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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立柏 用拉丁语,撬动中西对话的新发声

2017年06月2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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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立柏(Leopold Leeb),古典语文学家。1967年生于奥地利,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班,师从汤一介先生和陈来先生。2004年至今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开设“拉丁语基础”、“古希腊语基础”、“古希伯来语”等课程。
《我的灵都》
作者:(奥)雷立柏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5月
以“世界公民”与“文化桥梁”的视角,从语言、文字、历史、艺术、宗教等诸多细微之处挖掘北京被淹没的历史。
《别了,北平》
作者:(奥)雷立柏 编注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7年7月
介绍一位被遗忘的奥地利修士画家白立鼐,试图阐明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路南,坐落着一个土丘形的墓,前面立着一座螭首方座石碑,碑额以十字架为纹饰,碑身刻中西文合璧“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墓地以砖砌花墙围绕,左右两侧分别是南怀仁、汤若望两位外籍传教士的墓碑。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Matteo Ricci(利玛窦)来到北京,进呈自鸣钟、万国舆图等物,以传授西方科学知识布道,同时把中国的科学文化推介到欧洲。

  四百多年后,奥地利人Leo雷立柏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了这座墓碑。两个在中国教授拉丁语文化的外国人相遇了。作为一位当代北京高校的拉丁语教师,他的时代和世界都与利玛窦不同,却有深切的关联。

  

  西方的另一面 以拉丁语为窗重新了解西方和西学

  与雷立柏的交谈从他设计的衣服开始。他指着衣服上一个像牛头的字母,讲述它在希腊语、希伯来语中的变化。“很少有人知道西方的ABC最早也是象形的,现在只有中国人仍在使用象形文字”。

  多年前,少年雷立柏在维也纳街头初识汉语。1988年,他从奥地利来到中国台湾学习汉语和哲学。“那时我很瞧不起学不了汉语的外国人,现在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态度”,雷立柏说,“汉语对外国人而言太难了,外国人很难读懂中文,很难深入地认识中国”。

  他突破了这个障碍。在《我的灵都》发布会上,一段英文介绍后,他开口说中文的那刻,灵魂好像回到了身体里。从台湾到大陆,在中国20多年,汉语于雷立柏而言像“妻子”。但当坐上出租车,的哥侃着侃着问起家事,他会答,“我的爱人来自罗马”。

  来自罗马的“爱人”,是他在中国教了十几年的三种西方古典语言:拉丁语、希伯来语、古希腊语。

  2002年,应一位学生的请求,雷立柏的第一堂拉丁语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开设,学生只有四五位,教材是他整理的复印件。2004年,他带着拉丁语课程来到人大。“我把考试水平定得很低,好让所有学生都通过。怎么教中国人拉丁语?那时完全没有经验”。

  雷立柏的母语是德语。在奥地利,中学开设几门古典语言课程,欧洲人讲四五门外语是传统。但在中国,英语在教育中要占据多大比重都能引发争议,如何让人们再接受一种西方古典语言?多数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三门古典语言与自己有什么关联。这恰是他希望中国人反省的一种长期误解。拉丁语孕育着现代法律精神;希腊语承载着历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领域诸多伟大学者的思想;而若去寻找今日世界尊重残疾人和女性的源头,就在希伯来语写成的《旧约圣经》中。

  中国人观西方,常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美国建国讲起,对此前的历史鲜有深入的认知。在雷立柏看来,这种片面加剧了中国人在五四以后强烈的革命思维与对待历史非黑即白的认知,也曾给近代中国笼罩上阴影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如今雷立柏的拉丁语教学在人大、北师大、后浪出版社稳定地持续。他已经能熟练地告诉学生,这部分一定要背,那部分很少用到所以可以忽略。“一个有经验的老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要花时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以古典语言为窗,重新了解西方和西学,也更深入地反观中国文化。

  被遗忘的传教士 有另一个北京,没有被充分地表达

  在北京住了20多年,雷立柏看了不少拆拆建建。“人们快速地更换着手机、‘对象’,哦,孩子不能换”,他说,“其实很多东西要慢慢地看,慢慢品尝”。

  他的家乡在奥地利农村,村中有座小丘陵,丘陵上有座建于1230年的教堂,至今保存完好。欧洲人习惯保护延续性,在前人基础上改建。但常在北京穿斜街走胡同的雷立柏很难找到北京各朝代的古建筑,“老房子”总像新的。

  好在北京保留了让他触摸到历史的“死人的地方”和“老的石头”——欧洲来华传教士的墓地和西什库教堂。从元代的 Montecorvino(孟高维诺)到明末清初的Matteo Ricci(利玛窦)、Schall(汤若望),一些欧洲传教士怀着信仰与勇气踏入北京城,在走向现代的世界史中,尝试开启中西文明对话。如今,接纳了北京第一位拉丁语老师的元代,仅以地铁站“西土城”“北土城”和一座现代的“元大都公园”在当代日常生活中留痕,又有多少中国人记得几百年前的来华欧洲传教士?

  今天中国学生都在学习点线面、圆柱体、三角形,但谁知道最初引介它们的利玛窦的墓碑在哪里呢?至今,没有一座关于利玛窦的博物馆,在宣武门教堂门口的利玛窦像少有人知。雷立柏说起最近很流行的“感恩教育”,感恩,是否也可以给这些曾在不同时代对中国有所奉献的外国人?

  1949年后,随着《别了,司徒雷登》的发表,政治形势的变化促使当时在中国的欧美人离开了大陆,此后三十多年的政治化历史叙事又给近代来华传教士打上了“帝国主义”的标签。“今天,在北京做老师、做商人的外国人,地位可以很高。但历史上那些传教士的地位却没被充分地肯定。这很微妙”。

  雷立柏曾遇到过一位60多岁的中国学者,在聚餐时幽幽地说出自己是满族人。清末以降,满族人身处窘境,在无奈与恐惧中隐瞒身份,这种忌讳伴随至成年。“有另一个北京,没有被充分地表达出来”,雷立柏说,“但如果可以表达,一定要用平静而非抱怨的态度,这将是一条很长的路”。

  在中国纪念一位历史人物,比雷立柏想象中复杂。但“人”的历史,可以用更多方式找寻。今年,他的一位硕士研究生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司徒雷登。1917年,司徒雷登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古希腊语语法教科书,那时,他想在中国做希腊语老师。雷立柏读过一些外国人写的中国人传记,“他们会对一个中国人有理解之同情,描述一个人在时代里遭遇什么样的压力,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雷立柏说,“这才是对话,两种文明的对话”。

  彼得拉克式的机会

  以古典精神资源回应当代问题

  窗外,新一届毕业生在草坪上拍照;房间墙上,挂着一幅已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世纪欧洲史的学生送的中国山水画,雷立柏凑近去闻画中松柏,“像奥地利森林的味道”。

  没有妻子、孩子,雷立柏所选择的异国孤身生活,不太符合中国人对生活的主流理解,但当“我感到非常幸福”从他口中说出,显得自然且有信服力。写想写的书,开认为有价值的课,人大给了雷立柏很大的自由。“我没有选择教德语,我就是要教在中国更有吸引力的拉丁语。你看,成功了。”

  梦想还在前方,他一直想建立一个“在大楼里的拉丁语学院”,目前才刚完成一小步,国内目前可以买到的唯一一版、小小的拉丁语辞典。“我的书几乎‘垄断’了这个行业,但这不好”,他说这本词典原应由中国学者来写。“所有西方汉学家都要学古汉语,但中国人研究西学却很少去学古典语言,老师和学生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缺少独立的反省”。

  这样的隔阂造成了中国人对一些现代概念的理解落差。比如,法律是什么?权利是什么?什么是国际法,为什么中国人要和外国人平等对话?从明清闭关锁国到清末被迫开放国门,历经民国的相对开放与上世纪中叶因国内外政治形势再度封闭,再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收放间的周旋,这些问题在多变的中国历史中悬浮不定,一些欧洲汉学家对中国未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不甚乐观。

  “我是乐观的”,雷立柏说,“希望”这个词就来自拉丁语spero,还有“社会”,拉丁语societas的重心是“朋友”(socius),但因历史原因,它曾走样成“阶级斗争”的产物。“你看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总在想要比别人快,钱要比别人多,但很少考虑‘公益’,这个重要的概念是来自拉丁语的bonum commune。”雷立柏试图在中国当代社会与拉丁语词源之间、在拉丁语和汉语的修辞学之间架桥,要“过桥”的人势必要承受和接纳一些挑战性甚至颠覆性的对话。“我应该写一本书,叫《雷人雷语》”,他说。

  要带人们回到古代?并不是。雷立柏曾说,中国大陆正有一个“彼得拉克式的机会”,古典与传统有可能被重新发掘,加之当今中国对重建精神价值的渴求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我们,可以像彼得拉克那代人一样,一同从古典中寻找精神资源回应当代问题。

  “精神使人活”,回到雷立柏衣服上六行字母的本意,这个西方格言的前半句是“文字叫人死”(The letter kills, the spirit makes alive)。雷立柏常就这句话与中国人辩论,但毋庸置疑的是,他的精神让拉丁语在中国活了下来,也将继续活下去。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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