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

　　对比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大师，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技艺可能有些古老。然而，天底下有所谓陈旧的技艺，却没有陈旧的情感，因为情感如果真诚，就是历久弥新的。当我们看过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还是愿意回过头来再读读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读读阿斯塔菲耶夫。长篇小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最具个性的一部代表作，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他把屠格涅夫的抒情散文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议论两种方式熔于一炉，却有着和后两位迥异的不可取代之处。

　　比《猎人笔记》更阔大

　　还原自然真相的《鱼王》

　　无论我如何推崇阿斯塔菲耶夫，都很难把他称为“天才作家”。俄罗斯盛产文学天才，那是三十八岁去世的普希金诗歌中贯穿始终的生气勃勃。这股灵动的生气充盈于整个十九世纪，你从那些人的作品里随便抽五页看看，就可以相信是在和一位天才打交道——天赋是很好辨认的。

　　阿斯塔菲耶夫不是这样，这位出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二十八岁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他是在灯火阑珊处越写越得心应手的人。1959年，他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笃定从此以文学为事业，他的小说开始定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直到1967年，才首次在前苏联文学杂志的No.1《新世界》发表作品，时年四十三岁。1976年，年过半百的作家拿出了《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如今是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鱼王》由十三个中短篇故事缀成，结构上类似《小城畸人》《米格尔街》，写的是“我”的故乡西伯利亚居住在叶尼塞河畔那些“亲戚、朋友和熟人”的哀乐与悲欢。不仅有故乡的原风景，个人记忆中的大量往事，还有那些或休戚与共、或在生活交叉路口萍水相逢的淳朴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沉重而不可知的命运。

　　小说的情节简单，口吻是淡淡的，就连小说的标题都有如呢喃。作者念叨着因偷渔这一“黑暗的行当”而被渔业稽查站抓现行的“达姆卡”，听任偷渔老师丧命的贪婪怯懦的“渔夫格罗霍塔洛”，喝酒喝得分文不剩、到处胡来、不关心孩子死活的流浪汉爸爸，阿斯塔菲耶夫不放过他们的罪恶与堕落，但又隐隐然寄同情于笔下所有的“牺牲者”和“刽子手”。只有在面对自然或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场景时，作者才不可抑止地抒发浓郁的诗情，例如弟弟那条会捕鱼的白狗“鲍耶”，善良母亲养活一群孩子和成人的那锅“鲍加尼达村的鱼汤”，感动于野生野长的“图鲁汉斯克”城的“百合花”，甚至冻土中坚挺于凛冽朔风的罂粟，面对森林中晶莹的“一滴水珠”，他都从中感受到天堂般的宁静。

　　因为《鱼王》所显现出的热爱自然和诗意气息，许多读者都认为阿斯塔菲耶夫继承了屠格涅夫的文学传统。阅读《鱼王》的过程中，我也难免时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猎人笔记》。然而，同样是抒情，阿斯塔菲耶夫与屠格涅夫有着本质的差异。作为读者，接受《猎人笔记》是极为容易的，它是如此纯净而完美，没有夸张的修辞，没有浮躁的情绪，不含一丝粗俗的气息。屠格涅夫式的净化，就像西方油画中的小天使，他们裸露的性器官都能给人可爱的感觉而不让人产生情欲的联想。屠格涅夫不会像阿斯塔菲耶夫一样对笔下的事物作道德判断，屠格涅夫的“写”与“不写”本身，就是判断。

　　然而《鱼王》不是这样，对比屠格涅夫行文的轻盈，《鱼王》的写作是“步履维艰”的，对比《猎人笔记》的完美，阿斯塔菲耶夫自己都坦陈书里“出现了许多疏漏、败笔、不完整的片段”。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土地一尘不染，如雨后的“白净草原”，你简直可以嗅出故事里空气的味道，不用细辨，一定是甜美的。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当然有广漠无边的俄罗斯大地田野和森林的气息，但同时也有沉重的罪孽，见不得人的事，伤天害理的勾当，猪狗般的生活。此无他，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步履维艰”的，他深知置身于“只能分出黑与白”的时代，他也自知自己的天才“用来表现猪狗般的生活应付裕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所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阿斯塔菲耶夫还原了天地间屠格涅夫因洁癖而悬置的缺环，故而笔下比《猎人笔记》更为深邃阔大。

　　比托尔斯泰更“平等”

　　在天地的宽恕中得到新生

　　如果小说中每一个意象都是一条鱼，作者就像《鱼王》中的捕鱼人一样，情感的排钩既扎进了鱼的身体，也扎进了捕鱼人自己的身体，从而在疼痛的相互挣扎中“撄而后宁”。伤痕是痛苦的烙印，阿斯塔菲耶夫说：“我们注定应当遭受记忆的折磨，为自己的作为蒙受痛苦。”

　　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以为“抒情”即是优美，然而阿斯塔菲耶夫抒的是苦难，是长歌当哭。在“征服大自然”的社会建设中，作者眼睁睁看着“我可爱的土地”只是被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人变得愈加思想复杂，“仿佛人人都中了蛊毒”，和自然界失去了任何有机的联系。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故而《鱼王》中沉郁滞重的抒情，有着“万窍怒号”的震撼性力量。《鱼王》这首“俄罗斯田园颂”，不是王维式的，而是杜甫式的（阿斯塔菲耶夫非常喜欢杜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强大而有力的悲伤。

　　《鱼王》的情感是沉郁滞重的，但叙述却难得地有着流水的律动，行文中蕴含着音乐性。这应该得益于作者对音乐的热爱，阿斯塔菲耶夫说：“生活的每一分钟里都有音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深藏的秘密，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他相信音乐有净化灵魂的力量，相信音乐与自然的和谐对应。在他心中，霞光初现时，野兽便停止了互相追杀，驼鹿屏住了呼吸，鸟儿也不再鸣叫。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这幅“百兽率舞”的和谐场景。

　　把小说写到这样的层次，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难得一见的。许多人读文学，想喝的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碗英雄主义鸡汤，然后不依不饶地追逐着各自的白鲸或大马林鱼。人们面对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屏声息气，对，这是伟大的文学，船长亚哈和渔夫圣地亚哥是“Hero”（主人公&英雄）。作者悄悄地站在了他们的后面，分享世人对英雄的崇敬。

　　有时我难免疯狂地想到：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是由那头被追杀的白鲸莫比·迪克或那条被刺死的大马林鱼写下来，会是如何？在捕鱼人和鱼之间，不是鱼的存在妨碍了捕鱼人的生活，而是捕鱼人的捕杀在威胁着鱼的生命。捕鱼人的“艺术”，是捕杀的“行为艺术”，而我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鲁迅语）。

　　《鱼王》中，高傲的捕鱼人伊格纳齐依奇在一次捕鱼过程中遭遇了一头前所未见的巨大“鱼王”，经过一番搏斗和纠缠，既没有谁被毁灭，也没谁被打败，暴怒的鱼王未被人类制服，面对死亡的刹那萌生忏悔的渔夫也表示和解：“我不向任何人说起你的行踪，尽情地活下去吧”，从而感到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这一人与自然和解的场景，远远高贵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搞笑在于，捕杀一条鱼，却以为自己征服了大海，从而把血腥的捕猎伪装成崇高。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渔夫，因忏悔和放弃杀戮，从而获得天地的宽恕与新生。

　　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学史观，仿佛信仰的是退化论。俄罗斯文学有过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当代文学在许多人心中，恐怕就是废铜烂铁的时代了。阿斯塔菲耶夫曾收到过一封读者的匿名信，嘲讽他不是托尔斯泰，不适合干文学的行当，阿斯塔菲耶夫回复说：“当你们学会了能够在大地上安排好人的生活的时候，是会诞生列夫·托尔斯泰的”，但是，“你们自己要配得上托尔斯泰的出现，配得上他深邃的思想、隽永的语言和卓绝的良智”。

　　阿斯塔菲耶夫当然不是托尔斯泰，也不必是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不同于“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提倡的是全人类普遍的爱。而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是：不要杀害人间一切生命，在他心目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的平等产物。就像《圣经》所说：日头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道德是“平等博爱”的人道，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则是天道——在“天道无亲”的表象下，是爱着天地万物的灵魂。

　　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学成就自有托尔斯泰不可取代的价值。借用木心的话：如果抽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部20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史，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我写有关大自然的作品既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成年人。我想让人们懂得：我们周围的一切，从绿色的草地到孱弱的小鸟，从原始森林里的野兽到种满庄稼的田野，直到我们赖以呼吸的天空和供给我们温暖的阳光——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吴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