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中，梦想中，漂泊中

2017年06月17日星期六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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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故事》
作者：（美）约翰·弗里曼
译者：姜向明
版本：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28位当代作家、纽约客，每天来往穿梭于这座庞大而又孤独的城市，试图描述这座城市每一颗漂泊灵魂的侮辱、心碎与无奈。全书以小说与纪实结合的手法，以纽约为蓝本，讨论生活在世界超级大城市必然面临的种种困境。

　　纽约，就像一枚硬币，空中翻转，每次落下只能以一面呈现，暴露在阳光、视线和描写中。这座充满诱惑又极度分裂的“双面之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面，托宾的《布鲁克林》是另一面。《绯闻女孩》是一面，《破产姐妹》是另一面。Jay Z和Alicia Keys的高歌是一面，Bob Dylan的低吟是另一面。纽约人写的纽约故事不胜枚举，《双城故事》的书写有什么特点呢？

　　隐而未发的冲突场景

　　后9·11时代的纽约格局

　　因暴风雪来袭，兰德尔岛上的慈善募集会提前结束，四百多个衣着光鲜、多半是经营对冲基金的富人们挤上了拥堵的大桥。一对白人夫妇好不容易回到曼哈顿，却在家门口被雪墙挡住了去路，不得不徒步走回家，虽然只有一百五十米，但穿着礼服，走得很狼狈。这时，出现了一个手拿铁锹、穿着连帽服的黑人，开价一百美元，帮他们铲清车道。富人认定穷人是在发劫难财，穷人索性涨价到两百块。最终，不无讽刺又不失悲哀的是：富人用钱包里的七百三十七美元买下了那把铁锹，再当场报警。然后，花了不到五分钟，自己铲完了雪。

　　穷人离去，是否心满意足？是否隐隐、依然觉得受到了侮辱？此处留白。但富人夫妇屡次提到“忘恩负义”这个词。他们感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捐钱是为了帮助穷人，也没想过要对方知恩图报。他们知道自己是仇富者们的眼中钉，但也意识到，“这是一个由民主造成、却不能通过民主方式来解决的问题。不管投入多少钱，都会像扔进了无底洞。问题无法被解决。” 这是乔纳森·迪在《还要四年》中以小说笔法写完的小故事。白人黑人，富人穷人，恶劣的天气和恶劣的城市管理机能，种种元素都带着强烈的曼哈顿特色。

　　在收录了28篇小说、散文的文集《双城故事》中，很多篇目都描述了这种隐而未发的冲突场景——涉及纽约的住房、工资、医疗、教育、种族、信仰、性取向、福利等多种问题——令这本书带有强烈的社会性；视角的多样化，带来叙述和思考的多面性，拼贴成一种美式民主文本。

　　《双城故事》的编撰者约翰·弗里曼曾任文学刊物《格兰塔》的编辑，现为大学教授，文学杂志《弗里曼》的创刊人。他曾供职于纽约房产委员会，这应该可以对应本书格外重视住房问题、士绅化进程等议题，或者说从民生角度关注纽约城的真相。

　　DW·吉布森以公益律师的立场在《局部腾空》中描述了一则典型案例——在布什威克的椴树街生活了二十三年的租客提出诉讼，因公寓易主，地价飙升，新房东为了赶走老住户，凿墙破洞，停水停电，非法迫害租客的生活，但“家事法庭、住房法庭、刑事法庭——这些都是穷人的法庭。这样的法庭是没有公正的。”

　　这篇非虚构散文让我们得知，只有十一个律师来应对整个布鲁克林地区的两千三百万人口的住房纠纷，而士绅化导致居民结构发生变化，让本来就很难厘清的种族、阶级问题变得更棘手。莎拉·贾菲的《一条自我分裂的街》、十五岁少女夏沙达雅·杰克逊写的作业《家住公园坡》都从各自的体验出发，描述了士绅化给皇冠高地区带来的巨变。暂且抛开文学性不谈，这些文本都可视为精彩而重要的社会学资料，记载了后9·11时代的纽约城市格局的演变。

　　吉布森的文字充满了疲倦的律师所特有的无奈和清醒，提到大家有意识地去纠正“无意识的偏见”——这恰恰是多元文化重镇必会面临的难题。

　　多元魔性的风景拼贴

　　城市文学的新启示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荷兰人在曼哈顿岛建起“新阿姆斯特丹”，但不出三十年就在英荷战争中将新城拱手让给英国人。查理二世的弟弟将此地改称为“新约克郡”，后简称为“纽约”。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纽约始终是美国政治、文化、经济，甚至人口迁徙的中心点。半个世纪前，巡回演出的爵士乐手们将要去的城镇戏称为the apple on the tree，纽约无疑是最能让他们名利双收的big apple。但在9·11事件后，人们谈及纽约时就不再有这样欢乐的气氛。

　　2001年以后的纽约，迎来了布隆伯格这位三度当选的市长。他是彭博新闻社创始人，在全球富豪榜上名列前茅。市长布隆伯格坐地铁上班，只拿一美元的年薪，提出了交通拥堵税制，减少了住房财政补贴……他在竞选时曾说：纽约是个双面之城。这是没错的，但纽约人太清楚了：经过了布隆伯格时代，纽约真的变了，贫富差距达到史上最高纪录，金字塔顶端1%的人拥有超过城市总收入1/3的财富。

　　与此同时，纽约仍是美国梦的实体阵地，年轻人、穷人、移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生活都不易，如何逐梦？就像珍妮·桑顿在《礼尚往来，就这么简单》中讲述的那段凄惨的日子：这位转性的女人坚持梦想，在没落的出版业拿着微薄的薪水，做着三倍工作量，养活一间非法租赁的小公寓，还有流浪汉借住她家的沙发。她的老板总是在新书发布会前问她，你穿什么衣服去？她的故事并不仅仅是LGBT人士的问题，149页的开销账单更值得一看！是因为无以为继，她才离开了纽约。“钱从世界各地的传统书店和同业公会流到我老板那里，再从他那里流到我这里，再从我这里流到房东那里，再以酷暑和飓风的保护费的形式从房东那里流到我和我朋友这里。如今，这种联系被切断了。”

　　帕特里克·瑞恩在《每晚死掉一点点》中描述了一栋楼里的日夜双面奇观：白天，有七百名律师聚集在这栋大楼里，但入夜后他们消失了，将堆积如山的工作留给夜班的文字处理员。文字处理员是一群古怪的边缘人，有抱着黑猩猩玩偶的红头发女人，还有在帆布包里藏着斧头、长刀、匕首、防毒面具、双截棍、中国飞镖、缆绳的怪咖。他们每天凌晨四点都有“表演时间”，作怪发泄，以利提神醒脑。作者本人上了半年这样奇怪的夜班，作息完全颠倒，冒着抑郁症的高风险，在主流社会的夹缝中勉力生存。这样的非虚构散文书写体自带魔幻气质，仿佛布洛克的《小城》和帕拉尼克的《搏击俱乐部》的番外篇。

　　去年造访中国的普利策奖、美国图书批评家奖以及诸多奖项得主迪亚兹为本书贡献了极短篇《小时候》；奥兰治奖得主蒂亚·奥布莱特贡献了《离失火还有一分钟，也许两分钟》。这两位小说家的供稿都在其一贯关注的题材领域内，具有标志性的风格。美国图书批评家奖得主、传记作家埃德蒙·怀特贡献了一篇精彩的传记《困惑的廷臣：洛伦佐·达蓬特在美国》，讲述了莫扎特的歌剧剧本作者在十九世纪来到纽约，致力于弘扬意大利文化，但没有成功。

　　这本合集的绝妙之处就在于：每个人只需提供自己最了解的事情，最擅长的文本，就能拼贴出迥异的纽约印象，足以显示这座城市的多元魔性，与其说是双面之城，不如说是N面万花筒（《小命运1912》堪称最佳示例）。这些纽约知识分子尽量地介入生活，尽量地反思生活，尽量地抗争和努力，尽量及时地记录下来，这也给历来缺乏城市文学的中国文坛带来一种崭新的启示：民生是城市文学的命脉所在，写作者不应囿于题材或体裁或写法，因为每个人都是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医疗福利等问题的直接受益者或受害者，因而每个人都有优势去记录、去创作、去思考自己和当下的城市的关系，这也是城市人的义务。

　　当你读到迪奈·门格斯图为了给自闭症儿子带来最佳教育环境，不惜重金搬到纽约，并坦承“家庭存款年复一年地减少，我竟从这一点中莫名地感觉到了某种高尚……把我们为人父母的本能转化为对高级服务的追求”，你便能发现，高消费教育的背后不仅仅是奢侈风气，还有更复杂的人性动因。当你把玛利亚·贝内加斯的《自杀的孩子》和泰耶·塞拉西的《特殊才能的外国人》放在一起阅读，会立刻感受到国际大都市内部涌动着令人不安的波动，成功的压力、幸福的压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本书的副标题是：今日纽约最坏以及最好的时光。然而我们并不能从这28篇文章中看到最好的时光，但能看到他们因由对这座城市的爱而生出了悲。若你有警醒之心，倒可以从中窥见大城市的未来。或者，如何避免最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