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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的高考四十年

“之前是站着的,突然就有了座”

2017年06月10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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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庵,本名王进文,1959年生于北京。著有《惜别》《周作人传》《神拳考》《樗下读庄》等二十余种作品。 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1982年,大学第五年,止庵在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实习。

  望京家中,止庵把客厅改造成了书房,一排排书架上,多年的旧书按照类别和年份排列整齐。阳台上种些不知名的花草,墙上的老钟停止摆动,时间仿佛静止。

  在事先准备好的小黑板上,止庵写给自己的高考寄语是:“学医出身,不务正业。”他写了擦,擦了写,三次之后才满意。自四十年那场高考起,止庵学医五年,做医生两年,当记者五年,外企工作十一年,之后回归书斋,研究张爱玲、周作人,读书,写作,兜兜转转,终于算是“绕了回来”。

  “我这一生走了太多不该走的路了。”直到今天,止庵还在想,如果当年没听父亲的话,高考报考了文科,会不会一切就不一样了。

  恢复高考

  “那年我18岁,为自己想出了一条路”

  1977年,止庵在北京市第79中学读高二。那一年,下乡的哥哥病退回家,姐姐还在乡下,政策规定,全家只能留一个孩子在家。轮到止庵了。上中学时的止庵,跟学校到工厂学工劳动,钢锭搬到车上,跟车回厂里,风一吹,就病了,“下乡可就惨了”。

  就在那一年,高考恢复了。消息传到学校,北京市各中学开始动员。通过测试,止庵被分进快班。所有人都一门心思复习高考,上课时再没有打闹吵嚷。班主任姓陈,教数学,几次考试过后,他注意到了总考第一名的止庵,在班里说:“咱们班要是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就是王进文(止庵原名)。”

  被寄予厚望的止庵,和当时大部分准备高考的人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知道考什么。“我们家1949年以后没人考过大学,距1965年的高考已经过去12年,没人知道考什么,老师都不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猜”,老师把猜到的题目刻在蜡板上,油印分发给大家,当做复习提纲。

  报考文理时,止庵知道自己擅长文科,却被父亲劝阻了。止庵的父亲是著名诗人沙鸥,“文革”期间赋闲在家,就在家里给止庵几个兄弟姐妹讲授文学。父亲一边讲,孩子们一边做笔记,“语文方面算是受过正经八百的家庭教育”。

  父亲沙鸥特地从重庆写信给儿子,一封接一封:“文科是没有用的,不能当职业,只能当爱好。”“你得学门本事,文学不是本事。”在父亲看来,所谓本事,就是不管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医生还得治病救人,工程师继续建楼搭桥。

  止庵听懂了。

  复习进入最后阶段时已入冬,家里冷,止庵坐在书桌前,脚上长了冻疮。他在身边放一个纸篓,验算完一页题,丢进去,一天就满满一篓。

  “那几个月过得挺成功。”止庵回忆说。

  考取大学

  “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

  考前报志愿,止庵问母亲林薇:我应该报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在“文革”期间遭受过不公正待遇的母亲没有给出答案,“她觉得自己一生走的路都是错路,出的主意都是错的”。当时盛行“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说法,止庵的父母在“结论”都有“问题”,因而他对高考没抱太大希望。

  父亲却对儿子信心满满,从重庆寄来自己写的几篇作文,帮着猜题。那年北京市理科的语文高考只有一道作文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父亲寄来的文章里恰巧有一篇意思相近的,止庵就在开头写了一段,绕到父亲代写的文章上,后面就剩下默写了。规定一小时交卷,他早早写完,一到时间就交卷出了考场。

  数学考试时,止庵遇到了麻烦。那年高考刚刚恢复,百废待举,考生的文化课成绩普遍较低,高考试卷难度不高。而老师给的复习题目太难,止庵把每道题都想得过于复杂,最后一道大题做错了。

  考试结束,等在考场外的陈老师问止庵那道题是怎么做的,止庵说了,老师脸色骤变,径自离开了。之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陈老师没再和他说过话。“他对我失望了。”止庵说,“他一直对我寄予厚望,我大学毕业后我们失去联系了,但我一直挺怀念他。”

  一天,临近放学,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透过窗子映照在楼梯上,显出道道金黄。陈老师把止庵叫到楼梯底下,说了四个字:你考上了。他没再说一句多余的话,但那几个字却敲进止庵心里,时隔四十年,回想起来依然“特别激动”。

  满分400分,止庵考了340分,考得最差的数学有80分。整个东城区只考上30个在校生,止庵是三十分之一。

  在学校,校长的新学年讲话里一多半时间都在谈止庵的高考和学校的培养。止庵家所在的胡同十几年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母亲因为“结论”问题每天被罚在胡同里扫街,“我们家在整个胡同里的生活特别悲惨”,没人相信这样的家庭会出大学生。但不管之前关系如何,他们纷纷往止庵家送东西。脸盆、肥皂、毛巾、肥皂盒……止庵后来上大学的所有日用品,除了衣服,都是胡同的邻居们送的。

  “那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以后我什么事都没这么光荣过。”止庵说。

  修辞立其诚

  “学医真苦,但让我受益终生”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这一年,止庵迈入大学校园,深刻感受到整个社会“对知识的那种狂热”。

  “同学们都不睡觉,晚自习结束了,他们也不回去,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在看书。”和止庵一同入学的人中,年龄最大的大他12岁,每个人都铆足了劲儿学习,而止庵每到夜里12点就犯困,不得不回宿舍睡觉。辅导员还特地为此找他谈过话,要他“加强学习”。

  1978年5月1日,外国文学名著解禁,“文革”后第一批外国文学书籍上市。新华书店开卡车到各高校卖书,止庵买了《易卜生戏剧四种》《安娜·卡列尼娜》《鲁滨逊漂流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莫泊桑中短篇小说集》《莫里哀戏剧六种》等书,在学医之余开启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大批西方哲学著作译介进入中国,1981年前后的“萨特热”、1985年前后的“弗洛伊德热”和1987年短暂出现的“尼采热”,让当时的大学校园里几乎人手一本哲学书。

  “学医真苦。”一学期的教材叠起来有《辞海》那么厚,需要整章整章地背下来。没有娱乐活动,没有学生会,没有社团,连周末食堂放电影都没人去。大学毕业,止庵像是“被释放了似的”,把教材都丢掉了,一本也没留下。

  但对于止庵来说,比理论课的死记硬背更难熬的是解剖课。第一次进解剖室,止庵看见夕阳从窗子照进来,照到一个大池子里,福尔马林泡着一截一截的尸体,“这儿伸出来一个胳膊,那儿伸出来一条腿”。在福尔马林刺鼻的气味里,止庵被熏得睁不开眼睛。

  学医虽苦,止庵却学到了两件让他受益终生的事——实证和逻辑。在他看来,实证就是眼见为实,不能凭空捏造;逻辑就是用实证得来的材料,科学分析,得出结论。正是这两件事,让他日后写《周作人传》、《神拳考》时,尽量从原始资料出发,做到真实、可信、逻辑严谨。

  “书必须读完,才有资格说话。说话的时候不能自设前提,涉及复杂的历史人物,更不能在逻辑上出问题,不然整个文章都立不住。”比如周作人,有学者因其出任伪职,在研究时就将与这个结论不合的例证统统舍弃不用。

  时至今日,止庵都感谢那段让他苦不堪言的五年学医生涯。“古人云,‘修辞立其诚’,‘名为实之宾’。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学了五年,真的懂了这两句话。”

  如今回看八十年代,止庵说:“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想改变自己,但是方式方法和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需要辛辛苦苦做一些事情。”和现在的人不同,那时的人没有那么多选择余地,“那个时代只有一条路,走过去,就过去了”。对于止庵来说,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原来有人有座,有人站着,都是固定不变的。高考就像突然车停了,司机告诉大家,重新安排座位,有本事就能用上了。“像我这样的人,在之前的社会都是站着的,突然就有了座”。

  “这四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就是,现在的人都很现实,没梦想;那时候为现实所迫,不能奢谈梦想。中间的那段时间大概是有梦想的年代吧。”止庵说。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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