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一种独特的秩序和情怀

　　当下学界热议的文明问题，本质上乃是后冷战的世界性议题。当上世纪90年代全世界普遍性地挣脱了冷战的意识形态牢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自由”与“极权”的二元对立不再是人们争论的焦点，族群、文化、宗教等这些曾经被遮蔽的人类社会基本单元，便重新回到历史的舞台。从巴尔干的种族冲突、伊斯兰世界中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到遍布全球的民族分离运动，都在吹响着有别于冷战的文明冲突号角。

　　不过，文明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在冷战后才出现的学术议题。如果我们试图对当下的文明议题有所深入了解，仅仅聚焦于冷战后的二十多年变迁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的，我们需要由现实返回历史，从近距离的细究变为远距离的鸟瞰，才能够真正理解人们何以热衷探讨文明问题，又何以费力地做“旧瓶装新酒”的努力，使得原本是老旧的文明议题，枯木逢春，重焕活力。

　　欧洲的秩序危机与“文明”

　　《文明及其内涵》的作者布鲁斯·马兹利什是当代美国历史学家、麻省理工学院荣誉退休教授，著述广泛，在思想文化史、心理史、社会史、科技史和全球史等领域均有涉猎。在这本书中，他对“文明”观念的变迁做了概要性梳理，为我们理解的文明议题的内在意涵提供了历史性视野。

　　在马兹利什看来，“‘文明’观念兴起于启蒙运动时期，是欧洲人想象的一部分，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衡量尺度。”虽然不少研究者将“文明”观念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人对城邦之外的野蛮人的自我确证，但是成为世界性议题的“文明”观念，却毫无疑问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紧密联系着此前发生的地理大发现与科学革命，也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指向全球市场的工业革命息息相关，并为此后西方人在愈演愈烈的欧洲殖民进程中提供了合法性确证。当一个原本隔绝的世界，首次破天荒地融合为一，正是“文明”观念为主导这场变革的欧洲人提供了一种看待自我与他者的全新视野。

　　“文明”的兴起，不仅与外在的近代历史巨变有关，在马兹利什的分析中，更为深刻的则是将它与近代欧洲自身所面临的社会危机联系在一起。如马兹利什所言，“文明”观念兴起其实是“一方面在努力理解新的社会联系，另一方面又在建构新的社会联系。”当18世纪的欧洲对外征服新世界时，欧洲社会内部却也因科学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正是在这种旧有的社会联系纽带和社会结构因面临政治和经济革命冲击而变得岌岌可危时，“文明”观念应运而生，为启蒙思想家理解社会，用道德精神世界将欧洲人凝聚在一起，提供了契机。

　　用马兹利什的话说，“文明是一种独特的秩序和情怀”。当18世纪的欧洲以一套系统的“文明”论述，应对外部日益扩大的模式世界与内部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时，表面上看似乎是提出了史无前例的全新命题，但其实内里仍然不过是在重复一个亘古以来的普遍命题：即如何寻求一套稳定的秩序，以内应人心，外应时局。一部关于“文明”观念的历史，就在于不断重复这个命题，即使是此后对“文明”的否定，也别无二致。

　　社会科学底色下的文明论述

　　如果说“文明”观念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确证了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社会危机，那么马兹利什在本书中最为独到的锐见，便在于发现当时的文明论述之所以得以应对这种危机的秘密所在：即是将在文明论述中所彰显的“欧洲自我优越意识”与隐匿于文明论述背后的、作为确凿知识的社会科学（主要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后所呈现出的秩序感。

　　马兹利什此前曾在《一门新科学：联系的断裂与社会学的诞生》专门考察过18、19世纪西方原有的社会纽带（教会、社群）的崩解历程，并以之作为理解现代社会学起源的原因。而在《文明及其内涵》中似乎继续沿用了这种分析路径，认为对于“文明”观念的探讨，也有必要将其置于社会科学兴起的大背景中进行理解。

　　正是社会科学对于欧洲社会结构的探讨，确立了文明社会的知识基础；同时也正是社会科学（特别是人类学）对新世界的解读，促成了对野蛮社会的知识确证。对欧洲内部而言，“文明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式”，以将内部骚乱者定义为“内部的野蛮人”（如19世纪的劳工）的方式，凝聚起了内部成员。对欧洲之外广大的世界而言，“野蛮社会”、“半文明社会”、“文明社会”的文明阶段论，则奠定了欧洲在面对他者时的话语优势地位，反面也催生了作为统一体的欧洲认同。

　　文明及其不满

　　马兹利什的《文明及其内涵》的书名其实是借鉴了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命名方式。与弗洛伊德主要集中于探讨“文明”的负面效应（特别是对现代人的自我本能的压抑）不同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兹利什其实是以一种更为历史化、中立性的姿态探讨“文明”议题的兴起与变迁。不过，马兹利什也不是没有看到18世纪出现的“文明”议题在此后所滋生的各种问题，相反的，他在本就篇幅不长的书中花了多个章节来描述、具体呈现这一过程。

　　在马兹利什的分析中，“文明”议题所滋生出的诸多批评，紧密联系着欧洲的对外殖民历程。一方面，正是在与他者的“相遇塑造了欧洲人的自我意识，欧洲人开始认识到自身与他者的不同，看到自身拥有一种独特的‘文明’”。另一方面，伴随着殖民历程的深入，“文明”观念也由欧洲传入其他非西方国家，包括日本、中国、泰国、伊朗等国家都出现不同程度上对文明问题的理解。在这样一个双向的过程中，“文明”既合法化了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奴役，同时也反向消解了文明论述原有的魅力。

　　文明所催生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与种族主义的结合。如马兹利什所言，在十九世纪最初的十年，那时“欧洲文明与其他民族相继相遇，种族主义泛起并使欧洲文明越来越带有种族主义的特点”。马兹利什以基佐的《欧洲文明史》、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性》、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和《贝格尔号航海记》来分析这一欧洲文明的种族主义历程。对文明的寻求，最终催生了“种族决定位置”的弊端。

　　如果说文明的种族化弊病源于欧洲文明话语对外的经历，那么对文明的另一种批评则直指文明对欧洲社会内部的自我压抑。文明话语的产生本身是为了缓解欧洲社会内部的秩序危机，但是随着文明话语的深入人心，却又吊诡地造成欧洲社会内部的危机。在作者的分析中，包括穆勒、弗洛伊德和埃利亚斯等思想家的挑战，便步步深入地发现了文明问题的负面性，最终在埃利亚斯那里，以“文明的进程”的论述方式将文明历史化，彻底地消解了欧洲文明的独特性。

　　伴随着这些如今看来显而易见的问题，曾经风靡世界的、作为普遍性议题的“文明”似乎风光不再，代之而来的则是以特殊主义自持的各类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然而，问题在于，“文明”议题的消退，并不意味着潜藏于其背后的秩序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在一个互通有无的全球化时代，仅仅以特殊性认同自持，而缺失了文明的普遍性视野，是否真的足以内应人心、外应时局？文明议题背后的社会学底色，是否仍然有其可取之处？如果现代社会注定了神圣的祛魅，那么“文明”能否提供一种世俗时代的认同？这些问题，显然都值得我们深思。

　　□王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