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面对真实，容不得抒情和发泄

　　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在《生存与命运》中写到一个场景，父亲被关进古拉格，全家人没能熬过那个寒冬，除了父亲，都死了。儿子在军队里当兵，偷跑去看父亲，跋涉至西伯利亚，在那间父亲亲手搭建的黏土小屋里，父亲和他讲起家人的死，语气平静。格罗斯曼写道：“这些事，是不能哭着说的，哭着是没办法说完的。”

　　“当你面对真实，是容不得抒情和发泄的，你需要内心的力量把它接应下来，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以继续理解别人。”作家袁凌曾以社会新闻记者的身份，见证一个又一个不那么光鲜的底层生活。面对因矿难受伤瘫痪的矿工、在北京艰难做生意的早餐小贩、留守湘西农村的祖孙养猪人、被地雷炸残却依然在雷区中垦荒种田的农民，他知道，这些事同样是不能哭着说的。

　　他把他们写进新书《青苔不会消失》，说自己要“为卑微的力量，做无声的见证”。只有这样，他才暂时摆脱“活着与幸福是种亏欠”的内心折磨，才算得救了。

　　直面生存之艰 生活只为他们留下仅存的立足之地

　　在所有采访过的人中，袁凌至今记得独居在沂蒙山区的83岁的朱英传。他到访时，朱英传的家中没点灯，半边屋子堆着黑乎乎的柴草，床头和冷灶连在一起，一天的伙食是两个馒头。“她躺着，柴草直接顶着她的头。”袁凌回忆说，她当兵的丈夫去世多年，“她嫌他死得迟了一些，领到的待遇太少”。村里选举，她去了，领一袋洗衣粉，然后把选票给别人，任他们选谁。“战争、革命、沂蒙的光荣传统都过去了，她的一生所得就是顶在头上的柴草和一袋洗衣粉。”袁凌将她写进《寂寞沂蒙》。

　　在《血煤上的青苔》中，袁凌写到在一次煤矿事故中失去视力的邹树礼，他所在的八仙镇位于陕西省与重庆市的交界，是袁凌的故乡。当时邹和老伴相依为命。前年袁凌回家，得知邹的老伴不久前去世了，患风湿的她用煤炭地炉子烧开水，提水时水倒在火上，喷起的烟尘让她窒息而死。至今，邹树礼还在山沟里种着地。

　　在城镇化的熙攘和人去田空的山坳之间，在消费浪潮裹挟下的欲望都市与资源极度匮乏的凋敝村落之间，在急速发展的网络购物与早出晚归的路边摊之间，在光荣与梦想不可及的贫穷生活里，“有什么东西破损了，什么地方仍在疼痛”。

　　袁凌书写这些“破损”与“疼痛”时，也想探寻：什么是他们的意义？他们的生活有无不可替代的价值？当境遇让一个人被迫狠扎在土里，除生存外，一切自我安慰式的虚空与自恋全被抽除，人活下去的力量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我们想拯救世界，恰恰是因为承担不了自己，承担了自己，在有限的生存境遇下，做好那一点点，就够了。”

　　因而所谓“卑微的力量”，在袁凌看来，不在于改变和推动，而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真实面对自己，维持住了生存和人性”，是“被推到生存的原点，就靠那一点点坚毅、微小、贫瘠的内核，活下去”。

　　以文字偿还负罪感 把乡土和受伤的人背在背上

　　上世纪70年代初，袁凌生于陕西大巴山地域一个名为筲箕凹的村子。

　　上小学时，班里有对兄弟，哥哥林娃调皮捣蛋、弟弟才娃品学兼优。家贫，母亲好吃懒做，父亲服毒自杀，兄弟俩双双辍学。幼时的袁凌穿过一片玉米田去看他们父亲的遗体：“玉米要成熟了，是褐色的，颤泥荡的土是黑色的，阳光像是一面倒过来的镜子，让人晕眩。”那可怕的场景一直留在他心里。

　　几年前，林娃在河北矿上患尘肺病过世，家人在竹竿底下系了个“软兜子”，从县上把他抬进村，山路雨滑，他的遗体被摔入泥土。按照当地习俗，人死后，在入土为安前落土是不祥的。而就在前几天，才娃给袁凌打电话说，自己在山东的矿上干活，已经是尘肺病三期。袁凌还见过一对患尘肺去世的兄弟，哥哥带他去看弟弟的坟，再次回乡，哥哥变成了弟弟旁边的另一座坟。

　　从小见过太多命运不公与生生死死的袁凌，在三十岁那年成为一名记者，他天然关注到那些“克服困难且真实面对自己的人”，并把自己的命也拴在上面。《青苔不会消失》里记录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边写边想起外婆和母亲，“她们像是别人生活的背景，已经没有价值，随时可以拿掉”，他将她们比作长满青苔的石坎，长年沉默，“但抽掉了它们，田地会即刻崩塌，收成化为乌有”。

　　“因为我从村子来，所以只要不刻意往上看，就会看到和自己一样的人是如何构筑这个社会的地基的。”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在目睹过不公正的对待后极力逃避，不再提及；一种人则把这些事统统背在背上，不肯放下来。袁凌说自己心理上属于后者。

　　大学毕业后，他感到“必须为乡土写点什么”，回乡呆了两年，一无所成。2005年，当他在北京打拼到“离成功人士最近的时候”，强烈的负罪感让他“一刻都不能活，想到有那么大的东西没去在场传达，每天都想拿头撞墙”。于是他再次返乡，种地、写作。他住进村里的粮管所，和一位看守的老人；又住进路边的杂货店，写那些形形色色来买货的人；镇上修水电站，要将一条大河截流，他想亲眼见证那条河与连带的生命如何生、如何死。一年后，他却发现自己“像个异乡人”。

　　“彻底失败了。我之后所有的写作都没办法达到生活和写作合一。”尽管如此，写完《从出生地开始》之后，负罪感终于放过了他：“我至少部分地和我的乡土达成了某种和解，可以不再那么愧疚了。”

　　写作者的宿命与反思

　　世界在下沉，我不愿和他们狂欢

　　“太沉重了。差评。”有读者留下这几个字，就给《青苔不会消失》打了一星，然后扬长而去。

　　“没办法，读者习惯了那种甜腻腻的悲伤。”贫穷、疾病、肢体残缺、死亡……书中所写的人和事，的确不让人感到轻松。但在袁凌看来，他只是写出一种生活，并没有在展示苦难。而所谓“甜腻腻的悲伤”，就是那些或煽情、或比惨的文字，“让你内心深处没有真正感觉不便，同时又消费了苦难”。这份甜腻之物，是“消费系统、权力话语、虚假信息、调侃式的语言习惯的合谋”。

　　一个写作者，一个无端闯入别人的生活却又无力改变的记录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真实呢？

　　在过去的采访中，袁凌亲眼见过因春游交不起费用服毒自杀的少女，见过被强暴生病死亡的幼女，见过非典过后患上股骨头坏死后遗症的女人，见过矿难后瘫痪的青年用幸存的上肢二十年如一日地在床上绣十字绣。他奔波于不同的生活现场，闯入别人不那么鲜亮的生活，然后抽身离开，写出的稿件“逃不过朝生暮死”。

　　“是的，我们知道了，然后呢？”总有人这样质问他写下这些的意义。

　　“我只是把我所见的有限的东西传达出来，而不下结论、不提供观点。”在袁凌看来：“杏肉可以腐烂，杏仁不会，我想写杏仁，想诉诸语言和生活本身。”而书写的意义就是：当有天你真的疼痛了，有没有心力承受和自我修复？

　　伴随互联网和消费文化的勃兴，语言表达变得越来越轻飘，“我们正在失去真实面对经验、表达经验、记录经验的能力”。当我们习惯了用“蓝瘦香菇”表达伤感，用“宝宝好可怜”倾诉委屈，用咧嘴笑的夸张表情述说喜爱时，“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恰如其分的字，来表达我们自己”。

　　风靡世界的语言游戏将痛苦“精致地包裹起来”，最终熬成一碗鸡汤喂给读者。而写作者自己也时常分不清，究竟是在写苦难本身，还是在释放自己和满足大众的哀怜情绪。“面对他人的真实生命，变得像看一幕电影，做一个情感游戏。”袁凌闭紧双眼，迟迟没有睁开。

　　写真实是痛苦的，“写到最后虚脱了，没办法再动脑子去想任何一个简单到极点的问题”。写《血煤上的青苔》时，袁凌感到自己在用一种“以头抢地、打滚耍赖式”的“很可笑”的姿势往前走。

　　回顾自己漫长的“写作黑暗史”，袁凌自称为“被选中的罪人”，来到这载歌载舞却有破口的渡轮。世界在下沉，甲板上的人还在狂欢，“没有人去想怎么补漏，寻求到岸”。

　　当你面对真实，是容不得抒情和发泄的，你需要内心的力量把它接应下来，然后才可以反思，才可以质询生死，才可以继续理解别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