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向大众 看见民意

　　近代社会是梁启超口中的“过渡时代”，是近代史家陈旭麓所谓“新陈代谢”的时代，也是今人眼里的变革时代。对于变革如何产生，其肌理如何，这是近代史研究的大指向，众多研究者无不是就此问题从各个层面给出自己的解答。新近出版的《转向大众》就是以晚清新兴新闻媒介为主题的研究。题目隐含要回答“变革的力量何以转向大众”，这是全书的宗旨。近年来史学研究的“走向大众”、“眼光向下”、重视“群体研究”的旨趣也正暗合或印证了著作的方法论。

　　“清议”的“困境”

　　传统社会的“舆论监督”基本上靠 “清议”，但“清议”走不出的致命怪圈在于它的封闭性，它属于体制内的道德式的建言，其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与现代政治文化的“自治”精神相去甚远。二者如何过渡或曰突破十分关键。作者经过廓清材料发现，早期报刊类似“庶人清议”的出现，它使看不到的“民意”得以依附，起到了这个作用。这一梳理在逻辑上十分重要，非仔细考察史料而不可得，一旦这个困境有所突破，近代“个人”意义上的“公意”“人权”等观念便如水银泻地，成为现代“民意”的题中应有之义。

　　转型中“舆论”的“抗议”性质

　　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兴媒体对传统政治构成的挑战建立在报刊动员的性质之上。著作发现了自此时起报刊舆论所具有的“抗议”性质并对之深入剖析。古典含义的“抗议”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代表，是“位卑言高”之意。在19、20世纪过渡时期，以自上而下的新政改革为推动力，《钦定宪法大纲》以立法原则规定了言论自由，使“抗议”的“反对”意义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法律保障，并在新式报刊上得以释放和扩散。激烈“抗议”言论的存在还需有特殊的外在环境保障：租界和海外。晚清报刊上登载的电灯、自来水、柏油马路、冰激凌、汽水、咖啡、电车、小汽车等西方生活方式所体现出的西方文明，多从租界流出。租界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租界和报刊的结合是言论活跃的重要原因。而晚清中国和日本的“黄金十年”，中国官方民间都处于向日本学习的高潮时期，中国赴日留学生在20世纪头十年达到顶峰，经由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改造的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的重要影响。晚清大量汉译日本新名词的使用，已经出现在报刊书籍上，对中国人从激烈“抗议”进一步催生“革命”意识起到了重大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推动改革的力量日趋从国家转向社会，从中央转向半官方的士绅，和体制外精英，以及更为广大的民众”。

　　“抗议”蕴含的新政治文化

　　晚清名臣胡思敬《国闻备乘》中记有“张之洞晚年，见新学猖狂，颇有悔心。……一日，部员进稿中有‘公民’二字，（张）裂稿抵地，大骂。”由此可见，报刊中流行的“国民”、“公民”等名词已进入官方高层文件，社会风潮可见一斑。这里要强调的是，“公民”和“国民”概念应加以区别，其中包含的个体权利有质的不同。笔者近年对“公民”思潮和公民教育亦有关注，“公民”概念最早传入当在此时。据金观涛、刘青峰的研究，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收录《日本公民必携》一书；1899年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五编》中，有“无论科甲之士，商贾之家，皆得为议员，但须由公民举”之句，这是中国人最早用“公民”指国家成员的意义。

　　20世纪初随着新政和预备立宪展开，西方政治学大规模引介，近代意义的“公民”概念逐渐广泛传播。最早在学堂教本中使用“公民”概念并加以定义的是近代学者杨廷栋，他在《政治学教科书》中多次使用“公民”一词，如“各种集会，皆出于公民所选举”“其自治皆出于公民之力”等，使“公民”概念具有了个体权利内涵。1912年《教育杂志》发表《公民教育问题》，指出公民教育已经成为近世教育的新思潮，同年蔡元培发表《新教育意见》，提出“何为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人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对公民教育的内容第一次加以阐发。这些就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毕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