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茨凯维奇 祖国，科学，勇气和诗歌

　　立陶宛是一个神奇的国度，这里诞生了哲学家列维纳斯，也诞生了诗人米沃什，还有诗人密茨凯维奇。列维纳斯成为了法语哲学家，而米沃什和密茨凯维奇则成为了波兰语诗人。列维纳斯选择了法语，而米沃什和密茨凯维奇选择了偏僻的波兰语。他们的命运也因此截然相反。列维纳斯成为了享誉西方的现象学大师，米沃什摘取了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密茨凯维奇则化身为波兰的民族诗人。不同的生命带来不同的命运。对于波兰民族和语言而言，具有塑形作用的，是诗人密茨凯维奇。

　　歌者的姿态

　　友谊、欢乐和青春的歌声减轻我们的苦痛

　　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1798-1855）之于波兰，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普希金之于俄罗斯，歌德之于德国。在波兰南方古城克拉科夫的维瓦尔皇宫地下墓室内就安睡着密茨凯维奇的躯体。与之不远，在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广场之一、克拉科夫中央广场上，就矗立着密茨凯维奇的雕像。雕像落成于1898年，就在密茨凯维奇诞辰100周年之际。雕像下面另有四个形态各异的小型雕像面朝四个方向，分别代表：祖国、科学、勇气和诗歌，这四个词精准地概括了他的一生。“谁想拥有大地，就请安静地待着。”（密茨凯维奇，《你问，为什么上帝要用少许荣誉来装扮我》，林洪亮译，下同）然而，密茨凯维奇的一生并不安静，他的生命与诗歌一起被绑定在波兰的动荡不安的民族命运上。

　　1815年，密茨凯维奇进入维尔纽斯帝国大学学习。就在他出生前三年，立陶宛已经被并入俄国，而波兰则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当年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已不复存在。“毁灭的幽灵”飘荡在这片土地上，这是密茨凯维奇在1828年出版的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中写下的词汇。在大学期间（1817），密茨凯维奇与托马斯·赞创立了一个秘密学生组织“爱学社”，这个组织关注自我教育，然而创立者们有更深远的抱负，1820年，密茨凯维奇与友人创立激进的政治组织“爱德社”，两个组织的成员都谋求波兰独立。

　　然而，在1823年，大量的成员遭到沙俄政府逮捕，其中就包括密茨凯维奇。次年，密茨凯维奇被保释出狱，随即被判流放到俄罗斯内地，永久不准回到立陶宛。爱学社的社歌就是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创作的，其中有这样两行诗句：“友谊、欢乐和青春的歌声/会减轻我们共同的苦痛。”（《爱学社之歌》）尽管承受着苦痛的命运，密茨凯维奇却一直保持着歌者的姿态，这大概是浪漫主义在他体内所形成的诗性气质。即便在流亡期间，他依然出版了诗集《十四行诗》，在这本诗集里，我们可以读到充满爱之激情的诗句：

　　啊，我亲爱的！你不必羞于承认，

　　我的声音、我的眼神也能使你激动，

　　纵使外人和命运都反对我们，我也毫不在意。

　　——《致劳拉》

　　晚安！让我们幽会的每时每刻每秒每分，

　　都成为催你入睡的平静而又美妙的声音，

　　这声音在你耳边轻响。当你昏昏入睡，

　　我会在你蒙眬的眼中变得更加可爱可亲。

　　——《晚安》

　　浪漫主义源于对内在的发现，以及对未来的渴望。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密茨凯维奇，始终执着于对内在世界的探寻，以及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在这个向度上，密茨凯维奇写作了大量情诗、歌谣。在他的世界里，诗歌指向无条件的自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人的情感、激情、想象力、梦境的肯定。爱情与梦境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灵魂两只脚。比如在《梦》这首诗中，他就综合了爱情与梦境。诗人通过书写和吟唱而存在于流亡地。米沃什在《使命》一诗中曾经写过：

　　我们被准许以侏儒和魔鬼的舌头尖叫

　　那些纯洁而大气的词语却被禁止

　　在如此严酷的惩罚之下，谁敢说出其中一个

　　就必须将自己视为失踪的人。（胡桑译）

　　沙俄政府企图让密茨凯维奇成为“失踪的人”，然而，他却要求自己存活在“纯洁而大气的词语”之中，他持之以恒地吟唱着青春、爱情、友谊、祖国和自由。

　　思想的祖国

　　不能栖居于故土，就没有幸福可言

　　可是，在密茨凯维奇的内心深处中，自由是与祖国绑定在一起的，在他流亡沙俄的时候，乡愁与不幸一同生长。1825年，他游历了克里米亚，写出《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在组诗的题词中，他引用了歌德《天堂之书》中的诗句：“谁想要了解诗人，就应该到诗人的国家去”。“国家”（Land）这个词在德语中另有一层意思是“土地”。密茨凯维奇由于忠诚于自己的故土立陶宛/波兰，被俄国政府定义为例外的人，被迫远离自己的故土，永远漂泊在另外的土地，这种痛苦是刻骨铭心又难以言表的。《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中有一首《暴风雨》，写的是他和友人在黑海上航行时遭遇暴风雨而心生的感触，他目睹旅伴们遭遇狂虐的暴风雨，“有的昏倒在地，有的扭动着双手，有的抱住了朋友，一起跪下祈祷”，诗的结尾透露出的无限的孤独和孤独深处的乡愁感人至深：

　　唯有一位旅客孤坐一旁，他在想：

　　“那些昏倒的和能祈祷的人真幸福！

　　幸福的还有那些有朋友可以告别的人！”

　　在流亡期间，密茨凯维奇并不缺少朋友，甚至他结识了俄国诗人普希金，爱上了女诗人卡洛琳娜·雅埃尼茨。不过，正如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写过的：“我热爱我贫瘠的土地，因为除了它再没有看到别的。”（荀红军译）

　　在民族主义风起云涌的十九世纪中期，作为诗人的密茨凯维奇虽然在工业革命时代之外开掘出了一片通往内在想象世界的领土，但是他心系的却是实实在在的故土和祖国。于他而言，不能栖居于故土和祖国，就没有幸福可言。流亡生涯一再加深了他对故土的乡愁，让他意识到，完美的友谊与爱情必须在自己的祖国才能得以实现。不幸的是，从1824年开始流亡到1855年去世，密茨凯维奇始终没有回到过祖国。他的命运与但丁、布罗茨基的命运何其相似。大概是在这个意义上，米沃什这样总结密茨凯维奇诗歌精神遗产：“密茨凯维奇通过他一生为波兰人的事业服务而成为了‘民族诗人’的化身和未来世世代代的精神领袖。”

　　经过五年的俄国流亡生涯，密茨凯维奇获得沙俄政府许可去往外国。1829年5月14日晚，他乘坐英国轮船“乔治四世号”离开了彼得堡。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他流落于欧洲各国，辗转于魏玛、柏林、布拉格、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罗马、日内瓦和巴黎等地。在漫游西欧期间，他的诗歌日趋成熟。先后完成诗剧《先人祭》和长诗《塔杜施先生》。他内心则始终如一地装载着祖国，波兰国内的两次起义（1830、1846）给他带来了无限激情，他试图回到波兰参加起义，他的身体却被阻隔在国境之外。他在意大利和法国组织过波兰志愿兵团。在流亡西欧期间，他始终吟唱着孤独。《致孤独》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天上无法呼吸，地上缺少温暖，/在这两种元素中我都是流放者。”《流浪者的心声》更是令人动容：

　　我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和颠沛流离，

　　却依然不能回到我的故国家园。

　　我又能向谁去倾诉我心中的苦痛

　　只有把我的故事带进我的坟茔。

　　他在流亡期间，生活贫寒，仅靠微薄的稿费度日，不时接受朋友的救济。他从未试图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国籍，即便是他生活了十余年的法国。1855年是一个灾难之年：3月5日，他的妻子塞丽娜去世；6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9月，密茨凯维奇来到土耳其，试图建立一支波兰军队；11月26日，他在伊斯坦布尔感染瘟疫不幸离世。死后，他被安葬在巴黎蒙特莫伦次墓地。直到1890年，他的遗体才被运回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波兰。

　　密茨凯维奇曾经在一首诗中设想过自己死后的样子，这就是《当我的遗体入座在你们中间》，他在诗中无可奈何地构建了一个“思想的祖国”：

　　我有个国家，那是我思想的祖国，

　　还有许多和我心心相印的亲友。

　　比我现在所见的国家更美丽，

　　我的家庭比整个家族更亲切。

　　在那里，我沉迷在劳动、关心

　　和娱乐之中，我坐在榆树下，

　　在那里，我躺在萋萋的芳草中，

　　在那里，我追捕那些小鸟和蝴蝶。

　　在那里，我见到她身穿白衣走下凉台，

　　穿过绿茵草地直向树林中的我们奔来，

　　淹没在麦地里恰似在水中游泳，

　　像早霞一样从上面照耀着我们。

　　如今的克拉科夫中央广场充满着井然有序的生活气息，一生历经苦难的密茨凯维奇透过这座雕像坚定而略带忧郁的目光凝注着他梦中的祖国，这个他生前所渴望的“思想的祖国”：自由、独立、开放，充满生命的幸福与激情。当然，如今的波兰或许只是一个梦境的影子。因为，真正的祖国一直在到来之中，在看不见的语言之中。

　　□胡桑（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