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艾滋病患者“拐杖”的这7年

　　“我还能活多久？”“这病有得治吗？”……7年了，几乎每天，我都要面对艾滋病患者的质疑和哭诉。　如果没有专业知识的普及和及时的心理疏导，大多患者会被恐惧撕碎，陷入低谷，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

　　我经历过生死，所以更想帮助这些无助的人。

　　陪伴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让他们认识到艾滋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通过药物控制，进而帮他们解开心结，重拾生活的信心，这是我创立“红石榴工作室”的初衷，也是我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

　　“鬼门关”走过一回

　　阴霾天，灰蒙蒙的雾气缭绕，我们连续翻越两座雪山，沿路躲避着飞沙走石。倒塌的房屋下露出几具开始腐烂的尸体，哭丧的人群擦肩而过，他们面如死灰，透着绝望的气息。

　　一瞬间，我有种来到地狱的错觉。

　　那是2008年5月。电视里反复播放汶川惨烈的震后景象，我觉得该做些什么，不知哪来的勇气，辞去房地产公司销售的职位，坐上北京开往成都的列车。

　　车上共30多名志愿者，大家集结在餐车里自发分配任务，我是唯一从北京来的，挺荣幸。

　　四川共青团收编我为项目部干事，负责协调物资等调配。因记录清晰、调配及时，一周后，我又被派往震中开展志愿服务。

　　从雅安到宝兴，再到汶川，因交通阻断，我们4人徒步一天一夜。灾区余震忽然“袭击”，我丢下手里成箱的方便面，就往帐篷外跑。

　　说实话，刚到灾区我就捐了自带的帐篷和食物，因为不敢想能不能活着回来。然而，几天后，我适应了在地面摇晃时搬运物资、协助武警搭帐篷、协调车辆通行、安抚受灾群众……

　　我在那里呆了3个多月，每天灰头土脸，没法洗澡。但看到四五岁的孩子背书包出现在“帐篷学校”门口，当受灾群众拉我到“家里”吃饭，当他们含泪对我说“谢谢”时，我就感觉，全身的力气怎么都使不完。

　　治愈抑郁的药方

　　回到北京的半年里，我几乎每夜都难以入睡。脑子里嗡嗡作响，汶川救灾现场的画面不断闪现。

　　白天不能正常工作，深夜在床头发呆，有时忍不住半夜给朋友打电话，时间一久没人受得了。我几度陷入崩溃边缘。

　　2009年冬天一个下午，我把卧室窗户打开，准备跳下去时，被窗外刺骨的寒风吹醒，有了求生欲望。之后我多次求医，尝试各种抗抑郁药物，想摆脱阴影。

　　但状态时好时坏，情绪反复无常，我总觉得心头的阴暗挥之不去。就好像在高脚杯的内壁攀爬，却总在爬到一半时，又滑落杯底。

　　转变，是从听说艾滋病患者的故事开始。抑郁期间，家人介绍地坛医院一位医生为我疏导，他提到“红丝带之家”接待一些艾滋病患者，“好多人确诊后第一句话是，真想出门撞死算了。”

　　你见过生死离别，也有过挣扎，也许能劝他们接受治疗？医生提议。

　　我开始关注艾滋病感染者的论坛、贴吧。聊得多了，也时常有人留言提问。那时，我对这些一知半解，为了给各地匿名患者提供专业解答，我又回到“红丝带之家”，参加志愿者培训。

　　最多一天，我厚着脸皮给医院咨询台打30多个电话，然后回复给患者。

　　“谢谢木木”、“木木你真是太好啦”……每当收到这样的留言，我感到心里又照进阳光。

　　或许，帮助他人后收获的快乐，才是治疗我心理疾病最有效的药方。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有了存在感，这也拉了自己一把。

　　从门外汉到“专家”

　　“木木，我会死吗？”“木木，我不敢告诉家人，以后怎么生活下去？”“木木，这病怎么治？”每天早上5点，我一睁眼，就能收到各类咨询的qq、短信、邮件，夜里12点，还有人在电话里问。

　　接触艾滋病感染者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正视自己感染艾滋病这件事。他们害怕成为生活中的异类，更恐惧亲人和朋友的离弃。

　　我曾陪着王浩（化名）在地坛医院检测。当医生告诉已婚的他确认感染艾滋病时，他转身就走。我追上去，听到他喃喃自语：现在就撞死在马路上算了。

　　我拉住他，送他回家。一路上，他低头不语，默默流泪，我也不敢多言，只是24小时守着，睡觉时，还特意把手捆在一起，生怕他做什么傻事。

　　王浩家人从外地赶来，经允许，我当面向他们解释艾滋病缘由和治疗步骤，并用身边案例安抚他。两个多小时后，他们渐渐接受事实，并表示愿意配合治疗，我才放心离开。

　　半夜送患者到医院吊水，说服家人接受和理解，借钱为他们治病……这样琐碎的小事，每天都有。也有患者，打针时会猛掐我的手。我知道，这是怕疼，更是紧张，我会用另一只手轻拍其后背，给予鼓励。

　　2012年5月，咨询的人越来越多，我分身乏术。考虑到很多患者和志愿者需要我，决定投入更多精力。卖房，成了我的副业。

　　愿做患者心灵的拐杖

　　网络言论中，“脏病”是艾滋病的代名词，因为偏见太深，大家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随处可见。

　　我时常琢磨，怎么消除这些错误看法，让患者认识到，艾滋病可通过服药控制。就像糖尿病，即使不会痊愈，只要遵医嘱，按时吃药，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和寿命。

　　3个月前，大学即将毕业的宣明（化名），在公务员考试的体检中测出感染艾滋病。他丢了工作，又不敢告诉家人，来求助时几次哭晕过去，志愿者怎么劝都不听。

　　为了让他化验吃药，我把他叫到办公室，等哭诉完，现场为他制定详细的治疗计划，保证开通定期检测的绿色通道，介绍最权威的医生。他最终选择相信我，我很欣慰。现在，他也成了团队志愿者之一。

　　从2012年算起，我面对面接待的艾滋病患者上万人。有患者在服药稳定后送来锦旗，感谢的电话和短信更是接连不断。

　　3月初，一位男子晚10点打电话说，已经接受治疗，恢复得很好。“你不知道，上次我给你打电话时，正站在20层楼的天台，想着打完最后一个电话就跳下去，谁知和你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改变主意了。”

　　另一位被丈夫传染艾滋病的中年女性，也多次电话咨询治疗和情感问题。她说，想离婚，也憎恨这个世界。可是，每次看到我在贴吧更新艾滋病患者的案例，都会偷偷打印出来，跑到没人的房间大声朗读，读到相似处，忍不住落泪。

　　我把自己比喻成一支拐杖。谁都有需要支撑和搀扶的时候，如果我能陪着走过人生某段挫折，让他们重拾生活的信心，那我愿意毕生为此奉献。

　　口述/艾滋病志愿者 木木　整理/新京报记者 赵蕾　摄影/新京报记者 王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