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是站着的，突然就有了座”

　　望京家中，止庵把客厅改造成了书房，一排排书架上，多年的旧书按照类别和年份排列整齐。阳台上种些不知名的花草，墙上的老钟停止摆动，时间仿佛静止。

　　在事先准备好的小黑板上，止庵写给自己的高考寄语是：“学医出身，不务正业。”他写了擦，擦了写，三次之后才满意。自四十年那场高考起，止庵学医五年，做医生两年，当记者五年，外企工作十一年，之后回归书斋，研究张爱玲、周作人，读书，写作，兜兜转转，终于算是“绕了回来”。

　　“我这一生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了。”直到今天，止庵还在想，如果当年没听父亲的话，高考报考了文科，会不会一切就不一样了。

　　恢复高考

　　“那年我18岁，为自己想出了一条路”

　　1977年，止庵在北京市第79中学读高二。那一年，下乡的哥哥病退回家，姐姐还在乡下，政策规定，全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家。轮到止庵了。上中学时的止庵，跟学校到工厂学工劳动，钢锭搬到车上，跟车回厂里，风一吹，就病了，“下乡可就惨了”。

　　就在那一年，高考恢复了。消息传到学校，北京市各中学开始动员。通过测试，止庵被分进快班。所有人都一门心思复习高考，上课时再没有打闹吵嚷。班主任姓陈，教数学，几次考试过后，他注意到了总考第一名的止庵，在班里说：“咱们班要是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就是王进文（止庵原名）。”

　　被寄予厚望的止庵，和当时大部分准备高考的人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考什么。“我们家1949年以后没人考过大学，距1965年的高考已经过去12年，没人知道考什么，老师都不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猜”，老师把猜到的题目刻在蜡板上，油印分发给大家，当做复习提纲。

　　报考文理时，止庵知道自己擅长文科，却被父亲劝阻了。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文革”期间赋闲在家，就在家里给止庵几个兄弟姐妹讲授文学。父亲一边讲，孩子们一边做笔记，“语文方面算是受过正经八百的家庭教育”。

　　父亲沙鸥特地从重庆写信给儿子，一封接一封：“文科是没有用的，不能当职业，只能当爱好。”“你得学门本事，文学不是本事。”在父亲看来，所谓本事，就是不管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医生还得治病救人，工程师继续建楼搭桥。

　　止庵听懂了。

　　复习进入最后阶段时已入冬，家里冷，止庵坐在书桌前，脚上长了冻疮。他在身边放一个纸篓，验算完一页题，丢进去，一天就满满一篓。

　　“那几个月过得挺成功。”止庵回忆说。

　　考取大学

　　“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考前报志愿，止庵问母亲林薇：我应该报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在“文革”期间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母亲没有给出答案，“她觉得自己一生走的路都是错路，出的主意都是错的”。当时盛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止庵的父母在“结论”都有“问题”，因而他对高考没抱太大希望。

　　父亲却对儿子信心满满，从重庆寄来自己写的几篇作文，帮着猜题。那年北京市理科的语文高考只有一道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父亲寄来的文章里恰巧有一篇意思相近的，止庵就在开头写了一段，绕到父亲代写的文章上，后面就剩下默写了。规定一小时交卷，他早早写完，一到时间就交卷出了考场。

　　数学考试时，止庵遇到了麻烦。那年高考刚刚恢复，百废待举，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普遍较低，高考试卷难度不高。而老师给的复习题目太难，止庵把每道题都想得过于复杂，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

　　考试结束，等在考场外的陈老师问止庵那道题是怎么做的，止庵说了，老师脸色骤变，径自离开了。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陈老师没再和他说过话。“他对我失望了。”止庵说，“他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我大学毕业后我们失去联系了，但我一直挺怀念他。”

　　一天，临近放学，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子映照在楼梯上，显出道道金黄。陈老师把止庵叫到楼梯底下，说了四个字：你考上了。他没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但那几个字却敲进止庵心里，时隔四十年，回想起来依然“特别激动”。

　　满分400分，止庵考了340分，考得最差的数学有80分。整个东城区只考上30个在校生，止庵是三十分之一。

　　在学校，校长的新学年讲话里一多半时间都在谈止庵的高考和学校的培养。止庵家所在的胡同十几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因为“结论”问题每天被罚在胡同里扫街，“我们家在整个胡同里的生活特别悲惨”，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会出大学生。但不管之前关系如何，他们纷纷往止庵家送东西。脸盆、肥皂、毛巾、肥皂盒……止庵后来上大学的所有日用品，除了衣服，都是胡同的邻居们送的。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以后我什么事都没这么光荣过。”止庵说。

　　修辞立其诚

　　“学医真苦，但让我受益终生”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止庵迈入大学校园，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那种狂热”。

　　“同学们都不睡觉，晚自习结束了，他们也不回去，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在看书。”和止庵一同入学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大他12岁，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而止庵每到夜里12点就犯困，不得不回宿舍睡觉。辅导员还特地为此找他谈过话，要他“加强学习”。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新华书店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止庵买了《易卜生戏剧四种》《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莫里哀戏剧六种》等书，在学医之余开启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学医真苦。”一学期的教材叠起来有《辞海》那么厚，需要整章整章地背下来。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学生会，没有社团，连周末食堂放电影都没人去。大学毕业，止庵像是“被释放了似的”，把教材都丢掉了，一本也没留下。

　　但对于止庵来说，比理论课的死记硬背更难熬的是解剖课。第一次进解剖室，止庵看见夕阳从窗子照进来，照到一个大池子里，福尔马林泡着一截一截的尸体，“这儿伸出来一个胳膊，那儿伸出来一条腿”。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里，止庵被熏得睁不开眼睛。

　　学医虽苦，止庵却学到了两件让他受益终生的事——实证和逻辑。在他看来，实证就是眼见为实，不能凭空捏造；逻辑就是用实证得来的材料，科学分析，得出结论。正是这两件事，让他日后写《周作人传》、《神拳考》时，尽量从原始资料出发，做到真实、可信、逻辑严谨。

　　“书必须读完，才有资格说话。说话的时候不能自设前提，涉及复杂的历史人物，更不能在逻辑上出问题，不然整个文章都立不住。”比如周作人，有学者因其出任伪职，在研究时就将与这个结论不合的例证统统舍弃不用。

　　时至今日，止庵都感谢那段让他苦不堪言的五年学医生涯。“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名为实之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学了五年，真的懂了这两句话。”

　　如今回看八十年代，止庵说：“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方式方法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需要辛辛苦苦做一些事情。”和现在的人不同，那时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余地，“那个时代只有一条路，走过去，就过去了”。对于止庵来说，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原来有人有座，有人站着，都是固定不变的。高考就像突然车停了，司机告诉大家，重新安排座位，有本事就能用上了。“像我这样的人，在之前的社会都是站着的，突然就有了座”。

　　“这四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人都很现实，没梦想；那时候为现实所迫，不能奢谈梦想。中间的那段时间大概是有梦想的年代吧。”止庵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