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2:书评周刊·主题
 
前一天  后一天

数字版首页 > 第B02:书评周刊·主题

《鱼王》历险记

2017年06月17日 星期六 新京报
分享:
维克托·彼得洛维奇·阿斯塔菲耶夫
(1924-2001),苏俄著名小说家、散文家,20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一个农民家庭,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被认为继承了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和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然文学传统,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熔于一炉的独特风格。代表作有《鱼王》《树号》《牧童和牧女》《最后一次鞠躬》等。
国内首个《鱼王》译本,1982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是结集了八位译者的经典译本。
左:《鱼王》俄文版封面;中:《树号》俄文版封面;右:《鱼王》英文版封面。

  上世纪80年代,封闭已久的国人对译介而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如饥似渴,俄罗斯文学亦迎来了一个译介和阅读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鱼王》,也许就是那个黄金时代的遗珠。

  1982年,《鱼王》汉译单行本在中国出版,作家王小波爱不释手,他说,“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这种书的出现,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他将《鱼王》列入个人阅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然而,这位“鱼王”却是经历了一番历险波折,才迎来了今天的“复活”。

  《鱼王》问世

  来自一位“钓鱼人”的问候

  1976年,长篇小说《鱼王》首次在俄罗斯出版。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文学开始“解冻”,到70年代时,文学创作趋向转了个“大弯”——从探索时代、战争等宏大主题转向挖掘人的精神世界,着重思考生活本身的道德意义。在此新旧交替之际,来自西伯利亚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成了俄国文坛最耀眼的“后起之秀”。

  如果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里讲述哥萨克民族的故事,普希金沿着伏尔加河找寻斯拉夫人的诗魂,屠格涅夫迷失于灰暗白桦林中俄国猎人细碎的忧伤,那么阿斯塔菲耶夫,这位俄国“外省”作家,则毕生都徘徊在家乡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不厌其烦地讲述那片接近北极圈的荒原冻土地带上人们的真实生活,追索大自然和俄国民族的心灵。

  1924年,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农民家庭,上过六年学,在保育院度过少年时代,参加过卫国战争,也做过钳工、铸工等多种技工。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60年代成名,70年代享誉文坛,因其作品主要反映乡村和道德主题,被归为“农村散文”或“道德-哲理”派作家。

  《鱼王》一书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充分的作品,这部由13篇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取材于作家在西伯利亚的真实经历,讲述叶尼塞河流域的原住民和外来者的生活,集中体现了作家的道德观。在《鱼王》《达姆卡》《白色群山的梦》等系列中,作家思考自然和人、生与死、善与美的问题,多次表达了这样的主题:谁在伤害自然,谁就在伤害人性。

  这本书在苏联首版后获苏联国家文学奖,苏联国内报刊上围绕《鱼王》掀起了热烈讨论,阿斯塔菲耶夫被誉为“俄罗斯心灵的表达者”。

  然而,作家本人却不喜欢这本书。《鱼王》的写作历程步履维艰,问世更困难,据阿斯塔菲耶夫回忆,“那时由于创作和校对手稿过于劳累”,他病倒住进医院。“但即使在医院里我也没有逃脱掉这倒霉‘鱼王’的纠缠”,他被编辑在电话里频繁地催促协调和补写段落,到半夜两点钟“还在通过电话‘创作’”。作品得奖后,他的写字台堆满了来自出版界和评论界的赞扬信件,其作品的首位鉴赏者,他的妻子谈起《鱼王》时却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见《最珍贵的稿酬》,收录进散文集《树号》)

  《鱼王》问世后的某年十一月,他迁居回西伯利亚,独自和叶尼塞河天寒地冻的冷峭相处。一日归家,发现“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条鱼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送给《鱼王》作者。钓鱼人。”没有署名。

  这张纸条让他“感到泪水开始湿润眼睛”,立刻决定邀请朋友来品尝鱼汤。“这是多么鲜美的鱼汤啊!”阿斯塔菲耶夫需要的,一直是普通读者。

  《鱼王》“翻身”

  俄国文学回归文学本身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对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的名片。早在1979年《外国文艺》第五期,就选登了《鱼王》中两个短篇的译文——《在黄金暗礁附近》(夏仲翼译)、《鱼王》(张介眉译)。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首个译本,这是结集了八位译者的经典译本。读者对这本书的了解,也许大多来自王小波的文章《掩卷:〈鱼王〉读后》。尽管王小波说“其中的道德思辨叫我头疼”,然而“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也不例外”,在文末他将《鱼王》列入个人阅读中“不可多得的好书”。

  《鱼王》甚至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国青年作家的文学之路。藏族作家阿来称阿斯塔菲耶夫是他的“精神之父”,“其实我写小说最早是受到《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阿来著有自然文学三部曲“山珍三部”,他在早年的创作中,比如短篇《已经消失的森林》在主题上和《鱼王》相似,都表达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会产生精神意义上的恶果。

  山东作家张炜对《鱼王》的道德主题更为关注,他曾赞叹《鱼王》“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强有力地援助了它,它继续了它的余音,让其在冻土带上久久环绕”。张炜的部分早期作品如《九月寓言》《海边的风》同样关注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中体现的道德问题。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来说,虽然他只读过该书中的两章,却能记住《鱼王》结尾大段关于时代特点的讲述,且多次在自己的演讲中引用,比如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莫言说:“我只记得他那里面写‘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这是在土地上播种农作物的年代,也是砍伐农作物的年代;这是撕裂的年代,也是缝纫的年代;这是战争的年代,也是和平的年代’等等。”(“这是建设的年代,也是破坏的年代”是莫言自己的发挥。)

  《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少数被翻译成英语的作品,1996年已经在俄罗斯和国外再版了两百次。1997年,继上海译文版的《鱼王》过去15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本。这之后又过了四年,阿斯塔菲耶夫因中风去世。

  王小波虽然在当年曾写下“从初读《鱼王》到这次再读《鱼王》,尽管已有六年左右,我对它的兴趣并未减退”,然而他恐怕并不知道,当年自己的那本《鱼王》,是未经正版授权的书。而今《鱼王》的作者离开我们已经16年,翻译和阅读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似乎也已经远去,有多少年轻读者还知道《鱼王》?

  是时候做一本新的《鱼王》了。李恒嘉是出版机构“理想国”的策划编辑,两年前推出被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的《生活与命运》(俄国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著)后,一直想继续挖掘那些“被遗忘而又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厚厚的《鱼王》进入了她的视线。

  决定重新出版后,她通过俄语专家的协助,联系到阿斯塔菲耶夫家乡奥夫相卡镇图书馆,并辗转得到了其版权所有人孙子维克托和孙女波利娜的联系方式,几次邮件往返后三方签订了授权合约。但译稿的授权依然让人发愁。当年八位译者而今四散各地,都已是“八零后”老人。李恒嘉“从北京到上海,数十个电话和邮件”,跑北大,奔沪上,终于找齐了译者。

  八人中,翻译家夏仲翼和高俐敏夫妇、张介眉在上海,另有三人退休后住在北大——以翻译莱蒙托夫、叶赛宁诗歌而著称的顾蕴璞,刚刚完成新版帕斯捷尔纳克诗集的出版;李毓榛曾任北大俄语系主任,一生奋斗在俄国文学史的教学一线;而杜奉真则一直保留着她的旧版《鱼王》,里面用纤细工整的字体标记了诸多需要修订之处。

  遗憾的是,译者肖章始终失联,而翻译《渔夫格罗霍塔洛》和《鲍加尼达村的鱼汤》的石枕川已经去世,所幸编辑从他的儿子那里拿到了授权。此外,阿斯塔菲耶夫于1990年在《鱼王》中补上的一篇《没心没肺》,并未收录在上译版和百花版中,这次也请北大出版社外语部的张冰补译了。

  今天看见的新版《鱼王》,600多页,厚达40毫米,新读者可直接一窥“全鱼”,老读者从此补上失落的一角。然而,在长篇小说阅读式微的新媒体时代,究竟有多少人会耐着性子读它呢?

  李恒嘉并不悲观,“很多读者在豆瓣和理想国的后台留言,说起上世纪80年代他们第一次读到此书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记忆”。而新一代读者也并未如预想中那样生疏。2003年就读中文系的吴剑文说,“《鱼王》是继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最让我感动的俄罗斯之‘诗’,”,他当年意外得到上译版《鱼王》,“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阅读收获”,“写出了俄罗斯的苦难与壮美,人在天地间的渺小与尊严。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他不需要典故以炫博学,不需要修辞以示文采。如果说文学是人学,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大。”

  刘文飞对《鱼王》乃至俄国文学在中国的阅读状况,从来没有悲观过,他认为经过了中国百年三次译介作品阅读的浪潮,而今已经进入一个真正的“文学接受时代”,“从前的三次浪潮,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都是非审美、不正常的方式,现在阅读个性化了,俄国文学回到了文学本身。”在他看来,现在如果有人去读《鱼王》,一定是源于对文学的爱。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

更多详细新闻请浏览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