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让青春走出绝望深渊

　　6月7日，在母校加拿大萨斯喀彻温大学，徐小平被授予法学博士学位。合影时，61岁的他摆出了剪刀手，引得台下师生欢笑鼓掌。

　　30年前，徐小平和妻子来到这里，从北京地下室来到加拿大辽阔草原，在当了几个月的外卖小工后，他成为了该校音乐系的研究生。

　　他与音乐结缘甚早。

　　18岁到22岁，他在江苏泰兴的小城剧团里演出，每天除了在田间地头演奏手风琴，他还通过看书、听唱片学习英语、古文。

　　恢复高考的消息终于来了。在演出后的昏黄夜晚，徐小平收到了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简章，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最后如愿考上了音乐学专业。

　　高考后崭新的生活在北京展开，带着小城印记的徐小平在这里拼命读书、听讲座、观看世界级大师的演出。

　　毕业后，徐小平进入北大工作，在这里结实俞敏洪、王强，1987年出国深造，后来回国加入新东方，做留学咨询。

　　积累财富之后，徐小平帮助归国学生解决创业资金上的难题，成为了一名天使投资人。

　　回看40年前的高考，徐小平仔细思考后在小黑板上写下了“高考让青春走出深渊”几个字。

　　他解释说，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终于有机会去寻找人生的上升通道。

　　剧团生活之余自学英文背唐诗

　　从18岁到22岁，在本该上大学的年纪里，我和我的青春梦想被搁置在苏北小城——江苏泰兴。

　　那时，我到处走街串巷拉手风琴，到各个乡村、各个小站去演出。但对于心怀大学梦的我来说，这样的生活不是充满流浪艺术家的浪漫，而是燃着梦想搁浅的焦急。但我对于知识渴望的火苗从未熄灭。

　　在走街串巷的剧团生活之余，我自学五线谱、英文，背诵唐诗三百首，阅读了大量那时能够出版的涉外书籍，包括基辛格写的《基辛格越战回忆录》，还有托尔斯泰、泰戈尔的书等。

　　这些“文革”前出版的外籍书还有唱片，大多是我从当地一个中专师范学校中找来的。这些，对于一个渴望苏北之外世界的少年来说，简直如获至宝。

　　如今我可以自由飞行世界各地、在各国演讲，但我依然记得青春期时从电视中听到英文的激动。

　　我学习英语的最初机会来自于电视英语节目，在演出间隙，我听到北外陈琳教授在电视上说“there is a book in the desk in the classroom”（教室的书桌里有一本书）。多年之后，我依然可以脱口而出第一次听到的这句英文。

　　青春就在这样的绝望与热望的交替煎熬中度过。

　　我渴望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对世界心怀神往。但高考的闸门紧闭，大学不开放，图书馆关门，既没有书，也没有开放的机会和制度。但我对于知识的渴望、那种拥抱世界的冲动，一直没有平息。

　　寄去五毛钱收到招生简章

　　1977年，高考恢复了。

　　这让积压了十几年的人才，终于有机会去寻找人生的上升通道。不过当时参加高考，考生必须获得单位批准。那年，我所在的剧团不放人，因此遗憾地错过了第一次高考。

　　第二年，我从2、3月份就开始备考，到了5月份，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招生信息，说只要给学校寄去5毛钱就可以收到招生简章，于是我就给中央音乐学院寄了一封信。

　　在一个昏黄的夜晚，我还在演出，招生简章就寄到了。打开它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我的机会。

　　中央音乐学院78级新设音乐学专业，要求考生要懂英文、懂古文。而我曾经自学英语，背诵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这个专业刚好符合我过去几年的学习经历。

　　所以我就报了名，去了上海，经过初试、复试、面试，三轮下来，最后终于考上。

　　音乐学院的入学考试5月份开始，初试就考了两天，四门课。我每次考试都几乎是考场里第一个做完，之后我就把试卷反复检查，最后一个交卷，特别仔细和慎重。

　　当时的笔试谈不上太难。我现在想起来也是机缘巧合，有一道题目问汉语的四声对于音乐有什么意义。我刚好对音乐文学比较热爱，因此就写道汉语四声是音乐的基础，引用了古文“长言之不足则歌之舞之”，分析了抑扬顿挫、语气对于音乐的影响。

　　我的整个青春期一直在疯狂学习。所以当高考的闸门一打开，我的知识积累就喷薄而出，先是在考试场上证明了我自己，再是在音乐学院实现了我自己。

　　考入大学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无知

　　我在音乐学院度过了快乐又痛苦的五年。快乐在于我抵达了梦想的上层建筑。

　　其实我的一生都带有很明显的小城印记，见识不广，上大学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天安门、大会堂、长城、颐和园。这些地方对我来说都是传奇，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在那个年代，去不了这些地方主要是经济原因。去一趟北京二十几块钱的火车票，相当于我中学毕业加入剧团后的工资。

　　我刚来北京时，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极具诱惑力的，这种状态持续了五年，也就是我的整个大学时代。

　　音乐学院为我打开了我在泰兴歌剧团时梦想学习但求知无门的知识宝库。我在去音乐学院之前，就读过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但是去了音乐学院之后，才知道歌德有那么多作品，有那么大影响，很多诗歌都被世界著名音乐家谱成了世界名曲。

　　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越读书越无知。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极为宝贵、极为神奇的一段时期。

　　回想起来，高考入学带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不上大学我不会理解这句话。在大学的五年，所见的那些人、那些老师，都是我在乡下读书时传说中的人物。很多同学的父母、甚至同学本身，已经是音乐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我来到了一个星光灿烂的地方，觉得自己无比欢乐。

　　但另一方面，痛苦源于自己的土气，是真的土。与那些音乐世家的同学相比，我觉得自己差得很远。

　　比如说，去音乐学院之前我都没有碰过钢琴，去了音乐学院之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到钢琴。

　　在泰兴小城，我是著名的才子，但到了音乐学院，我突然发现自己在音乐素质、学识阅历、以及个人素质上，都有很多不足。

　　那时我感到很孤独。当时家乡的朋友大部分在江苏读书，我的儿时玩伴也大部分去了南京读大学，在北京的朋友大多在其他院校就读。孤独感在绽放的青春年华映衬之下，格外惨烈。

　　急剧变化的时代，以及随之而来迅速迭代的人生命运，都让这种孤独感与日俱增。

　　我在音乐学院最好的一个朋友突然自费留学，去美国了，一去不复返。有人忽然获得了大奖，登上了耀眼的荣誉之巅。大四时候，谭盾荣获国际作曲大奖这样的新闻，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极为振奋人心，但当时，对于音乐学院的同学却是一种巨大的刺激。

　　回首看，夹杂着兴奋与孤独的音乐学院生活，依然是我这一生中最有收获、最宝贵、最丰富的时光。

　　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依靠综合素质

　　在音乐学院时，我不仅学习了音乐专业课，还把当时学校图书馆中所有的文学藏书都看了一通。当时我一天看一本。

　　我很喜欢英语课、古典文学课，也特别喜欢听讲座，还观看了大量的音乐会、画展、话剧、哑剧，因为当时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来到我们学校。这种人文熏陶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每天都生活在启蒙之中，如痴如醉。它所给予我的远远不止丰富的精神世界，还有步入社会之后所需的过硬的综合能力。

　　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包括人际关系的能力，商业意识，组织能力，沟通、谈判的能力，个人魅力等，这些都和专业基本无关，主要来自于一个人的人文修养。

　　你需要有人文“功底”，知道如何能让你的文字、语言不空洞乏味、言之无味；还需要有人文“意识”，能够捕捉到新鲜的思想，时代的需求；也需要人文“关怀”，能捕捉到人性心灵深处的微波、涟漪，把它变成滔天巨浪，推着我们走到远方。

　　今天有人会抱怨自己的专业不理想，但实际上对专业的抱怨是自设囹圄，一个人的成功主要依靠综合素质。专业当然是敲门砖，在我从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帮我敲开了北大团委的大门。但专业的功能就是一个敲门砖，仅此而已，真正能攻克人生种种挑战的金刚钻还是综合素质。

　　很多著名投资家，是学历史、政治、新闻出身的，比如红杉资本主席迈克尔·莫瑞兹、硅谷天使投资第一人罗恩·康威。

　　我是学音乐的，后来却加入了新东方做留学咨询，新东方上市后转型成了投资人。

　　如果你问我，学音乐出身投资项目会不会太感性？那我会说，如果我是学金融的，我可能在投资时会想要从创业者那里多要两个点的股权。但我更在乎的是，我所做的事业是不是能帮助到年轻人、受到他们的喜爱。

　　与青年创业者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这价值多少？我觉得无价。很多创业者，愿意找我投资，这使我感到至高无上的责任。我和创业者之间，有着一种先天的共鸣与认同。

　　有时我回想当年，如果高考没考上，我今天也许会成为当地一名杰出的乡村企业家，当然也会为社会做出杰出贡献，孝敬我的父母，但肯定就不是今天这样的状态了。我要用一生感激高考。

　　现在，每天醒过来看到书架上堆得满满却鲜有时间阅读的图书，我都会有个小小的念头：什么时候如果我能休假一年，那我会选择重温大学时光，让自己淹没在书的海洋里。

　　【同题问答】

　　1

　　新京报：当年的高考，你有什么遗憾吗？

　　徐小平：我觉得当时的高考是一次完美的高考，没有什么遗憾。印象最深的是，当时面试的老师，来了十几个，都是音乐学院的。每一个老师对我来说，都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气质、风度、微笑，都让我倍感亲切，我梦想跟他们一起学习，我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这些参与招生的老师，后来都成了我的任课老师。越跟他们学习，就越觉得他们值得尊敬、值得追随。他们每个人对中国音乐事业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贡献，而他们的人格风范，也对我产生了获益终身的影响。

　　2

　　新京报：你高考时有座右铭吗？

　　徐小平：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高考来了，我们的座右铭就是“去考，争取考上”。

　　【高考关键词】

　　高考时间改为6月

　　1979年，高考时间定为7月7日至9日，除1983年高考时间为7月15日至17日以外，一直到2002年，高考时间都固定在每年的7月7日至9日。

　　2001年11月，教育部宣布，从2003年开始，高考时间由实行了多年的7月改成6月。这样的变动，原因与天气有关。

　　高考时间安排在7月的决定，社会各界一直存在争议。其主要意见是：7月份天气炎热，对考生考试、老师阅卷、家长照顾考生等方面都有不利因素。而且，在我国南方许多省份，7月洪涝和台风频发。

　　为此，教育部就高考改期一事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中国气象局向教育部提供了1995年到2000年期间逐年6月10日到20日、7月5日到15日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的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平均气温、平均降水量和台风的发生频率等相关气象信息。教育部在进行信息比对、反复论证的基础上认定，将高考时间改在每年的6月较为适宜。

　　新京报记者 刘素宏 实习生 崔晨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