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9:书评周刊·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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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立克 大上海都市战后重建中尴尬的“他者”

2017年06月24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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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1903-1979)德国建筑师,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接受现代主义建筑和艺术设计教育, 1933年被迫流亡至上海,1949年返德。他从30-46岁共16年的移民生涯对现代城市规划在中国的教育、传播与实践作出了贡献。
编者按:以鲍立克为首的现代主义者们所参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三稿对后期上海城市发展和中国规划学科的影响,正在当代被重新审视。以“鲍立克与大上海都市计划”的展览,今年4月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开展,将持续至7月。
《鲍立克在上海》
作者:侯丽/王宜兵
版本: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追溯鲍立克在上海的生活与工作轨迹,试图重构鲍立克在上海的十六年。
1948年繁忙而拥挤的以人力装卸的外滩码头。
上海都市计划委员会秘书处所绘“都市计划释义图”。

  二战爆发前,纳粹党在德国上台执政,以包豪斯学派为代表的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纷纷移民海外。这股因政治而引发的移民潮推动了现代主义运动在世界的传播,鲍立克也是这一潮流中的一分子。与众不同的是,鲍立克来到了上海,给这座曾经四分五裂的城市留下了包豪斯的印记。

  抵达之夏 纤夫们汗流浃背,扛出近代上海的繁华

  1933年夏,理查德·鲍立克(Richard Paulick)从慕尼黑经由威尼斯,乘坐红色伯爵号(Conte Rosso)辗转抵达上海虹口港。他的大学同窗好友鲁道夫·汉堡嘉(Rudolf Hamburger)早在三年前因为德国经济萧条,接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海外招聘,在此谋得一份建筑师的职位。汉堡嘉的新婚太太乌苏拉(Ursula Kuczynski,又名Ruth Werner),曾在自传里记录了抵港所看到的场景对她心灵的震撼——纤夫们一个紧挨一个从底层船舱里走出来,吃力地行走在斜搭在码头的踏板上,担着沉重货物的竹扁担几乎要碰撞在一起……(他们)赤裸的上身流淌着汗水,脖子上、额头上、腿上都鼓满青筋。大蒜味和汗臭味从这条传送带的人们那里飘到旅行者一边……乞丐坐在摇摇欲坠的小船里,围着我们的船只转悠;那些哭诉着的残疾人,有的断臂,有的折腿,孩子们带着化脓的伤口,有的是盲人,有人的癞痢头上没有头发。

  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欧洲人享受着外国人的特权,刻意地保持着比欧洲更欧洲的生活方式,一切家务活都由仆人、厨师和苦力们代劳,在乌苏拉和她的左翼朋友们看来,那些太太们“都是些不折不扣的享乐动物,既无职业,又不干家务,对科学和艺术不感兴趣,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照顾,热衷于谈论赛马和电影”。乌苏拉调侃道:“苦力们的生活状况,既贫穷又肮脏,像(这里)欧洲人的傲慢一样可怕。只要我们学会了打麻将、玩桥牌和斥骂下人,我们就成了百分百的上海人”。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远东地区的航运、金融、贸易和工业中心,是海外向中国大陆倾销货物和中国商品出口的重要口岸。上海位于拥有几乎半个中国最勤勉聪慧的人口的长江三角洲的咽喉位置,扼守长江出海口。富饶的长三角为迅速增长的数百万都市人口提供充足的食物供给;横贯大都市地区的黄浦江江面开阔,因为陆地阻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年中绝少受到台风侵害,风平浪静,沿线都可作为天然停泊良港。黄浦江在最低潮时有8米左右水深、数百米阔度,能够满足普通货运船只往来通行。相对于北方同样是沙洲遍布的渤海湾,和水深却缺乏与内陆便利连接、有冬季冰冻之虞的东北沿海,以及台风频仍的华南沿海,上海港口状况虽然不是最为理想,在中国海岸线上却有着不遑多让的比较优势。

  随着上海对外航运规模不断扩大,自吴淞口至张家塘港(靠近徐汇与闵行交界处)的39公里沿线,遍布客货运码头,在外滩尤其集中,岸线异常繁忙。根据浚浦局统计,1935年进出上海港口船只达16000多艘,内河航行船只超过10万艘。上海港整体船舶吨位在70年间从200万吨增加到了3900万吨,差不多扩大了20倍,以海洋贸易运输为主,超过了同时期许多欧洲大港的装卸量。

  然而,近代上海那些耀眼的经济数字,大多是通过非常传统的作业方式、低廉到难以想象的劳动力、在今天看来极不人道的超常劳动时间与强度实现的。每年几千万吨的货物进出,主要依靠人拉肩扛实现,不能不说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奇迹。

  告别之秋

  留一张堂吉诃德式都市发展蓝图

  二十世纪中国的动荡促进了人口和资本向大都市进一步聚集。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难民们的偏安之所。开埠百年,在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上海始终呈现出三界四方、华洋杂处之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前,上海从未由任何一个市政机构统一管理,南市、公共租界、法租界、闸北及江湾,体现了不同的政治、经济与都市文化的势力圈。

  这片七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居了三百多万人口,既是中国最为西化和现代化的都市,也是一个贫富两极分化最为极端的地区。租界内外,现代与传统、激进与落后,白银帝国数十年对外通商聚集起来的财富,依赖“帝国主义”贸易倾销逐步成长的买办阶层,各自为政的外国人社群,与底层民众的赤贫,鲜活地并存于这远东第一大都市之中。在三百多万人中,居住在不同治权下的居民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城市与设施,例如:能够享受自来水供应的上海居民仅有六万户,煤气用户两万户不到;上海的几个华洋电厂,输电各有标准、互不统一,租界到了夜晚仍灯火通明、车马喧嚣(“夜上海”),而南市和闸北如中国内陆广大乡村一样,随着日落即陷入黑暗之中。在每平方公里二十万人的密度之上,普通市民的公共卫生和健康状况极为恶劣。

  鲍立克是一个设计师,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痛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欧洲催生了纳粹的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公共租界并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外国人,他不可避免地对这个快速膨胀、充斥着混乱冲突的多元文化社会持有俯视的优越感和技术精英的社会责任感——一个矛盾的“贵族精英和社会主义者的混合体”。

  他最初为上海的有钱人提供高端定制家具,担任沙逊的御用设计师,但对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因为身份和语言的限制,鲍立克所看到的中国图景带有特殊的滤镜和视角。他大多时间不得不呆在“城中之城”,并且,在高达75%的上海人尚不识字的情况下,鲍立克的社交圈子局限在能够以英语或德语交流的特殊社群中。

  鲍立克在上海的最后几年致力于描绘未来50年的大上海都市发展蓝图,反映出那一代人、那个特殊的群体所向往的现代愿景与实干精神。计划编制成为一个契机,使得饱经战争之苦的上海市民们聚集在一起,在一步步逼近的战事、混乱的金融秩序之下,面对街头遍布的战争难民和在废墟上不断蔓延的棚户区,带着理想主义色彩规划未来上海的重建。回顾那样的一个时代,这种重建计划工作无疑带着堂吉诃德似的悲壮,正如编者在计划报告序言中所写:

  这一个上海市都市计划总图…与其说是一种工作的完成,毋宁说是一种工作的开始。其实,时代的巨轮,从来没有打住过;人类的进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是不是能够和人家并驾齐驱,或者老是跟着后头跑呢?这就要看我们的选择和努力了!

  但是,在计划完稿之际,上海已经完成政权交替。1949年10月,鲍立克离开上海,回到民主德国。

  在民族主义框架的历史叙事中,鲍立克一直处于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从而长时间被国人所遗忘。鲍立克的故事既代表了大时代特征,又是一个尴尬的“他者”。他在上海成为“沦陷区”时进入一所在汪伪政府注册的美国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做教授,有着他属于雅利安民族的优势;1949年,他曾因被怀疑是布尔什维克而遭美国拒签;回到东德,其建筑风格向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摇摆,又使他在包豪斯学派中成为另类。回溯鲍立克在上海的历程,有助于描绘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城市及其现代化进程更为丰富的图景,从而更好地理解个体与文化、政治与教育、理论和实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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