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诗之“杂”，是为了解“人”

　　周作人曾将自己对风土志和生活史材料的关注和书写比作芹菜，他说以前乡下人吃芹菜觉得美味，就去献给贵人，贵人吃了只觉得辣辣的。“我所做的有点相像亦未可知”，只希望“我的芹菜将来也会有人要吃的吧”。结合了儿童生活史与绍兴风俗的《儿童杂事诗》，当然是这芹菜中的一株，且现如今吃起来，仍是辣辣的水芹菜。

　　从写定、抄录文本到出版，《儿童杂事诗》用了四十年。初版笺释本到最终修订版，钟叔河用了二十六年。各个版本的“笺释者言”中，流露出钟先生从初遇时的喜爱、唏嘘到故人去世的寂寞，再到越发通透的理解，他对周作人的执著和关怀令人感动。初版《前言》中，钟叔河曾说“予之笺释得附骥以传，自以为虽搁笔不再为文，亦可以无憾云”，这种用心也能在最新修订版中体会到。

　　借修订版的缘故，得以开卷重读这本小书，重新体会周作人在生命困苦时对自己童年的追忆和故乡的想念。冲淡冷峻，微苦回甘，“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民俗亦童心

　　诗，当有意欲为外人道的情

　　周作人作《儿童杂事诗》，以“儿童生活诗”最丰。《甲编附记》中谈到，“儿童生活诗”因文体上是竹枝词的一种，内容迁就文体，便有了“岁时”、“地方”的材料，丙编更纳入“名物”。对于周作人来说，“地方”与“儿童”的合成自然指向了平生最熟悉的故乡绍兴。他在跋文中写：“有这些材料，用散文写下来也好，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民俗学自然也占一个地位，这种资料都是必要的而且有价值的。”将杂事诗看作民俗学、文化史的注脚材料，遂成为解读《儿童杂事诗》的路径之一，笺释作者钟叔河在《后记》中也提到自己特别注意这方面，引入乡邦文献、笔记杂书等，为杂事诗补全民间习俗方面的语境。

　　这是行之有效的阅读方式。如《甲十二 立夏》中描写的立夏日秤人、吃健脚笋等，是民间防止蛀夏疾病的写照；风土志与儿童结合得更妙的是《丙之十 吹嘟嘟》，掺杂迎神赛会的地方属性，“耍货”等方言词汇，纸鸡、蟠龙斗老虎等玩具的描写，达成“以儿童见民俗”的求知效果。

　　周作人在跋中有一段叙述颇有意味。诗成后，东郭生的友人纷纷发来阅后意见，有人说儿戏写少了，有人说过节写少了，作者为此辩解道：“他说作诗很苦，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永言嗟叹，以至手舞足蹈，有如擦火柴，必须发热到某程度，才会发出火焰来，可是这一来火柴也烧光了。”这与丙编附记中“兴会”二字颇相似，周作人写的是诗，在民俗知识的表壳下当有一番意欲为外人道的情。触发这情绪的机制，是在特定时空中回到儿童的状态，回味、回忆、回想童年的时光，诗与诗之间回环往复的是对“儿童心理”的描摹。《儿童杂事诗》是民俗，也是一颗童心。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关切妇女儿童议题的周作人已建立一系列与儿童学相关的理论体系，儿童生活是其关怀的重心。首先要承认儿童是“完全的人”，有内外两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他们的生活“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

　　其次是探寻其生活的特征，儿童与原始人处于相似时期，思想表达中多有野蛮、荒唐、神秘的成分，成人世界的道德与常识对他们无用，甚至可鄙。瑞士心理学家查理·波都安认为，儿童的心灵有“神秘与苦痛”、“锐敏而活泼”的情感，是“一种研究心，一种好奇心，略有点不健全，或者性质上还带点残酷及他害狂的”。通过翻译，周作人还接触到日本一些作家和学者对儿童世界的探寻，相比理论分析，他更看重对儿时情景文学化的记述与剖析。如俳谐寺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坂本文泉子的写生文《如梦》、森鸥外的小说《性的生活》。他开始注意中国对儿童生活及精神世界的描写，从舒白香《游山日记》、史震林《西青散记》、沈三白《浮生六记》、方濬颐《梦园从说》等的文章笔丛，到唐路德延《孩儿诗五十韵》的韵语写作。发现、记录的同时，他观察到传统文人追记儿时生活不仅稀少，且带有功利色彩，更像大人写给大人看的文字。周作人理想中的“儿童生活”书写，兼具儿童心理、童年回忆及纯粹的诗学于一体。

　　在甲编、丙编中，这样一幅儿童心理世界的画卷成了中心。如“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喜得居然称长大，今年独自坐山兜”、丙编之花纸三首、故事三首，都是描摹儿童系于生活点滴的喜乐。更惟妙惟肖的是写痛苦和神秘的童心的作品。如《甲之十九 夏日急雨》：“一霎狂风急雨催，太阳赶入黑云堆。窥窗小脸惊相问，可是夜叉扛海来。”对大自然的惊惧和迷信，是儿童世界的独享。再如写学堂生活的《甲十一 带得茶壶》：“带得茶壶上学堂，生书未熟水精光。后园往复无停趾，底事今朝小便长。”背不出书就拼命喝水，要去后园解手，狡猾、淘气是小孩子的自然属性。儿童的“怕”也不能为逻辑所解释，如丙编写鬼的两首，前首还害怕状如小儿的河水鬼，下一首就说“小鬼鬼王都看厌，赏心只有活无常”。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活无常一登场，“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这种矛盾也是儿童独有的趣味。

　　忧生悯乱

　　“无间高下人同此心”

　　乙编的二十四首“儿童故事诗”有两种情志，其一是以《老子》《晋惠帝》《赵伯公》为代表的趣味故事诗，重点是通过人物来说故事，没有高深的含义；其二是隐于趣味之下的诗中诗，多以历代著名诗人和其诗歌中关于儿童的题材写就的杂事诗，可纳入周作人“嘉孺子”观念这一脉中。“嘉孺子”指的是诗中述及孩童时表现的和蔼的氛围、慈祥戏谑可亲的笔触。《乙之四 陶渊明一》即是代表。周作人围绕陶渊明《责子》一诗展开论述，诗眼落在“慈祥”二字，又在注中引黄庭坚的评论“慈祥戏谑可观也”作为肯定。

　　作于1923年的《歌咏儿童的文学》，提到《责子》时却是在另一个语境中。周作人说此诗好，借此引申出中国缺乏儿童诗的原因：“由于对儿童及文学的观念的陈旧”。这一时期，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童话这一文体，尤为推崇安徒生童话。他从戈斯对安徒生的评传中提炼出“小野蛮”这一概念：“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文明国的小儿，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的思想。”更进一步丰满这一概念是通过比较安徒生和王尔德，他说王尔德的童话轻松、漂亮、机警又愉快，但略有些苦的回味，是在一层薄幕中观察成人的世界；最高明的童话是复造一个儿童的世界，然而安徒生也未能达到，仅能创造一个“第三的世界”——“虽以现实的事物为材而全体的情调应为非现实的”，荒唐、怪异、虚幻、脱离现实的虚构文学。这也成为周作人论述童话、儿童剧、儿童诗的一大标准。这个空想的世界为儿童安放途中见闻，替成人慰藉忧患寂寞的童年。

　　如果遵循这样的文学标准，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乙编应该也是这么一个充斥着小野蛮的故事王国。乙编却是以成人对儿童的慈爱之情为中心。周作人以“嘉孺子”代替“小野蛮”，在文学上是一种妥协、放松，与他当时所处的心境有很大关系。

　　既为杂事诗，不能脱离周作人杂诗的体系。他在《杂诗题记》中论述了自己杂诗的一大特点是杂，“文字杂，思想杂”；而另一重要特征则是中国诗人的“忧生悯乱”。张中行评价苦雨斋杂诗：“杂，底里有个一以贯之，是想了解‘人’。”而周作人将忧惧视作古今无拘牵的情感通路，只不过古人是“事后的哀伤”，我们是“将来的忧虑”，所谓“人情”并无二致。“嘉孺子”的情感就以“无间高下人同此心”的思路取代或置换了前期的“小野蛮”。在丙戌杂诗中有一首《童话》，更明确了这种转换：“人情爱弱小，牛马任所为。非不知烦恼，乐此不为疲。”

　　很难想象周作人在老虎桥监狱的酷暑中写作杂诗，却怀有这样一番普世的同情与闲适的烦恼，有些悲哀，又有赤子之心的温柔。在这不合时宜之处，他安置了自我的忧惧和对现实是非的无力。

　　□周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