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是否正面临着一场转向？

　　“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的《历史学宣言》开篇即模仿百年前《共产党宣言》的方式喊出了历史学的战斗号角，它所要宣战的对象是被作者概括为“短期主义”的史学，批评当前史学界的短视和碎片化倾向，积极呼吁长时段历史叙事的回归。

　　长与短

　　从年鉴学派到历史学宣言

　　所谓“长期”、“短期”，在《历史学宣言》中并无清晰的界定，只是一种极其模糊的策略性宣示。“短期主义”史学的出现既与1970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对于政治的疏离、放弃宏观叙事与道德规谏有关，也与史学内部面临的激烈竞争导致史学专业化程度的加强有关。“短期主义”对史学的困扰不仅发生在英语世界，对其他语言地区也同样适用。

　　这种史学倾向与其用“短期主义”，不如用“微观史学”来概括更加准确，后者容纳了更丰富的内涵，包括研究时段、研究领域、研究地域的萎缩。谈“长时段”，不得不提的是年鉴学派，以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腓力浦二世时期（1551-1598）的地中海世界》为代表，提出了历史时间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划分。这一史观构成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结构史、总体史的追求，对欧美史学产生深刻影响。但年鉴学派的缺陷也很明显，人只是历史大潮中浮于表层的浪花，自然无法摆脱宿命论的色彩，以致有“静止的历史”的说法。年鉴学派最鼎盛之时，也是其瓦解之时，到了年鉴学派第三代时，已基本背弃早年年鉴学派的传统。

　　中国史学似乎并未被“长”、“短”问题所困扰，而主要是论题的“大”“小”问题。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归纳为“宏大叙事”大概不成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年鉴学派一样，十分重视结构史，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讨论最为热烈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转换，带有鲜明的长时段和结构史的色彩，但这套解释模式逐渐变得僵化，我们阅读任何一本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通史著作，基本都有历史叙述高度模式化的体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这社会史、区域史等等开始兴起，关注的地域逐渐下移，时段不再那么宏阔，而且随着实证史学的再度回归，论题的“碎片化”趋向愈来愈明显，并在近年引发史学界的强烈反思，有支持“无碎无以成史”者，也有积极呼吁重建宏大史学叙事的呼声。

　　无论中西，这种总体史与微观史的交替出现，本身表明了史学内在的张力，即在宏观与微观、长时段和短时段的研究中存在结构性矛盾，使其总是在一段时间内偏向一侧而必定在另一段时间重新回归到相反的一侧。《历史学宣言》积极批判“短期主义”，提倡长时段的研究是史学研究方法周期性的变迁而已。但当我们把解决当下史学问题的希望放在长时段回归的时候，不要忘记的是长时段曾经笼罩过史学界相当长的时间，而其主流话语地位之所以被微观史学代替，正在于它本身难以克服的内在危机。尽管作者意识到“新的长时段是在具备多种选择的学术生态背景下萌生的，具有活力和灵活性，而这是旧有的版本所不具备的。”但显然这还只是一种简单设想，尚缺少真正实践意义的有说服力的长时段史学研究的成果。

　　公与私

　　史学应成为公众能够合法继承的财富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在提及“短期主义”史学研究的弊病时，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在于随着长时段史学研究的消退，史学家失去一度享有的对政策的影响力，而其同行经济学家对公众的影响却愈来愈强。

　　这一逻辑背后体现了现代学术评价机制的规训色彩。在一个学术成果数据大爆炸的年代，学术评价依赖于外在的数据统计，人文学科的论著数量不足，学术引用偏低，社会影响偏弱，无论中西，以看似“科学”的“计量”来评价学科优劣时，人文学科尤其是史学往往是最受伤的一个。历史学科是否可以被以社会影响尤其是对政策的影响进行量化，最受人文学者诟病的，最值得反思。

　　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希望历史学科回归长时段，希冀扩大对政府决策影响甚至与经济学家一较高下，试图恢复史学的荣光。但从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当史学对政策产生最大影响之时，也恰恰是史学遭到最严重伤害之时；史学逐渐脱离学术舞台中心之后，才逐渐摆脱政治奴仆的地位而获得了新生。如果史学的功能被定为求真求实，那么与现实政治的纠葛和冲突便不可避免，历史学家需要极其谨慎地把握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分寸。

　　结论《史学的大众前景》一节提到了史学的大众转向，乔·古尔迪、大卫·阿米蒂奇批判了学院派研究学术产量猛增，但对公众诉求置之不理的傲慢，呼吁“史学绝不只是少数几位专家独享的财产，而理应成为千百万人能够合法继承的财富”。

　　对于中国史学而言，专业研究与公众需求之间的脱节更加严重，《历史学宣言》的警示对我们尤其具有启发意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晗曾经主编过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等等，社会影响很大。由最重要的史学家将专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通俗读物，增强公众的史学认知，是史学本应承担的重要的社会功能，可是到了今天，尽管公众对于史学的渴求愈来愈强，但伴随着科研考评机制的变迁，几乎没有一流史学家再从事通俗读物的撰写工作，导致这一市场多数被一些非专业人士占据，一些错误的历史知识四处流传；或是由国外一批学者写作的中国史读物十分流行，最近两年，日本讲谈社中国史系列、美国哈佛中国史系列在中国的畅销就足以见到中国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的缺席，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不能一方面批评公众史学素养不足，但又不从事通俗读物的写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史学界应当检讨。□胡恒

　　“历史学家该如何向当权者讲述真理？这一点为何至关重要？就规划未来而言，为什么500年的视野要优于5个月或者5年？” ——2014年10月，《历史学宣言》通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网上公开发布，开创了该社先发布学术专著电子版再付梓的先例，并引发西方史学家的广泛谈论与辩论。

　　■ 延伸阅读

　　《中国历史小丛书》

　　1958年秋季，吴晗倡议编一套通俗的历史读物。1959年1月，《中国历史小丛书》开始出版，至1966年共出版147种，包括贾兰坡《中国猿人》、吴晗《海瑞的故事》、单士元《故宫史话》、侯仁之《徐霞客》、任继愈《韩非》等，丛书由于作者多为历史研究各个领域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内容深入浅出。

　　《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

　　作者：（美）彼得·盖伊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1月

　　现实主义小说家是否真的在“写实”？历史学家又如何看待小说中的历史？以《荒凉屋》《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三本小说为例，盖伊作为一位文史学者为文学爱好者、历史研究者提供了阅读文学、历史的新方法。

　　《历史理性的重建》

　　作者：何兆武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

　　这本论述结集的主要论域为西方思想与历史哲学，从历史哲学、中西文化之会通、中国现代思想史入手，探讨历史理性如何重建。

　　书摘

　　《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作者：何兆武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4月

　　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知识和理解的性质是什么？倘若不首先认真考虑并确切回答这些问题，就径直着手研究历史；那种历史知识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乱的，有如盲人摸象。

　　我国近代的新史学，从梁启超、王国维一辈奠基人算起，迄今恰已满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作为我国历史学的主导，（至于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究竟是不是以及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则另当别论），亦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它们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它们的缺欠和不足则有待于我们继续前进和超越。历史学家不应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原地不动；而前进的第一步就应该是认真反思历史和历史学究竟是什么？

　　——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收录于《可能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