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济安 他从来没有长大，是他周围的世界长大了

　　上世纪50年代初，在香港逃难中的夏济安写过一篇影评，一首新诗。影评题为“一个没有色彩的世界”，讨论以《第三个人》为代表的黑白片的艺术及其所代表的世界观，指出影片中的世界是一个存在主义的世界。他说，从五彩片发明以后，黑白片取材偏重人生之“没有色彩”的部分，因此人生显得特别空虚和残忍，这种作风和新诗亦颇接近。

　　诗作《香港》确然就是一部“没有色彩”的纪录片，全诗传达出一种令人眩晕的视觉想象力，“明年的太阳装饰着你的橱窗/浴衣美人偏抱着半瓶黑汤”，错乱的时间与倾斜的空间，制造着大量白华涌入香港社会，于动荡中忘情享乐的氛围；同时也流露出在未知命运前绝无可能做好安排的慌张与失落。《第三个人》的故事发生在战后维也纳，香港则处在战区边缘。惘惘的威胁无处不在。

　　夏氏兄弟的书信来往就在此背景中缓缓展开。

　　“感性的脱节”

　　彷徨的济安，在文学史上留下模糊背影

　　夏氏兄弟以文学批评闻名于世，但夏济安真正的抱负却在文学创作。在书信集中，难能可贵地保存了《香港》一诗。1950年4月30号，夏济安将刚刚写就的诗作寄给夏志清。志清在回信中评价说：诗歌很丰富，紧凑，受艾略特的影响极大。全诗是反讽的语气，在几个不同的场景内，——茶室下棋、舞场、办公室、赛马场——引出对生活的感慨和反省，并且表现出这生活的虚妄。这是深谙T.S.艾略特诗歌风味的批评。

　　艾略特的诗歌具有典型的智性特征，无论是《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小老头》还是《四个四重奏》，都善于运用戏拟的语气制造诗歌中的多重对话，以极有辨识度的客观对应物将相互冲突对峙的情感和盘托出。这种独特的使感情交流复杂化的能力显然吸引了与艾略特具有类似情智结构的夏济安。

　　夏济安的朋友袁可嘉因此评价济安是“中国的多恩”。约翰·多恩是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的代表，其诗以巧智见长。艾略特特别推崇多恩：认为他的面貌复杂多重，能把光怪陆离的心境不加整理地和盘托出，这种不加克制又不加修饰的表达复杂心境的能力十分罕有。

　　如果仅从对智性肯定的一面来理解袁可嘉的话，我们或许错失了这一批评更具深意的一面。艾略特在做出以上评价的三年后，也即1926年1月26日-3月9日三一学院的克拉克系列演讲中，他重申了多恩诗歌的另一面：专注心理效果的多恩对思想有一种淫欲，他乞求的不是思想本身的意义和价值，而是思想发展变化给予他的快感。他把自己的心智的产物置于股掌之间摩挲把玩，细细品味其各种感情的效果。艾略特对于这一现象深入分析，指出乃是“感性的脱节”。何谓感性的脱节？并非情感与理智的不平衡，而是在于情感和理智都不再素朴，具有席勒所谓的人性感伤。

　　夏济安在袁可嘉的评价中或许听到的是自己的诗歌具有多恩式的巧智,他是否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无意分享了多恩“感性的脱节”之面向？在私人感情中，夏济安屡屡流露出“情感的自我迷恋”：他以为比起许多人，他有更多的“自我”可说明与呈现。在其恋爱生活中更是沉迷于Theatricalism（戏剧性）。譬如夜晚送女友回家后，有意要说去飞机场兜兜圈子。彼时漆黑的天，时时发作的密雨紧风，他揣测在对象的眼里，这种行为不是一个天才，便是一个绝顶痛苦的人所做出来的。

　　夏志清对济安这一心理倾向十分清楚，也几乎看到了危险的征兆，多次提醒他，要爱一个真实的人，就要有真实的行动。爱只有在行动中体现出来，不断地揣摩对象和反省自己的内心，只能使爱无始无终。他甚至尖锐问道，此刻，你爱的是对象，还是正在戏剧化的自己？夏志清希望哥哥能够靠爱情的力量“build a Heaven in Hell's despair”（在地狱的绝望中建造天堂）。然而，这终是徒劳的提醒。

　　颇为悲剧的是，夏济安在过分地自我防卫和自我关注这方面和艾略特非常相像。或许这使得夏济安天然地受到艾略特的吸引？艾略特对秩序极为偏爱，同时对混乱又极为敏感。幸运的是，或许得益于他家庭唯一神教的道德传统，艾略特最终在英国国教中找到了心灵的皈依。

　　而夏济安始终未能形成如艾略特那样虔诚的信仰，个性虽然相似，外部环境却有不同。夏济安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找哲学、宗教或道德的归宿却徒劳无功。就其情感而言，夏济安是浪漫主义者，但他却对情本身发生疑虑甚至恐惧。因而不断在佛教、基督教中扣问生命之根底理据，最终由于对生命中亨利·詹姆斯式“丛林猛兽”的惧怕而遁入命运主义。他既不能直面幽邃不安的情感，也无法梳理“道”之所由，只能徘徊于阿诺德所言的两个世界：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尚无力诞生。

　　彷徨的济安，终于只在文学史上留下模糊的背影，没能像艾略特，把他个性中的破坏性倾向塑造成大于他自己的东西，从而形成抵制它们的能力。借用夏济安喜欢的电影《第三个人》中的台词：他从来没有长大，是他周围的世界长大了。世界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然，而是颓然。

　　毁灭了的天堂，未必是废墟

　　文学的批评，是关于生活的批评

　　正如莱昂内尔·特里林所言，文学，是这个时代道德想象力最为丰沛的场所，然而，过度的想象力与自我戏剧化的联合，终究培育不出健康的人性。夏济安在自我的多重想象里迷失，犹如多恩成为“贪迷思想之徒”。

　　夏志清则将“感性的脱节”作为一个核心的批评观念来讨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家，得出了令人警醒的观点：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感受性”往往在面临复杂的社会情状时出现脱节，表现在创作上有两种倾向：溺于情感以致泛滥者，表现为感伤的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文学；昧于知性而不觉者，则为流行一时的左翼政治文学。

　　袁可嘉也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新诗具有同样的弱点：一为情绪性感伤，一是政治感伤。情绪性感伤源于诗人对激情的过于沉迷，导致诗人常常有意地造成一种情绪的氛围，让自己浸淫其中，从假想的自我怜悯及对于旁观者同情的预期中取得满足，诗歌显得瘫痪，乏味。政治感伤，同样源于想象力的匮乏。文学想象，以其敏锐矫正意识形态的偏执，没有想象和心灵的政治是发育不良的政治。

　　今日回望，极具才情的夏济安遗憾地未能在动荡时代以其批评或创作“build a Heaven in Hell's despair”。但是毁灭了的天堂，未必是一片废墟。今天重读这批书信，其中层层叠叠的批评，值得回味处有二：一则透露了彼时代私人间的情谊。有心的读者大概会困惑于私人书信中对友朋弱点的指摘。心理学家丹·怀·哈丁在谈到简·奥斯丁创作动力的时候提出，这是出于“有节制的恨”：“她的目标仅仅为她的批评态度寻求某种生存方式。对她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同她日常交往的朋友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她极其需要他们的爱，对他们所坚持的井井有条、体面像样的文明，她怀着真诚的崇敬。然而，对他们的浅薄和自满，她又很敏感，她知道真正的生存有赖于抵制他们暗示的价值。”对夏氏兄弟笔下的批评，未尝不可取这一角度观之。

　　另一信息则为学院派的批评提供了更具生活与人性气味的“素材”。读者将在深具道德想象力的视野里看到新批评如何与生活结缘，并再一次理解F.R.利维斯的论断：文学的批评从来是关于生活的批评，它具有“承受经验的巨大能力，显著的道德力度以及对生活坦然无惧而又充满敬意的态度”，以及莱昂内尔·特里林所推崇的“优雅而有力，直白而含蓄，冷静但却能逐渐升温，文质彬彬却又活力四射”的批评艺术。

　　《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卷一）

　　作者：王洞(主编)/季进(编)

　　版本：后浪丨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

　　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界的两大巨擘。他们早年从求学到进入学术研究的阶段，正是近现代中国东西方学术与文化交融的密集期。从1947年夏志清赴美求学到1965年夏济安因病逝世的17年间，兄弟两人的通信六百余封。在这些书信中，我们真切地触摸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那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

　　【延伸阅读】

　　《夏济安日记》

　　作者：夏济安

　　译者：夏志清 注解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年7月

　　这是一部有名的爱情日记。是夏志清在作者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发现的。所记时间不到一年，主要记录了夏济安29岁那年的一场苦恋。这是爱情、友情、亲情的真实记录，对了解和研究四十年代后期部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治学和交游具有不容忽视的史料价值。

　　□徐敏（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