政府授予杜蒙“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这是法国平民能获得的最高奖项。尽管杜蒙在法国学界和公共领域的声望可能不如萨特、列维-斯特劳斯和福柯等名流,但他在当时确实影响了很多学者。

  思想谱系

  二战后转向印度进行现代民族志研究

  二战对包括杜蒙在内的很多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被德军俘虏、囚禁期间,杜蒙进行了深刻反思,这使他从关注自我灵魂转向社会思考、从法国研究转向印度研究。

  之所以选择印度为人类学田野点,直接原因是受他的精神导师马塞尔·莫斯的影响。此外,法国的哲学传统一直试图寻找印欧语系世界与原始世界之间的联系;更一般意义上的原因则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对东方的向往与迷思。1945年以后,西方社会对卡斯特的研究开始从文化想象和文献研究进入实质性的田野调查阶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学术背景下,杜蒙成为最早在印度进行现代民族志研究的西方人类学者之一。杜蒙根据这一时期的调查撰写了重要的民族志著作《印度南部的一个次卡斯特》(1957年),对传统亲属关系理论做了某些修正。

  秉承迪尔凯姆和莫斯的社会学传统,杜蒙采取整体主义的、比较研究的视角。《阶序人》的核心研究方法是将印度作为一个整体,认为印度纷繁复杂的语言、宗教、卡斯特和习俗背后共享着一种建立在梵语文化基础上的文明。杜蒙提出的阶序原则为二战后处于分散状态的印度田野工作者比较他们的研究结论提供了理论框架。杜蒙对卡斯特社会的探讨以塞勒斯汀·布格勒(Celestin Bougle)的文献研究为出发点,后者认为卡斯特系统有三种独特的关系特征:分离、阶序和互依。杜蒙在此基础上发现了联结这三个特征的基本原则,并指出不同卡斯特之间的阶序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含括关系。

  杜蒙的“整体观”来自黑格尔,后者在《历史哲学》中认为社会或集合性的整体是价值和规范的来源;莫斯将礼物视为总体性社会事实的理念也影响了杜蒙。杜蒙的“部分观”有三个来源,首先是爱德华·埃文斯-普理查德(E.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社会分割性特征的研究,其次是布格勒关于不同卡斯特之间彼此排斥的思想,最后关于对立含括的阶序观直接受他在牛津大学时的博士生雷蒙德·阿普索(Raymond Apthorpe)的启发。

  阶序格局

  一种“对立含括”的印度价值体系

  “卡斯特”(caste)一词源自葡萄牙语,原指“纯洁”、“未混杂之物”。卡斯特体系是一种泛印度制度,是可理解的、理性的观念与价值体系。

  杜蒙认为,阶序是一种“对立含括”或“阶序性对反”的现实,不同阶序之间的关系犹如在我们的文化中右手优越于左手,但这并不意味着右手比左手更有权力。婆罗门位于国王之上,王权代表的世俗道德涵盖政治和经济领域,但它并非整个社会的道德/宗教基础,由此身份(阶序性)与权力(政治性)出现分离。杜蒙将这种含括性的意识形态比喻为“慈悲圣母的斗篷”,它包含着权力或支配性。

  卡斯特的自我再生产机制正是基于阶序原则的运用,这种令西方人无法容忍的不平等机制建立于整体主义的观念,个体的存在依托于他们在总体性中占据的位置以及各种关系。卡斯特社会的权力屈从于身份,西方社会则是身份屈从于权力。阶序原则包含着层次观,而西方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将现实视为由等价的原子构成的平面图式,每个层面在其范围内都是均质的、在取向和生存状态上又彼此独立。平等原则与阶序原则之间是平面化与多维性之间的关系。

  通过对古印度亲属关系和婆罗门与刹帝利之间关系的研究,杜蒙最终形成了他的阶序理论。卡斯特系统的重要特征源于古代瓦尔纳系统中祭司与统治者之间的割裂,世俗统治者与宗教祭司之间的角色分离使得建立在洁净与不洁基础上的阶序格局得以可能。统治者得到高阶的仪式等级是因为它被婆罗门含括,确切地说,是婆罗门之“法”含括着统治者之“法”,因此统治者在追求其个人利益之前必须履行受制于“法”的职责。在印度思想中,“法/德”(dharma)高于“利益”(artha),或者说“法”含括着“利益”,但它未完全否定私利。洁净与不洁是印度教思想的重要基础,“不可接触者”(所谓“贱民”)被认为是肮脏的。法、婆罗门与仪式性洁净是等价的,洁净含括不洁体现了对立含括的法则,它就像圣母玛利亚的斗篷那样宽宏广大,能容得下各种罪人。然而,洁净与不洁并没有穷尽阶序理论,杜蒙意识到印度社会中的遁世者或弃世者在功能上具有西方社会中的个体相对等的作用。

  印度之镜

  以卡斯特体系反思现代欧陆文明

  《阶序人》出版以来褒贬不一,学者们就方法论、数据资料、前提假设和经验适用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有学者认为,阶序-集体主义的视角是以抽象的、非发展的社会结构观看待人,抽离了阶序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杜蒙过于依赖梵文文献以及非历史性的研究取向。而且杜蒙的视角将印度穆斯林与基督徒降低为意识形态的边缘,未加质疑地接受古代婆罗门学者的观点作为整个印度文明的精确图绘。也有学者质疑杜蒙对阶序格局与个体自主性之间的割裂,如马特森·麦恩斯(Mattison Mines)认为杜蒙过于强调阶序原则的支配地位。

  对杜蒙而言,卡斯特是连续性的整体主义,它包含平等主义下的个体主义,批评者对这种意义系统的建构表示质疑。双方的分歧在于“如何在社会科学与历史中理解象征形式中的意义”这样的普遍性问题。尽管批评者认为杜蒙将卡斯特阐释为“对立含括”的关系并以之作为认识论出发点是不必要的,他们提出了关于卡斯特的一元论、生产关系理论、分层理论、剥削理论和互动理论等,但这些解释都未能充分自洽或取代阶序理论。

  20世纪70年代之后,杜蒙的学术旨趣逐渐重返现代西方文明。支配印度社会的整体论观念与欧洲的个体主义观念成为杜蒙的比较分析工具,这深化了他对西方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认识。杜蒙认为英美人类学者对卡斯特系统的观点是一种社会中心论的表现,是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投射到“印度之屏”上。为此,杜蒙分别于1977年和1991年出版了两卷本的《平等人:经济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他追溯欧洲个体主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演变过程,探讨印度与西方社会在经济、政治和宗教领域存在的对比性结构。阶序格局的整体论与平等主义的个体论之间存在鲜明反差,西方社会以个体主义、平等主义和经济特殊主义作为主导性的原则支配社会,与之相对应,印度社会则以阶序原则来支配社会。平等社会的参照是要素/个体,而卡斯特社会的参照则是整体/体系。杜蒙尖锐地指出,现代的种族主义与极权主义反映出平等主义无法意识到的社会关系对个人权力实践的限制。杜蒙晚期的研究使他在法国的政治哲学领域获得了新的声誉。

  杜蒙毕生都在反思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割裂导致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在西方社会,平等主义的现代心态取代了传统的阶序性容忍、僵化单一的实体取代了连续性的结构,这可能产生严重后果:平等主义脱离它能容忍的限度后造成深刻的变异,最终导致原教旨主义和极权主义。这无异于对人类以普罗米修斯自居、俨然以为是自然之君王和主宰者的无情鞭挞。杜蒙试图通过印度之镜来反思现代欧陆文明;印度之于杜蒙,犹如美国之于托克维尔。 □王晴锋

  《阶序人》

  作者:[法]路易·杜蒙

  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7年4月

  作为人类学经典名著,杜蒙在这本书中综合了前人对印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阶序”的理念,一方面揭示了印度这个古老文明的基本理念,一方面则暗指西方近代“平等”理念的局限。这是一本超越了印度研究领域,而对各种比较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著作。 ——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 努尔·亚曼

  《历史哲学》

  作者:[德]黑格尔

  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年3月

  黑格尔阐释其哲学体系的核心著作,提出社会或集合性的整体是价值和规范的来源。

  《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

  作者:[法]马塞尔·莫斯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3月

  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以古代社会中人如何与物以及通过物而与他人彼此互相关联,提出了以“整体性呈赠”为特征的“礼物经济”的概念,探讨物权与契约等经济概念的缘起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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