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深处，怜悯自己，更怜悯大地

　　俄罗斯真称得上是地大物博，尤其就人口和国土面积的比例而言。身处广袤地带，人们有更多机会与自然独处。一个遍布森林和草原、山川与河流的北方寒带国家，极易打动一颗颗敏感而多情的心灵。在一个信奉东正教的国度，人民更善于将对自然的情感上升到宗教层面，把自然偶像化。

　　在俄罗斯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眼中，自然的忧伤无处不在。如果我们越过他的视线，回顾古罗斯至20世纪中后期的俄国文学史，会很自然地发现，人与自然的问题一直是俄国文学的传统主题。自遥远的古罗斯民间童话和史诗伊始，至18世纪、19世纪的俄罗斯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再深入20世纪前期探索人与自然复杂情感的系列作品和中后期的苏联生态文学创作热潮，人与自然这一主题，在俄罗斯文学中走向深处。

　　让我们沿着这张俄国自然文学书单的轨迹，遁入俄罗斯大地的山谷和莽原，聆听自然的低吟。

　　从中世纪走入19世纪

　　人与自然的相互爱慕

　　古罗斯民间文学的主题主要是人与自然，童话是主要形式之一，在著名童话《大萝卜》中，老婆婆、孙女、小狗小猫小耗子，大家伙团结一致把大萝卜拔出来，象征着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力量。

　　在中世纪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中，自然有了神性。主人公伊戈尔大公未能参加1184年罗斯王公在斯维亚托斯拉夫领导下对波洛夫人的联合征讨，于是率领人数很少的军队远征顿河，当他出征时，太阳用一片黑暗遮蔽了他的道路。自然预先警告伊戈尔兄弟子侄四人将遭遇不幸，果不其然。于是伊戈尔的妻子站在城垒上哭泣，她祈求大风、大海和太阳保护丈夫和士兵平安归来，“风啊，大风啊！神啊，你为什么不顺着我的意志来吹拂？你为什么让可汗们的利箭乘起你轻盈的翅膀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身上？难道你在碧海上爱抚着大船，在云端下吹拂得还少？”当伊戈尔终于逃回祖国，“啄木鸟以自己的叩啄声指引通向河边的道路,而夜莺用自己愉快的歌声宣告了黎明”。乌云和朝霞，夜莺与寒鸦，太阳与大海，交相构成了一幅自然的壮美图画。

　　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贯穿在后来俄罗斯感伤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形成于18世纪末期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以卡拉姆津为代表，其代表作《苦命的丽莎》描写了农家女丽莎与贵族青年艾拉斯特的爱情悲剧。卡拉姆津把“自然人”丽莎和“文明人”艾拉斯特相对立，自然的美造就丽莎的纯真，她却被文明所毁灭。

　　“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浪漫主义文学代表普希金则在叙事长诗《高加索的俘虏》和《茨冈》中塑造了“在自然状态下按自然法则生活的自然人”形象。主人公渴望自由，离开了令人窒息的“文明社会”，到自然怀抱中去生活，最终与自然融为一体。

　　到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中，对自然的亲近与对祖国的爱交织在一起。在屠格涅夫笔下，自然的一切都是美丽的。其代表作《猎人笔记》记叙了19世纪中叶俄国农村生活，其中出现了诸多性格迥异的俄国农民，他们在自然中得到快乐，自然赋予其淳朴和真挚的品格。屠格涅夫借着自己打猎的经历，记录下俄国大地上夜气未散的森林清晨，笔直金黄的白桦林，农村小屋里燃烧的柴火红光，以及在荒凉原野里细碎而深切的喃喃细语。俄罗斯大自然的秀美背后，是不变的忧郁灵魂。

　　写出讽刺巨著《死魂灵》的果戈理，早把他热烈的爱，献给了自己第一本小说集《乡村夜话》，俄国大名鼎鼎的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评价这本书“美丽的大自然，普通百姓过的那种诱人的乡村生活，富有个性的人民，所有这一切都五彩斑斓地闪耀在果戈理这第一部富有诗意、富有幻想的创作中。”在乌克兰乡村度过童年时光的果戈理，取材俄国民间传说和歌谣，素描下乌克兰绚丽的自然和淳朴的社会风习，浓郁的“小俄罗斯”泥土芳香扑面而来。

　　20世纪的自然苏醒了

　　前期的低吟，后期的呼喊

　　进入20世纪之后，俄罗斯作家对人与自然的探索更为深入，逐步显露出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忧患意识。被称为20世纪俄罗斯生态文学鼻祖的普里什文，在代表作散文集《人参》《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等作品中努力营造一种“我在自然之中，自然在我之中”的意境，表达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担忧。“如果有水，而水中无鱼——我就不相信这是水。即使空气里有氧，可是燕子不在其中飞翔——我就不相信这是空气。森林里没有野兽，而只有人——那就不是森林。”

　　普里什文学过农艺，丰富的林学知识帮助他读懂大自然；他是怀有强烈宇宙感的作家，与鸟兽私语，和树木对话，试图从自然界作用于人的每个感应处找回自己。春夏秋冬，溪流松涛，白雪荒野……他喜欢随身携带来复枪和笔记本，走遍俄国大地，搜集有关飞禽走兽和植物的一手资料，他在深夜林中倾听雷鸟的鼾声，观察河塘里的鱼吃蚊子，他陶醉于在一滴露珠中看见世界。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科技和经济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生态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文学家们的生态意识很早就开始觉醒。1964年，加拿大作家卡森的长篇报告文学《寂静的春天》拉开世界生态文学的帷幕，苏联（俄国）作家也开始创作大量生态文学作品。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那种表现人与自然融合的主题相比，20世纪后半期的生态文学开始思考大量的人性悲剧，在自然（生态）文学作品中表达道德思辨和哲理探索。苏联作家们认为，如何缓解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不仅是自然科学的难题，更是人文科学的目标。

　　在这个阶段，列昂诺夫的哲理小说《俄罗斯森林》“如同俄罗斯生态文学的宣言书”，它主要讲述了俄国人民和俄罗斯森林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滑坡进行了谴责。然而，虽然苏联评论界普遍认为《俄罗斯森林》是苏联生态文学的发轫，但最为完整的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道德含义的作品，还是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这本厚厚的小说表达了对“无理性的人”摧残大自然所带来的后果的担忧。

　　而从小受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两种文化熏陶的艾特玛托夫，是大山和草原的儿子，他的代表作《断头台》《白轮船》《花狗崖》等均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艾特玛托夫擅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善恶之争。比如《白轮船》里，被父母遗弃的小男孩由外公抚养，父母谁也不愿意来看他。他没有伙伴，只能和林中小溪和小动物为伴。自然的陶冶给予他纯真的童心，但当他看见道德沦丧的护林所所长奥罗兹库尔强迫他人射杀长角鹿，割其头颅并食之血肉时，残酷的现实让小男孩不堪重负，自沉冰河。他只希望自己变成一条鱼，游向心中的白轮船，去寻找幸福。

　　同样专注于人与自然题材的还有苏联“农村散文”流派的作家拉斯普京，他擅长从人和土地的关系中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告别马焦拉》，小说叙述了对自然的改造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因为要修水电站大坝，居住在马焦拉岛上的村民被迫搬迁。对于老人们来说，马焦拉岛不仅是一块单纯的土地，它承载着先辈栽种下的一草一木的精魂。

　　拉斯普京不仅通过文学作品呼吁保护土地和自然，而且身体力行直接干预某些可能危及生态平衡的建设工程。拉斯普京出生于西伯利亚一个邻近贝加尔湖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期联名支持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保护贝加尔湖的活动中，他就非常活跃。从他另外一篇《贝加尔湖》这一近似报告文学的散文中，我们同样可以窥见作家为保护大自然而呼喊奔走的热情。

　　大自然是最敏感的，你如何对待它，它就如何对待你。在万籁俱寂中，“大地之子”阿斯塔菲耶夫曾有这样的体验——“好像只剩你和大自然两两相对。而且你还会感觉到一种怯生生的神秘的喜悦，觉得这周围世界毕竟还是可以信赖和应该信赖的。”

　　■ 知识链接

　　古罗斯，又称基辅罗斯，是一个882年至1240年，以基辅为首都，维京人奥列格建立的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东欧君主制国家。在1236—1240年的拔都西征时被毁灭。基辅罗斯的正式名称为罗斯，俗称“罗斯之地”，罗斯是维京人的后裔。

　　撰文/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