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凯 研究中国唐宋历史的美国“土著”

　　谭凯的新书自出版之日起，就受到学术界和历史发烧友的广泛关注，他的新书主要论述了唐代中国贵族消亡的原因。几百年来，历史学家通过历史档案的记载，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普及，让中国的贵族传统及“门阀士族”的权力在不断缩小，随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中国贵族传统不复存在。

　　安史之乱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那一年，身居现在北京、河北等地的军事长官安禄山，联合北方契丹、突厥等少数民族，率领20万大军南下，攻破了唐朝的首都长安和洛阳，将唐玄宗赶到了四川。这场内乱延续了8年之久，虽然最后被镇压，但却付出了4000万人死亡的代价。安史之乱标志着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也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开放向宋代封闭保守的重要转折点。

　　但是，美国学者谭凯却对此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从安史之乱到唐朝灭亡，中间还存在着150多年的时间，如果这场战乱真的如此重要，那么就无法解释唐朝为何还会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如此长的时间。为了搞清楚其中缘由，谭凯独辟蹊径，绕过一千多年来历史学家的文字记载，直接使用最原始的材料——墓志铭，通过美国最新的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和社会网络分析手段，以及对大量门阀贵族的出生、生平和迁徙路线进行统计和分析，查看他们的生活、婚姻状态，得出了迥然不同于几千年来历史学家的结论。

　　“矫枉过正”

　　黄巢之乱或比安史之乱更重要

　　作为一名典型的美国“土著”，谭凯从高中时候起就开始学习中文。在他看来，中文是一种很不一样的语言，虽然很难，但象形文字里却蕴含着特有的魅力。或许是因为谭凯的父亲是一位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者，遗传的基因让他自小就对历史抱有强烈的兴趣。

　　谭凯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宋史名家韩明士，进行宋代历史的学习。他发现，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看，唐代和宋代有截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和历史文化，宋代的精英往往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的寒门士子，贵族传统已经彻底消失。他于是开始着手对五代十国进行研究，希望可以通过当时出土的墓志，寻找到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但令他失望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因为战乱，根本找不到多少墓志，资料太少，无法进行他一直渴望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他只好上推到唐代，分析唐代整个300年贵族传统的变化。

　　谭凯使用了几千个墓志铭，通过分析，他发现出土的唐代墓志很多都是在安史之乱之前，上面记载着他们大量的出身信息和迁徙信息。这些唐代贵族喜欢追慕久远的名人，往往会将同姓的名人看作自己的祖先。在那个时代，全社会都讲究“拼爹”，讲究出身。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出土的墓志大量减少。可到了晚唐时期，随着唐朝皇帝不断的改革，对地方藩镇权力的不断削弱，社会又呈现和平景象，贵族的墓志又出现了直线上升的趋势。在谭凯看来，这种趋势足以说明安史之乱之后，唐朝并没有完全走向没落，相反，唐朝皇帝吸取了安史之乱的教训，积极将权力收回中央，从而出现了晚唐的几次中兴。

　　公元880年，唐朝再次爆发了黄巢之乱，谭凯认为，正是因为这场农民起义才彻底葬送了唐王朝和盛行几百年的贵族传统。黄巢之乱的烽火遍及全国，大量的人口死亡，很多家族因此覆灭，贵族所拥有的土地也因为战火而丧失，这也让他们失去了对经济的垄断。

　　但是为何一千多年来，中国历史学家们没有注意到黄巢之乱的重要性？谭凯通过分析，认为随着黄巢之乱时期，大量贵族和文人士大夫们的死亡，使之无法对战乱的影响进行详细记载，再加上后世历史学者，如北宋司马光等人写作《资治通鉴》，为了现实的目的，即劝谏皇帝要励精图治，不要如同唐玄宗那样安于享乐，故意夸大了安史之乱的作用，而这些历史著作又成了后来所有历史学者分析历史的基础。

　　谭凯这一论点提出之后，受到了很多学者质疑，他们认为谭凯过于强调黄巢之乱，有些矫枉过正。对此谭凯也进行了回应：“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大家太强调安史之乱了，对安史之乱讨论得也足够多。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官僚很多都还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科举制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他们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迅速作出调整，适应了新的情况，继续控制着王朝的政治系统。可黄巢之乱爆发后，大量贵族精英死亡，很多贵族遭到灭族。这一点很多人没注意到，所以我必须要加强它的影响，才能纠正人们一直以来偏颇的认知。”

　　【对话谭凯】

　　历史与现实

　　“我不完全明白古代历史 对现在中国有什么直接关系”

　　新京报：唐代门阀士族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点？

　　谭凯：唐朝的确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他们不太在意自己的身份，到底是汉族血统还是胡人血统，通过墓志铭的分析，你会发现，很多门阀精英都承认自己的祖先是匈奴或者鲜卑民族。他们跟后来的宋代精英不一样，在宋代，如果你不是汉族人，你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官，参与政治。此外，唐代的女性地位也比较高，很多墓志铭里面，都有专门为女性所写的墓志。他们墓葬的规模，有些也与男性一样，可见在唐朝，女性的地位与男人是差不多的。

　　新京报：你选择唐代历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认为唐代历史对后来中国文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

　　谭凯：我只是对唐代历史天然地感兴趣。我不完全明白中国古代历史与现在的中国有什么直接关系。我发现，现在中国人喜欢用历史讨论现实，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中国自《史记》以来，有着2000多年写历史的传统，很多官僚都会记录历史，他们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历史传统，为当下的一些政治制度的转变寻找合法的依据。我的研究方法更像科学，我使用数据做统计，只是去了解历史真实的情况。可能很多人喜欢评论历史，但他们必须要基于基本的历史事实，我其实就是给他们奠定基础的人。

　　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

　　大数据统计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新京报：现在在美国，很多历史学者都喜欢使用科学的方法，比如用GIS分析权力地理，用社会学统计分析群体之间的特点。他们不再更多地使用档案或者资料，你觉得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是什么，缺陷是什么？

　　谭凯：我每次做研究，都会使用前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我觉得这是我的贡献。我使用社会学统计，是想证明群体的普遍意识。中国古代的档案史料，往往只记录精英的事迹，它不一定代表当时社会普遍心态，大数据的统计弥补了这些不足。当然这种研究方法也不需要结合历史资料，只有通过资料记载，你才能根据数据去解释这些改变。

　　我还有一个担心——很多读者阅读我的数据研究，但不检查这些数据的统计来源，也不考虑统计是否正确。他们时常拿过来直接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这一点，我们必须小心，因为我也不能承认，我的数据就全部正确。比如我在书里面提出来，公元880年后，中国出土的墓志突然减少，我认为是黄巢之乱让贵族失去了财富，没办法安排好的葬礼，也没钱去雕刻墓志。但现在我也考虑到了其他的原因。因为唐代墓葬比较稀少，很多考古学家发现唐代墓志会立马进行研究，并在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宋代的墓志比较多，宋代史料也比较完备，所以很多考古学家觉得宋代的墓志不重要，就往往不会对新出土的墓志进行太多的研究。这就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宋代墓志比较少。这些现象其实都会给我的数据统计产生影响，读者在阅读这些数据时，必须要考虑这些问题。

　　新京报：你今后将继续从事什么样的研究，有哪些新的成果可以和我们分享？

　　谭凯：我现在有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北宋民族主义来源。我觉得宋辽关系是历史上比较重要的问题，我尤其会强调一些历史上大的事件，及其这些事件对当时政治家的影响。北宋时期，有很多后来当了宰相的文人，他们都曾作为外交人员去过辽代朝廷，所以我觉得这样的经验比较特别，也会对他们后来当官之后制定政策产生影响。第二个可以看作这本书的延续，我想讨论门阀大族覆灭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本书主要还是从外在的历史事件去分析，我希望未来能够更多地考虑文化上的转变。

　　采写/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