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蔡澜 要做这个世界好玩的人

　　金庸曾这样评价蔡澜：“蔡澜是一个真正潇洒的人。率真潇洒而能以轻松活泼的心态对待人生，尤其是对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处之泰然，若无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以“吃吃喝喝，快乐有趣”为人生观的蔡澜却说，自己是“搏命的人”，不过是用早年的勤快换得今天的快乐而已。

　　以文字为业

　　“一个作家不写，就死了”

　　新京报：新书书名叫《决定活得有趣》，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活得有趣？

　　蔡澜：不知不觉中，我不晓得，也没有去想。我想大概十几二十岁吧。我是一个个性很扭捏的小孩，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周围的人、家里和朋友都觉得不好过。我就说，不行，我要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一点。

　　新京报：这个过程难吗？

　　蔡澜：不容易的。但我认为凡事只要决心去做，总有一天你做得到。对我来讲，花费的时间不是很长，大概一年半载就做到了。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怎么就错了呢？

　　蔡澜：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

　　新京报：做一名普通观众与置身电影产业的最大不同是什么？现在看，两者有和解的可能吗？

　　蔡澜：非常不一样，没有做过的人就不了解。很难和解，至少我做不到。不是因为是观影人或制片人的关系，而是我发现我的个性非常之孤独，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好莱坞片子的片尾字幕出来，要出十分钟左右，几千上万人才能拍一部电影。所以如果说“这是某某的作品”，就有一点过分了。我也想说一部作品是“蔡澜作品”，但是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

　　新京报：所以才转向写作？

　　蔡澜：是，因为写出来的是我的作品。

　　新京报：和做电影相比，写书的乐趣有什么不一样？

　　蔡澜：自由多了，因为不必考虑到宏大的制作费用，不必考虑到剧组里好几千人的心情。

　　新京报：你在书中说自己是“极不负责任的写作人，说几句做人要开朗、豁达，拍拍屁股就走”。30年出版了200本书的动力是什么？既然是“不负责”，为什么而写呢？

　　蔡澜：是你自己的作品，你对你写的东西、你的书负责嘛。我发现，我写出来能够把我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

　　新京报：也有人质疑说，是不是写得太快了？

　　蔡澜：如果是整天躲在家里的话，你就没办法写得出。我是不断旅行，每天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我吐出来的。其实我写作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写完之后改一次，第二天再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然后用传真传到报馆，他们传回来，再改。

　　新京报：写作上有没有遇到过什么难题？

　　蔡澜：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东摸摸、西摸摸，看看电视，养养金鱼，就是一直不肯坐下来，但是一坐下来，就写。就那么快，不需要灵感，因为文字是我的职业。

　　新京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作变成你的职业？

　　蔡澜：一开始就是。最早我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写，我要赚很多稿费带我的朋友去玩。

　　新京报：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除了带给人快乐，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

　　蔡澜：我每天6点起床，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回邮件，晚上10点睡下，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做，时间不够用的。不过写作现在是很轻松的，一个礼拜写一篇。自己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一点记录。一个作者不写，这个作者就死了。

　　新京报：回看这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你所写和别人所写有什么不一样？

　　蔡澜：不要把自己看得很高。你来书店里走一圈，发现自己写的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去大英博物馆看看，更是吓死了。所以写了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想着自己的作品会不会流传于世。一百年后，又会有谁认识你呢？所以不要想太多。所有的困难和烦恼都是自己想出来的，想开了就没什么了不起。

　　食色性也

　　“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新京报：“蔡澜旅行团”是怎么成立的？现在怎么样了？

　　蔡澜：现在还有。接下去要去日本新潟，一个产米的地方，去吃水蜜桃。我之前的工作都是蛮被动的，我拍了一个节目，到处去吃、旅行。我一些朋友就说，这么好的地方你带我们去吧。我也没办法一个一个带，所以组了个“蔡澜旅行团”，不定期带着大家去玩。我准备好了就通知大家。这个旅行团的好处就是每一分钱都花在旅行团里面，不替人家做广告。

　　新京报：旅行对你而言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是美食吗？

　　蔡澜：很大部分是的，还有就是当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我们去过一个叫小千谷的地方，冬天给雪封住了，不能出去，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布，织完之后把布铺在雪地上，一铺布就竖起来，变得有形状了，薄得透明，像蝉翼一样，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一块布做一件衣服大概要七八万块钱。

　　新京报：你也爱酒？

　　蔡澜：当然。不过喝酒，快乐就好，微醺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不需要喝太多，喝多了就不好了。全世界有两种东西最重，一种是书，一种是醉倒的女人。

　　新京报：从美食评论家，到开美食坊的过程是怎样的？开美食坊，从文人到生意人，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蔡澜：看开了也没什么，没什么艺术家和商人的分别。

　　新京报：和日本相比，中国人对美食的态度似乎仅仅停留在感官的享受，缺少精致感和敬畏心。

　　蔡澜：我从来不评论的，一讲就要打架了，大家都以为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是对的，从来不去检讨，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而且他们也不配和我吵。

　　新京报：大陆流行“吃货”文化，年轻人喜欢自嘲为“吃货”。你怎么看？

　　蔡澜：我的理解是作践自己咯。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这是非常之不好听的名字。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低，这么恶劣呢？

　　新京报：你的人生观如何？

　　蔡澜：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希望明天活得比今天更好。

　　新京报：有过不开心的时候吗？

　　蔡澜：有过。

　　新京报：很长一段时间？

　　蔡澜：也有过。

　　新京报：怎么熬过来呢？

　　蔡澜：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解决不了的，我马上逃避。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

　　搏命的人

　　“一刹那的光辉，总比一辈子平庸好”

　　新京报：你在书中写：“天下总分几种人，有的不肯进取，不肯学习，就那样过一生。有的肯搏，出人头地。”蔡先生属于哪种人？

　　蔡澜：我当然是搏命的人。因为我很爱生活，很努力地学习。我是非常之努力、勤快的人。

　　新京报：但同时你又喜欢让自己放松，爱快乐，怕安稳。

　　蔡澜：因为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先勤快，先赚钱，然后再讲快乐。

　　新京报：快乐的秘诀就是要勤快？那怎么样才能做个有趣的人呢？

　　蔡澜：每天大笑三百声。要去找有趣的人，有的人讲话无聊，你就离开他；有的人有正能量，就要去接近，感染一下。有烦恼，就逃之夭夭。解决不了的，就逃避吧。

　　新京报：《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写：“一直觉得时间不够用，只能在某一段时间，做某件事。”你现在主要在做哪件事？

　　蔡澜：我一段时间一定要做好几件事，从来没有只做过一件事。我做电影的时候开始学书法。这是我母亲教的，人要多一点求生本领，一件事你做到不想做了，就可以做别的。求生本领越高，你的自信心越强。因为人总是怕又老、又穷、又病，但是你有很多求生本领的话你不怕的。

　　新京报：你的求生本领是什么？

　　蔡澜：我可以在街边替人家写挥春（春联）啊。

　　新京报：你说自己到了年纪，“天不怕地不怕”了，现在还有什么是让你害怕的？

　　蔡澜：没有。

　　新京报：不怕质疑？

　　蔡澜：不了解我的人总觉得糟老头喜欢讲一些不好的事，我也鼓励年轻人多学点东西，遵守诺言。

　　新京报：如果要给年轻人几句忠告，你会说什么？

　　蔡澜：我给年轻人的忠告从来都和我妈妈爸爸教我的一样：守时，守诺言，尽量对比自己年纪大的人好一些，孝顺。第一，要比别人做得好，就要比别人少睡一点，看书学习，年轻人不要睡太多，老了自有棺材给你睡；第二，要有个方向，让自己活得好一些；第三，你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年代，任何人都可以出人头地。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