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体无人认领

　　5月11日清晨，306号房那位胖先生倒在了房间里。

　　几个小时后，邻居发现他去世，报了警。

　　在广州市海珠区金紫里直街的这间群租房里，49岁的他占据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隔断间，月租350元，他住了5年。

　　胖，是这位先生给房东和邻居们留下的唯一印象。直到去世，人们都不知道他叫什么，来自哪里，有无亲人。

　　28天后，他成了编号2017A14123，和其他18位死者一起，被挂上了“广州无人认领尸体查询网”。照片、死因、死亡地点、身高……简单的十一栏信息，定义了他们的一生。

　　这个网站属于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是全国第一家公开无人认领尸体信息的网站。广州每年有超过1000名死者的遗体无人认领，都会在此公示。

　　在这个超级大都市里，这些无人认领的遗体曾以学徒、民工或者流浪者的身份，生活在城中村、隔断间甚至桥下江边。他们奋斗过也被温暖过，最终死于车祸、饥饿、疾病和命运的无常。

　　公告栏里的死者

　　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的广州城，每年至少要举行10000场葬礼。规模最大的广州市殡仪馆，年处理遗体30000多具，业务量位居全国第一。

　　殡仪馆主礼楼的26个告别厅在分割好的5个时段里都塞满了悲伤肃穆的人群。年轻女孩的告别会上，摆着沾满露水的红玫瑰。生前声名显赫的逝者，葬礼会安排在可容纳600人的告别厅。

　　无人认领的遗体，则是热闹的反面。

　　在殡仪馆大门左边，立着一排公告栏。左边贴着无人认领尸体的资料。按规定，这些遗体将在公告栏和网上同步公告两个月。

　　公告栏右边，则贴着超期寄存骨灰的情况表。711盒骨灰在2005年就应该被家人领走，但是直到2016年6月12日，依然所托无人。一些人不知姓名，被命名为胡母陈氏、梁英红之婴、罗北平之B，有人干脆是一个编号，A19802无名氏。

　　2007年，广州市殡仪馆就曾披露数据，称冷藏库中还有1855具无人认领的遗体。火葬场则积压着近6000个无主骨灰。

　　没人来凭吊这些休止的生命。他们会被塞入尸袋，被黑色金杯车运到广州市殡仪馆。几年前，运尸车车身写有大大的“广州殡仪馆”字样，在外停车十分不便，后来只好改成了放在前窗可移动的字牌。

　　接着，他们会被送入殡仪馆的冷藏库，或进入冷柜，或搁上货架。工作人员会把遗体进行防腐处理，把面容修饰到至少可以拍照识别的程度。如果实在破碎，他们就不会在网上刊出照片。

　　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找到亲属，或是亲属仍不来认领遗体，他们会被包裹着火化。他们生前的故事，将随遗体一同火化，成为永远的谜面。

　　城中村里，卑微死与生

　　没人知道去世前，306号房的胖先生在出租屋里度过了怎样的五年。

　　在金紫里直街寻找306号，要穿过隧道一样漫长狭窄的巷子。“隧道”里抬头，只剩一线青天，被乱搭的电线切割成更碎的碎片。空气里流动着菜叶、辣椒、腐坏水果的味道，坑坑洼洼的地面积着一摊摊水，人走过时要格外小心。

　　在邻居307号住户阿祥眼里，这位先生沉默少言。他每天早晨七点出门，骑着银色的捷安特单车到滨江路，靠向游客兜售杂货为生。

　　如今那辆车还停在楼梯间，蓝色的塑料篓里散落着圆珠笔、胶布。一小袋莲蓬，已经干枯成灰黑色。房间被上了锁，门上还有他写过的几个大字，“请兄弟无使吵”，这是广东话。

　　他讲粤语，阿祥听不懂，他们几乎不交流。只有一次，他的手机被偷，借阿祥的手机打电话。他告诉阿祥，自己有个女儿在读高中，但他逢年过节几乎从不回家。

　　他身高差不多1.70米，“至少有160斤”，有心脏病和高血压，常“呼呼”地喘气，看到邻居们吃肉、吃猪蹄，有时会先羡慕，嫌弃自己“只能吃青菜，还这么胖”。

　　他住的隔断间，一层楼隔开了8间房，每间不过10平米，房租在每月350元上下。屋里一扇30厘米宽的窗户，推都推不开，没有一丝风，漏着一点点光。他有时不开灯，只就着这点光在屋内摸索。

　　这是阿祥所知道的关于306号房先生的全部信息。房东则知道得更少，他只在每个月9号上门收一次租金。租房时，他甚至不看租客的身份证。

　　他死了，阿祥也没嫌晦气搬走，“都是打工的人，哪来的工夫折腾呢。”

　　如果在广州城的地图上给逝者的死亡地点描点，你会发现，大多数时候点都会落在某个城中村。海珠区的康乐村、白云区的长红村、天河区的石牌村、荔湾区的芳村……它们杂乱、错落，就夹在闹市之中，紧挨着摩天楼群。

　　巷子里的餐馆，8块钱能吃一碗米饭不限量的盖饭；不到五百块，就能租间屋子。根据广州2016年3月的数据，这座城市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员有790多万人。

　　从警十几年，白云区公安分局嘉禾派出所民警刘春斌的工作，就是在城中村串街走巷。这个派出所近1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遍布小作坊、皆是握手楼。他说，每年他们至少要处理3起租客独自死在出租屋内的案子。

　　出租屋内的生活是孤独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完全切割干净。刘春斌说，“在群租房里去世的，一般是去世好几天，被隔壁邻居闻到臭味，打电话给房东，才发现人死了。”

　　2017年4月28日，编号2017A12754的男子在嘉禾派出所辖区内猝死。这位51岁的先生一直独居，在附近靠打零工为生，死后至少3天，尸体传出臭味，才被邻居发现，房东报了警。派出所联系了家人，却不知为何没人去认领遗体。

　　2016年12月24日，平安夜。编号2016A38125的25岁青年度过了人生中最后一个不平安的夜晚。在嘉禾街南8巷，他找了一间出租屋，交了3天房费，关好屋门，在房内点燃一盆炭火，结束了生命。

　　死者的遗体被带走时，住户们都伸长了脖子，在门口呆呆地看上一会儿，又散了。这个陌生人是谁？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家人朋友？皆不为人知。

　　意外比明天更先来临

　　命运永远充满未知。

　　死于意外，没来得及留下个人信息，是遗体无人认领的一个原因。

　　今年3月8日，编号2017A07085的男孩没有从火灾中逃出来。

　　那场发生在海珠区康乐村的大火烧了近四个小时。房子被烧得焦黑，三个月过去，门口仍贴着封条。

　　这间屋子打了隔断，放了至少3张床。火灭后，保洁员李青娥上去看到，男孩的遗体躺在客厅中间。她以为是制衣厂的人体模具，仔细一看，却发现那手腕还在流血。

　　他姓甚名谁，来自哪里，警方也一无所知。大家只晓得，他大概是附近制衣厂里的学徒工，租住在此。这些制衣厂里都是年轻的男学徒，电脑绣花、激光烧花、冲孔、珠边……早八点到晚七点，一个月上班30天，挣5000块钱。

　　去世时，他20岁。

　　去年8月，编号2016A25853的女士倒在了天河区的一间出租房内。这个在写字楼上班的27岁姑娘，下班到家后，连包都没打开，第一件事是去卫生间洗澡。老化的热水器让她触了电，倒下后她再也没起来。因为家属与房东在赔偿问题上纠缠不下，她的遗体未被领走。

　　生命转瞬即逝。他们中有的在医院去世，有些在广州市火车站东广场、广东省汽车站、各种立交桥下、地铁口停止了呼吸。在珠江及其支流，水上警察也曾捞起一些遗体。

　　一位警察说，如果是死在医院，医院需要开具死亡证明。如果死在医院外，比如在路边、水里、出租屋，则比较麻烦。法医会参与进来，警察要查明是自然死亡，还是自杀、他杀，是否成为一个“案件”，才能决定是否开具死亡证明。

　　流浪者的“归宿”

　　每天早上7点，306号房胖先生出门往滨江路走时，珠江边的流浪者们已经收拾铺盖，准备起床了。

　　清晨是广州城一天中最清静的时光。天色刚亮起来，路上行人甚少，珠江的风温润柔软，它公平赠予所有人。

　　流浪者们被允许在这里过夜，绿化带将他们与江边的游客隔离开，自成一方天地。垫上被子，幕天席地，至少风雨进不来。天亮后被子一卷，各谋各的活路。

　　如果细心观察，你能发现“无人认领尸体网”上一些有意思的细节。比如从2016年6月至今的一年间，网站上显示的最高频的死亡地点是白云区人民医院，几乎每八人就有一人死于这里。

　　这所医院离广州市火车站8公里，离广州东站2公里，离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最近，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这些地点都是流浪者聚集的区域。

　　去年夏天，一位76岁的流浪者在街头被撞倒，不治身亡。这是一位快乐的、有点酷劲儿的老头，穿一条牛仔裤，头发花白，清瘦，收垃圾为生，但床铺永远干干净净。因此人人都愿意亲近他。他来自顺德，有家人，说和儿媳关系不好离了家。别人再问细节，他不愿多说。

　　他去世后，义工们在报纸、电视台、微博都刊登信息，甚至通过公安系统查询线索，希望找到他在顺德的亲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出现。他最终被送进殡仪馆，成为无主遗体。

　　义工梁俭强和流浪者打交道至少5年，他说，有些流浪汉年轻，暂时失去工作，还有机会回归社会。那些上了年纪的，只能靠捡垃圾勉强谋生，疾病、饥饿、意外事件，对他们来说样样都是威胁。

　　几乎每年，广州市老城区的某医院都要收治至少30个流浪者。急诊科护士长陈婧会被其中一些人感动，“有人走时会留个单子，说我欠的多少钱，下次来还。”但她同时也为医药费苦不堪言，“医院不是公益机构，每年这部分的花费至少要五万，但能报销的不到十分之一。”

　　医生刘杰长期对流浪者提供义务治疗。他的患者，有的一个小伤口感染，直到脚脖子烂穿流脓；有人死于多器官功能衰竭，经过了漫长的折磨，才走到人生终点。“他们身上那些病，你根本没机会在医院里见到，因为症状已经不典型了，没有人会拖那么久还不去治。”

　　有人给这群人一个残酷的定义：“无人认领遗体后备军”。老无所依，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

　　4月中旬，圣晖园公园的凉亭里，编号2017A11604的男子停止了呼吸。他56岁，东北口音，衣着破烂。他在凉亭里躺了三天，前两天他勉强还能走路，第三天下午已经告别人间。

　　“嗬，（死的）多了去了。”6月中旬，我到凉亭寻找事件的目击者，这是68岁的流浪汉常双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掰着手指数：“年纪大了生病多。有个湖南的在水果摊边上死了；安徽有个大高个，在上面小牌坊躺着就死了；还有个常州的，坐在桥下闭了眼。”最让他难过的是沈阳的老宋，头一天还和他聊天儿，第二天死在了省汽车站门口天桥底下，“天天喝酒，喝死了”。

　　他指了指东北男子死前睡的长凳。那里，早已被新来的一位流浪汉占领。

　　那些被放弃的家庭成员

　　白云区太和镇人民医院急诊科副主任陈荣记得，3月17日的那个清晨，那位30多岁的母亲抱着她9个月大的儿子走进急诊室的情景。

　　孩子早已没了呼吸，没了脉搏，身体甚至已经出现尸斑。他死于一种罕见病，叫menkes综合征。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多见于男性，患者的平均寿命只有19个月。

　　知道孩子没救了，这位母亲不哭不闹，这令陈荣惊讶。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平静，那是绝望——她的第一个孩子就是死于此病，现在第二个儿子也因此而死。那天，她没有等到殡仪馆带走孩子的遗体，拿到死亡证明，转头就离开了。

　　这个叫张博林的小婴儿成了无人认领尸体查询网上的2017A08024号。3个多月过去，他的父母还没有去殡仪馆处理遗体。陈荣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去处理了，“这是第二个小孩了，说真的，创伤很大。”

　　婴儿，在无人认领的遗体中占比约十分之一。截至6月8日，在无人认领尸体查询网上可见的245具遗体中，年龄在1岁以下有20例之多。他们中的多数都是因病去世。

　　这种现象有迹可循。2014年初，广州曾试点“弃婴岛”制度，在开通的48天内，收到弃婴262名，数量远超过预期，且绝大多数患有严重疾病，其中脑瘫、唐氏综合征、先天心脏病居前三位。

　　一位急诊科护士说，在广东省儿童医院，被抛弃的孩子最为常见。“特别是重病的，比如脑瘫，父母直接把孩子和行李扔到街边。”

　　另一些无人认领的遗体可能涉及经济纠纷。

　　编号2017A10671，是个叫魏国禄的陕西姑娘。她刚满21岁，一张生活照上，她戴着黑框眼镜，有些书卷气。她来自陕西安康山区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高中毕业后跟着母亲、姐姐到广州黄埔区的一家工厂打工。4月10日中午，她毫无征兆地从厂区宿舍楼一跃而下，当场死亡，没有留下遗言和遗书。

　　她的父母认为是“由于工厂分配给魏国禄的工作量过多，劳动强度过大”，导致女儿“无法承受巨大压力”。出事后，工厂出价13万，希望平息此事，家属觉得“草菅人命，无法接受”，双方僵持不下，谁也没有去处理遗体。

　　如果情况不变，6月28日，就是她遗体将被火化的日子。

　　广州市殡仪馆负责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车祸身亡的遗体占到无人认领遗体的两成，由于家属和车主、保险公司大多无法谈拢赔偿问题，这些遗体也无法得到妥善处理。

　　挽救濒临逝去的生命

　　在广州市殡仪馆，负责无主遗体认领工作的是三名女员工。按照规定，她们只需要贴出通知，达到告知目的即可。但一位员工说，她们其实用尽了办法，尽量与死者的家属取得联系。

　　去追查一个无名死者的身份，能体味人间百态。一位姑娘已经做了母亲，那些被遗弃的婴儿遗体让她落泪，“你不知道，那些孩子样子都非常精致，就跟睡着的娃娃一样”。

　　在一篇论文里，员工谢晓璇把无人认领的遗体称为“殡仪馆挥之不去的痛”。她认为，遗体的处理涉及公安、卫生和民政多个部门，为避免纠纷，大家都不愿意出具无人认领遗体的意见，而殡仪馆又不能自行处理，导致了遗体的积压。

　　为了让这些无主尸体能得到妥善处理，广州市公共财政每年都要投入近500万。

　　2012年2月，《广州市无人认领尸体处理办法》正式制定出台，对无人认领尸体的处理善后有了明确规定。

　　实际上，确实有少部分遗体最后会被家人领走。一旦网上公示的信息被撤下，就意味着这具遗体等到了来处理的家人，将免受孤独之苦。

　　6月上旬，18岁女孩梁巧红的信息就从网站上撤下。4月17日她在海珠区的一个小区去世，死因待定。她妈妈来领走了她。在殡仪馆的业务大厅“天堂信箱”里，我们看到了妈妈写给她的信：“亲爱的梁巧红，妈妈带来靓靓裙、高高高跟鞋，让你美美上路，去极乐世界做善良天使。”

　　我们还找到了两个感人的故事，以证明这个城市里仍有热心人，挽救了一些濒临逝去的生命，使他们幸免于遗体无人认领的命运。

　　今年端午节前，一家医院急诊科护士长陈婧接诊了一个三个月大的女婴。她的母亲疑似精神障碍，养了十几只猫，把猫看得比孩子还重。她对孩子又掐又捏，一直嚷着要把她打死。送到医院时，孩子已经奄奄一息，全身是血，满是淤青。

　　急诊科的护士照顾了女婴五天，给她买了奶粉，洗了澡，妻子在哺乳期的男医生，还带了母乳来喂她。她很快恢复生气，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地看人。她最后被送到福利院抚养。

　　2013年10月，流浪者韦士带躺在人民路的高架桥下，已经不能动弹。他臀部已全部溃烂，患有严重的肝吸虫病，左手关节和膝盖都被肿块撑得变了形，紧紧裹在被子里。义工来看他，他一心求死，只要一瓶烧酒。

　　几个男义工扛起他放上三轮车就走，烧了热水在公厕给他洗澡，把他送进医院。之后他病愈，回了广西横县老家，结束了流浪生活。

　　此后五年，上百位义工开始沿着广州城的大街小巷给流浪者派饭。夏天派花露水、蚊香，冬天派棉被。团队里有医生，还有成员负责给他们找工作。

　　韦士带回家的那个冬天，义工梁俭强在微信朋友圈写道，广州的湿冷是入骨的，但相信韦先生记住了广州，记住了广州还有一帮善心的青年。这个温暖，应该是入心的。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罗婷 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