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梭罗 一个人的乌托邦

　　这些年，我从不掩饰自己对梭罗的喜爱。他朴素而饱含力量的文字，他对人生实验的态度，都与我心灵契合。我们需要一种文化，一种符合正义逻辑以及人类善良本性的文化来担负我们的命运，而不是由野蛮或欺骗来左右命运。

　　梭罗以崇尚自然简朴的生活闻名于世，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当时的美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工业化长驱直入，消费主义流行，传统节制而自然的生活被破坏……由于这些因素，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出现了不少乌托邦实验，但梭罗并未加入这些集体乌托邦，而是走向了瓦尔登湖。

　　梭罗认为，“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他对于大众用多数原则建立起来的民主体制心怀警惕，这一点和托克维尔很像。这并不是说不要政府，而是通过必要的机制来谋求一个更好的政府；不是反对多数人的福祉和权利，而是防范多数人的暴政。

　　乌托邦实验

　　人类本不完美，因何苛责世界？

　　有些人，用良知来服务自己的国家，梭罗认为，自己就属于这样的人。

　　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工业革命浪潮方兴未艾，由此带来了人口膨胀、生态破坏、消费主义横行等问题，一批有现实关怀的知识分子不满工业化带来的“恶果”，在新英格兰地区进行了大量的乌托邦实验，其中最有名的是布鲁克农庄。

　　布鲁克农庄位于波士顿郊区，是由一群超验主义者创办的乌托邦。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经不住诱惑，想回到人类被放逐前的伊甸园时代，于是参加了这个社群。大家共同劳动，共享成果，的确是件非常浪漫的事情。然而，生活并非如其所愿，很快他厌倦了这里的单调生活，扬长而去。不过，这几个月的失意生活也给霍桑带来了某种好处，他据此写出了一部《福谷传奇》。

　　按这部小说的理解，布鲁克农庄之所以失败，无外乎是所有参与者的人性与理性都不足以支撑一个完美的世界。是的，在这里不只是人性破产，理性也破产了。这是19世纪给20世纪提出的忠告。一切正如我在前面谈到的——人类本不完美，因何要求世界完美？乌托邦作为一个梦想本身不是罪过，但在实践它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即是乌托邦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乌托邦而存在。

　　梭罗所处的时代，同样迎来了人类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约翰·埃兹勒在《人人可得的天堂》里，提到一个奠基于科学技术的乌托邦。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本有关科技乌托邦的书。在埃兹勒看来，当时的科技已经足够发达，如果加以利用，人类即可坐享其成，进入天堂社会。值得一提的，在这本书里，埃兹勒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利用风能、水能和太阳能。

　　对于上述具有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乌托邦实践，梭罗予以了否定。主要原因在于梭罗首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总是透过集体发现某种缺憾甚至危险。他无法接受各种乌托邦计划里的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在他看来，乌托邦之所以虚无飘渺，就是因为忽略了个体的维度，“一个人先要自己成功，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者社会的改进，不从个体的人着手的社会改革梦想，只能永远停留于梦想。”

　　个人主义

　　美好社会的起点是个人

　　据说由于“我”字用得太多，而当时的排版公司字量有限，以至于《瓦尔登湖》排版无法一次性完成，只得分几次印刷。这是不是以讹传讹，不得而知，但梭罗重视自我的感受与个体的价值是确定无疑的。所以，从一开始梭罗就对布鲁克农庄不抱任何幻想，他拒绝了该农庄给他发出的邀请。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乌托邦，那就在他瓦尔登湖畔的木屋里。

　　梭罗是在24岁的时候给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他像野人一样住进了森林，宁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自己栽种的南瓜上，也不愿去布鲁克农庄成群结队。他说他宁可在地狱中独身，也不愿进入天堂。而且，对于这种实验性的生活，梭罗知道自己也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他为这个乌托邦设置了一年的保质期。

　　梭罗甚至针对《人人可得的天堂》特别写了一本批判乌托邦思想的小册子，名字叫《重得天堂》。梭罗不是反对理想社会，他反对的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认为美好社会的起点是个人，所以他的一生花了大量时间为具体的权利而斗争，既约束政府，亦拯救奴隶。他看到那个时代的病症，乌托邦主义者总是对整体性的理想高谈阔论，却对个体的理想与能力只字不提。

　　《瓦尔登湖》只是一本散文集，无形中却为读者呈现出一个自然主义的乌托邦。想必这也正是该书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的最大理由。而且有人还在它的基础上继续做梦——这就是《瓦尔登湖第二》（Walden Two）。

　　《瓦尔登湖第二》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发表于1948年的一部乌托邦式小说。它以梭罗《瓦尔登湖》为灵感，以行为心理学为基础，杜撰了一个自治自足的公社。它由一千户人家组成，但是没有私有制家庭，居民都住在联合公寓里。儿童不与他们的父母住在一起，而交由专家抚养。目的是为了使瓦尔登湖第二的成年人把一切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而每个儿童都把每一个成年人看做是他的父母。

　　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美好世界，这里没有监狱、没有酒吧、没有失业、毒品、精神病院，也没有战争和犯罪。由于斯金纳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支撑他这个乌托邦的理论是，只要利用好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必要技术，就能创造出一个乌托邦。这样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而且就立意而言也与梭罗完全背道而驰。

　　心理学家马斯洛也曾有过类似的心理乌托邦——尤赛琴社会（Eupsychian）。他似乎以为，只要大家心理健康，世界就一定会变得美好。马斯洛曾经批评，当一个人只有一把锤子的时候，看什么问题都是钉子。在这里，显然他犯下了相同的错误。

　　面向未来

　　选择,就必须担负相应的命运

　　因为梭罗的缘故，我对爱默生也多了些了解。我曾在《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中读到爱默生的一段话，“我希望看到美国不像以前那些国家贪婪排外、狭隘，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仁善之国。它与所有的国家都和睦相处，为世界人民立法。国家之间就像家庭之间本来就是要互助的。所有的进步都应该依靠脑力，而不是靠暴力或者机器。”在《年轻的美国人》里，爱默生更是赞赏美国的具有扩张性的人道主义，希望年轻人做这片土地上的贵族，（这个民族）“应该向全人类说话。”

　　为世界人民立法，这的确是爱默生那一代美国人的抱负，它与温思罗普的“山巅之城”遥相呼应。

　　对比梭罗与爱默生，虽然他们共事的时间很长，但是两人有明显的不同。爱默生是基于个人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且好为人师，而梭罗是纯粹的个人主义者。爱默生代表美国人在说话，而梭罗代表的是人。故爱默生被视为美国精神的象征，他的《美国学者》一文甚至被视为美国的文化版《独立宣言》。而梭罗甚至是对抗美国的，故而有《论公民的不服从》，在他眼里，政府不过是权宜之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爱默生式的“美国霸权”的抵制。

　　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爱默生曾这样谈读书——“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它的吸力将我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

　　当然，任何批评者都有可能面对冒犯世俗的危险。当爱默生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批评基督教唯一神教派死气沉沉的局面，竭力推崇人的至高无上，甚至声称耶稣也只是人而不是神的时候，他立即被谴责成一个毒害青年的无神论者。自此以后40年，哈佛大学再也不邀请他做讲座了。这个细节，对于爱默生晚年不幸的命运，也算是一种解释。但是，没有谁可以得到十全十美的人生。既想保持超越时代的独立性，又想得到庸众的爱戴，两者尽乎天然地不可调和。

　　就像人们经常说的，你无法用相同的自己，得到不同的未来。你选择了什么，就必须担负怎样的命运。□熊培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