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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实名治安志愿者超85万

其中6万余名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余条

2017年07月12日 星期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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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社区志愿者在巡逻。新京报记者 王贵彬 摄

  “发动群众来管理城市。”在7月初召开的北京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是说。

  在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曾被并称为北京“四大神秘组织”。实际上,北京的“神秘组织”远不止这些,各区都已基本形成自有特色的治安群防队伍。

  在昨日举行的首都群防群治专题发布会上,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介绍,截至目前,北京市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已经超过85万人,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动员总量近140万人。专家指出,北京的群防力量正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社会专业力量的引入,有助于探索更加多元、有效的共治。

  新京报记者 郭超 见习记者 裴剑飞

  “西城大妈”的日常

  去年冬天的一个午后,家住西交民巷的柳素霞大妈像往常一样在胡同里巡逻。一间很久没有住人的房屋引起她的注意。

  “这房子我记得好久没住人了,房门好像被人撬松动了。”柳素霞透过虚掩着的房门向内观察,发现桌子上摆着一把枪,墙上还挂着一把剑,屋内有一个男青年正在睡觉。

  作为“西城大妈”的一分子,柳素霞对这种情况非常敏感,她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情况上报。由于西交民巷地处核心位置,公安部门高度重视,当即派出警力实地侦查。

  经核查,屋内男子是一名精神病患者,而枪也是假枪,虽然是虚惊一场,但首都综治屡见奇功的,就是这样一群治安志愿者。

  这并不是一个孤例,在北京,在我们身边,有85万名实名注册的治安志愿者。他们在各自的“地盘”有自己的名字。如“朝阳群众”、“西城大妈”、“东城守望岗”、“海淀网友”。

  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市各类群防群治力量志愿者超过140万人,实名制注册的志愿者85万人,各区基本形成特色品牌。

  缘起“小脚侦缉队”

  前不久,西什库社区书记郝杰在整理母亲遗物时发现,老人家保留的各个时期的红袖箍,堆起来有两部汉语词典那么高。“我奶奶以前也是治保积极分子,我还没有桌子高的时候,她就拉着我上街巡逻。现在,女儿还报考了警校。”说起自己和“西城大妈”的不解之缘,郝杰觉得,很多志愿者参与群防群治,都源自家庭内部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传承。

  群众治安志愿者在北京由来已久,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就已依托街道居委会活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邻里守望,调解纠纷,安全检查,举报犯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冒充周恩来总理签字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巨款的惊天大案,就是在什刹海街道治保积极分子协助下迅速侦破的。

  爱调侃的北京人给这些志愿者起了个形象的绰号:“小脚侦缉队”。这支队伍最初以老人和家庭妇女为主,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他们最活跃的阶段,“红袖标”俨然成了胡同里最大的管事机构:邻居家孩子吵架要管,有人欠缴卫生费要管,就连谁家有海外亲戚归来,积极分子保准也会在门外“上岗”。

  “小脚侦缉队”还曾于1990年走上春节联欢晚会:在宋丹丹和黄宏出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尾,两人听到“小脚侦缉队”过来的消息,吓得慌忙逃窜,一边高喊经典台词:“他爹,撤!”

  如今,他们是臂挎红袖标、身穿红马甲的风景线。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告诉记者,治安志愿者实名制注册以后,首都综治办主要负责总体统筹,公安部门负责业务指导,日常管理归各区负责。在人员构成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群防群治队伍,目前全市治安志愿者平均年龄在50多岁。

  老牌组织用上“新武器”

  如今,“西城大妈”们早已告别“小脚侦缉队”时代。

  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虽然群防志愿者占比最高的还是老年人,但是为了适应群防群治工作日渐信息化的需求,大爷大妈们也用上了微信。

  70岁的“西城大妈”魏兆荣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会了使用微信。她说,现在她每天看着微信“工作群”就能了解街道里发生的各种情况,对于突发问题的迅速反应,也更加便捷了。

  “西城大妈”目前共有7万多人,实名注册者5万多人,占全区常住人口的1/20。这支队伍虽然以“大妈”为名,其实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其中三成是年轻人。

  年轻志愿者的加入,为群防志愿者队伍增添了“技术流”元素,不管是在日常工作还是管理思维上,群防志愿者们都用上了“新武器”。

  目前,“西城大妈”的线上管理模式是“三微一端”,包括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据西城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新技术的应用,迎合了广大青年志愿者的使用习惯,也能够吸引众多年轻粉丝加入。

  同样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胡同口踏上客户端”的,还有“朝阳群众”。目前,这支被网友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甚至曾协助抓捕过公安部一级通缉犯的民间队伍,已经有了自己的APP。

  统计显示,上线仅仅一个月,“朝阳群众”APP注册用户即达6万余人,接收各类线索2000余条,除涉及朝阳区的近1500条线索,还有外省市线索200余条,北京市其他区线索300余条。其中400多条为有价值线索,通过这些线索治安拘留25人,行政罚款3人,消除各类隐患87起。

  特色管理吹响“集结号”

  随着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群防队伍,如何有效管理,吹响“集结号”,也成为新形势下的新命题。目前,北京各区都已有了各具特色的管理形式。

  据朝阳区综治办介绍,目前,实名注册的“朝阳群众”达13万余人,相当于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有277人。其中6万余名活跃的“朝阳群众”,平均每月向警方提供线索2万余条。

  “十万大军”的队伍并非一盘散沙。据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朝阳区全区都已建立了“点位”机制,总共确定了2700余个社会面重点防控点位,包括重点区域外围、人流密集场所、繁华场所群体聚集区、大型公交场站等。这些点位以“治安伞”为标识,定人、定岗、定位、定责。一旦发布命令,各重点点位按照要求统一上岗上勤。

  在东城区,7.1万“东城守望岗”志愿者接受“专业化管理”。

  东城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城守望岗”队伍共分为8支主要力量,包含职业性力量、治安志愿者、安全稳定信息员、流管协管员、人民调解员、楼门院长、行业系统志愿者、社会力量等。

  “通过规范管理、明确职责、分类培训,改变了以往社区志愿者松散无序的状态,增强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实效。”海淀区综治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都综治办副主任许继慧指出,希望志愿者多去发现问题,而不是具体地处理问题。“朝阳群众”在平时工作中,也注意依托社区民警驻区制等原有的“专业力量”。比如,规定群防群治力量一旦发现情况,要同时向综治和公安报告,而不是“单兵作战”。

  群防力量有了统一管理办法

  1953年,北京人口200余万,戴红袖标的治保积极分子5万余人;2017年,北京常住人口超过2000万,实名注册的“红袖标”治安志愿者达到85万。

  这并不单单是数字的变化,折射出来的是北京城市的巨大变革,数十年间,平房和胡同成片消失,高楼林立,外地人口涌入,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楼房,关起门来过日子。社会情况日益复杂,重大活动安保需求大。

  “红袖标”们也发现,自己的职责不再陷入调解邻里的家长里短,有了自己的服装、标志,工作也更加规范。比如东城区,187个社区都有守望岗。11.97万名志愿者组织的守望岗群防群治队伍,编成3135个点位,构建了三级综合防控体系。

  “从‘人海战术’到建立科学防控模式,群防群治的防控效能不断提升。群防群治工作简单依靠以往大范围发动、大规模使用、粗放式投入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首都综治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北京不断推进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新机制、新模式,在全国率先成立治安志愿者协会,制定了治安志愿者协会章程,在市、区、重点行业分别建立治安志愿者协会和分会,在街乡镇、社区村建立志愿者工作站,使治安志愿者网络层层覆盖、遍布全市。

  在管理方面形成制度,建立治安志愿者招募和注册制度,完善各级志愿者组织自愿报名、分级登记、微机建档等一系列管理机制,对治安志愿者实行星级管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北京的群防力量正在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这有利于统一工作方式,发动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治理。

  汪玉凯说,发动群众有多方面优势,首先是可以利用基层群众对社会面的熟悉度。“每个社区志愿者对自己的社区是最了解的,谁家多了一口人,谁家房子多盖了一尺,他们是最先反应的。”

  汪玉凯指出,社会力量不是一级政府,不是专门的政府组织,而是自发性强的社会组织,这就有利于群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有主人翁意识的主动参与,好过任何被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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