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在两座废墟上的爱情歌手

　　1964年2月，布罗茨基在列宁格勒的街头被捕，不久即以臭名昭著的“寄生虫”的罪名，被判到远北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服五年劳役。那时阿赫玛托娃已经75岁，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妇人又和一群才华卓著的年轻诗人过从甚密，其中就包括奈曼、博贝舍夫、莱因，以及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布罗茨基。

　　尽管当时的一些文学界名流——肖斯塔科维奇、叶夫图申科，当然也包括阿赫玛托娃自己——都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布罗茨基，但是最终五年的劳役无法避免。在得知这一结果后，阿赫玛托娃感慨道：“他们为我们的褐发小伙子，撰写了怎样一部传记啊。”但事实上，发生在解冻时期的布罗茨基审判事件，其残酷性和白银时代诗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包括阿赫玛托娃在内的众多杰出的白银时代诗人，之所以在文学史上拥有越来越崇高的地位，除了他们诗作本身的优异，他们总体上悲惨的命运以及时代的浓重乌云造成的阴郁背景等外在因素，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诗人与时代 一个令众多诗人纠结的永恒问题

　　两次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和造成800万人死亡的大清洗，事实上给所有诗作提供了一张黑色的稿纸，哪怕在这张稿纸上书写个人的微妙的爱情诗篇，也是在和那个时代进行残酷的对话，甚至你的语调越是低微、个人，其控诉也就越是强烈。

　　阿赫玛托娃早期诗歌正是这种个人化的爱情诗，并且正是凭借这些“室内抒情诗”成为白银时代最著名的代表诗人。今天，我们看阿赫玛托娃的那些充满了敏感又痛苦的诗篇，一方面为她诗篇的真挚所感动，一方面也有一丝疑惑：她如何在众多才华横溢、风格各异的白银时代众诗人中脱颖而出？至少，从她的早期作品来看，她似乎没有为时代立言的野心，她沉醉在自己的爱情世界，几乎不问世事。

　　对此，布罗茨基在移居美国之后写的《哀泣的缪斯》一文中，为阿赫玛托娃做过令人信服的辩护，他特别指出，阿赫玛托娃第二部诗集《念珠》发表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三部诗集《白色的鸟群》发表于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都恰逢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布罗茨基随后敏锐地判断道：“从另一方面看，也许正是世界性事件震耳欲聋的背景雷声，使这位年轻人隐秘的颤音显得更清晰、更生动了。”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令众多诗人纠结的永恒问题，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任何人都难以全然逃脱它的碾压。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和斯大林时代构成了一座巨大的历史废墟的话，阿赫玛托娃以几乎全部的热情投身其中的爱情生活，则是一座较微型但细节却更清晰的废墟——对个人更具摧毁性影响，而且我们要立刻强调，这两座废墟存在因果联系，阿赫玛托娃个人情感的废墟，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那座历史性废墟所生产出的千万座小型的个人废墟中的一座，只要稍稍简述一下阿赫玛托娃个人生活的主线，就可以感受到这座废墟的惨烈程度，以及最重要的——它和那座历史废墟的关联度。

　　歌颂爱情 一种唤醒良知葆有正义的方式

　　阿赫玛托娃的首任丈夫著名阿克梅派诗人古米廖夫，于1921年8月25日在彼得堡郊外被执行枪决，罪名是“反革命阴谋罪”。1934年5月13日至14日夜间，阿赫玛托娃的密友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当时她正好在场。1935年10月22日，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和她的第三任丈夫（同居十几年，并未缔结结婚手续）尼古拉·普宁被捕，虽然经过众多友人施以援手，两人很快被释放，但是两人又被捕，列夫被判十年劳动改造，而普宁则于1953年8月21日死于阿列兹劳改营。

　　最亲近的家人轮番厄运，让我们不禁想起阿赫玛托娃后来对布罗茨基命运的感慨：他们给他撰写了怎样的一部传记啊。是的，他们给她撰写了怎样的一部传记啊。如此，当阿赫玛托娃专注地书写她个人的命运时，就算她待在室内，也是在那同一片暗黑的天空下，就算她为自己和情人的命运而吟唱，也就是在描写历史巨轮上那一颗颗铮亮的螺帽。听闻两任丈夫被枪决离世的时候，阿赫玛托娃都写过悼诗，其中的强烈痛苦不正是最有力的控诉吗？

　　不错，阿赫玛托娃是享誉世界的爱情歌手，可是时代给这些美妙诗篇涂抹的黑色暴力的镶边，则赋予它们一种特别有力的抗争意味。在震耳欲聋的虚张声势的政治宣传的高音喇叭下，也许一声温柔的“我爱你”就是一种唤醒良知葆有正义的方式。

　　因为，爱情在人的清醒的良知和理性中始终占据着特殊重要的位置，是良知那个堡垒中最坚固的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极端地说，谁轻蔑爱情谁就是恶的近邻。爱情则是人性的源头之水，只有在它的不断浇灌下，人性之花才可以盛开得格外娇艳。在那样一个残酷的年代，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则在守护着整个俄罗斯的人性之花，让他们不至于在残酷的政治清洗和倾轧下变得完全麻木。阿赫玛托娃一出道即享有盛誉，上世纪60年代初期，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在俄罗斯竟然销出了一百多万册，人们热爱阿赫玛托娃的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本能，保护什么呢？保护爱的感觉，保护优美的语言，同时也在保护内心深处对于真与美的热爱。

　　阿赫玛托娃的许多爱情诗像是小型戏剧，或者至少像戏剧片段，它们有动作、有对话、有描述，而且所有这一切还都限制在很短的篇幅里。因而，阿赫玛托娃的那些爱情短诗，内在的心理空间和道德空间都相应得到强化，而诗人的情感却因为显而易见的主动抑制而有一种满溢的效果，这是诗歌特有的矛盾律，只有最卓越的诗人明白和做到这一点。

　　复杂情史 诗人所能倚仗的只能是语言

　　爱大概是阿赫玛托娃生命中最高的律法，尽管她命运多舛、情路坎坷，但是她的爱情之火始终在燃烧，从少女时代直到暮年。除了古米廖夫、希列伊科、普宁这三任丈夫，阿赫玛托娃还有过很多情人——安列普、卢里耶、齐默尔曼、加尔洵、科尔洛夫斯基等等。

　　我们在看阿赫玛托娃的那些爱情诗的时候，如果不借助于传记，有时甚至很难搞清楚诗中的“他”或者“你”到底是谁？这和更古典一些的诗人似乎不一样，他们私生活也许要丰富一些，但是在诗中他们似乎只有一位永恒的女性，比如贝阿特丽丝之于但丁，劳拉之于彼特拉克，布劳恩之于济慈，埃玛之于哈代，毛德·岗之于叶芝。英国人伊莱因·范斯坦所著的阿赫玛托娃传记《俄罗斯的安娜》对于她的情史颇有兴趣，做了抽丝剥茧般的梳理，尽管这也拉低了这部传记的格调。

　　在对阿赫玛托娃复杂的情史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想说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些诗本身的品质，说到底世俗生活的道德和诗歌的道德，这两个道德差异甚大，甚至于你会惊讶它们怎么会是同一个词？对于诗歌而言，它唯一的道德不是忠诚而是真挚，后者是一种感觉有着瞬间的特点，诗人的义务只是把那种瞬间的感觉用高超的语言艺术呈现于世人面前即可，也就是说忠诚不是真挚的前提，忠诚更不是高水准诗作的保证——一个人的忠贞痴情并不能保证他就能写出一首感人的诗，相反多半他写出来的是陈腔滥调。

　　诗人所能倚仗的只能是语言，那是通向真挚的唯一桥梁。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被阿赫玛托娃的那些质朴深情的诗句打动就足够了，这些诗为谁而写并不重要，话说回来，谁能承受得了那些闪光的诗句呢？大概只有缪斯自己。最好的爱情诗都是献给缪斯的，具体的人的肉身只是一种无可替代的中介吧，然后缪斯也成为一种中介——将那种令人颤栗的电波传递给所有人。

　　行文至此，大概也暴露了我对阿赫玛托娃晚期那些更有野心的诗作——《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看法，在我看来，这两首著名诗作恰恰失之于某种外露的野心。阿赫玛托娃在晚年对一些批评家和学者感到不满，因为他们忽视了她的中晚期作品。布罗茨基解释，是因为阿赫玛托娃后期诗作在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很难出版，但是在我看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这些诗作因为主动投身到历史的巨册中，而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诗人的才力是有区别的，盖因诗人的嗓门天生有高下之分，马雅可夫斯基凭借其强健的体魄和洪亮的嗓音成为时代的弄潮儿，阿赫玛托娃细腻的倾诉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她完全没有必要以自己的短处和别人力拼史诗的版图，阿赫玛托娃有一个她独有的隐秘的版图，任谁也休想拿走，她最终还是以那个伫立在荒凉废墟上的柔美形象被文学史所铭记。

　　□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