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创造 传统文化的生机与魅力

　　学者李泽厚曾如此评价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内,陈来大概是最细致最有水平的。”

　　李泽厚虽然不同意陈来在《古代的宗教与伦理》一书里有关巫术与宗教起源的分析，但作为开启中国大陆一代思想学术风气的前辈，他能如此评价陈来的作品，足见陈来在当今中国哲学界的影响力。

　　回顾陈来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可见其研究带给学术界崭新的思考范式，也为当时的人们重新思考传统文化带来契机。“文革”以前，儒家思想常常被当作糟粕而加以摒弃，宋明理学成为“唯心论”的典型代表，“存天理，灭人欲”则成为封建卫道士的象征。

　　但陈来却在那个时代突破了几十年来对儒家思想负面评价的藩篱，从文本入手，力求还原真实的儒家思想。从《朱子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哲学与传统：现代儒家哲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到《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再到《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陈来几乎打通了整个中国思想史，利用西方的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方法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力求让它们在当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恰如陈来在一篇报道中所说：“我是打通五千年的，不是只做这一千年的。我想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从头到脚做通贯的研究。我的视野也是面对全世界的，在一个广大的学术社群里来回应他们的挑战，突出中国学者的学术地位。”

　　少年生活的磨炼

　　从“劳其筋骨”到“动心忍性”

　　1952年，陈来出生于北京，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青年陈来也经历了上山下乡。

　　1969年春天，陈来离开母校北京三十五中学，抱着“屯垦戍边”的理想，和朋友奔赴内蒙古西部乌兰布和沙漠，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他们每天要在沙漠中开垦荒地，引黄河水灌溉粮食作物，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少油无肉的饮食，让他们倍感艰辛。

　　不过陈来却没有因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砺失去求知的动力，他在业余时间拼命阅读能找到的文学和历史类书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马克思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代哲学的终结》等书，就是在那个时候系统阅读的，这一开阔的阅读方式，也训练了后来融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能力。

　　1973年，因为表现出色，陈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了大学，被分配到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地质系。那个年代，常常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就连学习的专业也不是自己决定的。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进入地质系的陈来并没有放弃自己本身的兴趣和志向。因为课业不多，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在兵团进行重体力劳动，陈来反而有了更多时间阅读和思考，他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世界通史》和《世界哲学史》等书籍。陈来后来回忆，在兵团和大学的两段岁月，让他的理解能力得到系统训练，提高了综合素质，为后来的学术道路做了铺垫。

　　1977年秋，“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国家宣布高等院校恢复研究生考试，陈来主动选择报考北京大学中国哲学系。在初试的时候，陈来的专业课成绩非常高，但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绩却不理想，不过，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让陈来进入复试。陈来果然不负众望，顺利进入哲学系就读，师从哲学史家张岱年。

　　从书斋到文化讨论

　　探源古代思想文化世界

　　陈来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异常刻苦，为了研究朱熹，他将图书馆里面相关的资料全部找来阅读，每天从早到晚进行资料的抄写，《四部备要》的《朱子文集》等都被他翻烂了。但这段深入原典细心求索的日子，让陈来掌握了哲学考证的功夫，也让他成为朱熹哲学研究的权威。

　　1982年，美国举办国际朱熹学术会议，世界各国研究朱熹的学者齐聚一堂。当时，日本理学大家山井涌提出，朱熹的“理生气也”不见于任何朱熹的著作之中，无法查考，在座的各国学者也无法解决。然而，大家没有想到的是，这个问题却被陈来解决了，他写出了专门文章。美国朱子学权威陈荣捷看到这篇文章十分欣喜，并将此文寄给了山井涌。

　　陈荣捷由此注意到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五年之后，当陈来的《朱子书信编年考证》出版，已经86岁的陈荣捷欣然作序，并称陈来此书是“划时代之作”。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还有一批民国时期的学者健在，陈来有机会亲身向他们请益求教。这里面，除了导师张岱年之外，冯友兰也对陈来的学术之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1年，陈来毕业留校任教，后又继续在北大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个过程中，陈来经常就朱熹思想的问题向冯友兰请教。冯友兰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与陈来谈。那时候，冯友兰正在潜心写晚年的巨作——《中国哲学史新编》，陈来便帮助他整理隋唐以后的部分。陈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意见，冯友兰也全盘接受，他很欣赏陈来的才学。1985年，冯友兰让陈来做他的助手，他曾跟自己的女儿宗璞说：“陈来到底是个博士！”可见其对陈来的欣赏。

　　陈来博士毕业后，除了朱熹哲学研究之外，思路也逐渐扩大，陈来一边写在后来被人看成是第一部为王阳明正名的著作《有无之境——王阳明的哲学精神》和追溯儒家起源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等著作，一面进行文化讨论。

　　儒学思想的当代价值

　　让传统文化成为价值来源

　　在陈来看来，儒家思想可以在三个层面进行拓展，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要成为现代儒者，除了学术上的成就之外，必须要有文化和道德的关怀。上世纪80年代后期，陈来开始参与文化儒学的讨论，1989年发表《化解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五四”文化思潮的反思》，希望对批判传统文化的源流时期进行梳理，以求开出符合时代的新命题。

　　“五四”时期，不仅产生了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激进思想，同时，也有一批维护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者，但这些人一直没有很好地被人所注意。陈来认为，应该注意这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也曾在现代化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陈来后来说：“‘五四’对儒家的批判是基于近代化对传统的挑战，到80年代，现代化问题成为儒学碰到的最大问题。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个人等全方面的挑战，是儒学近代以来造成困境的根源。所以，只有全面回应这些挑战，儒学才能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谋求新的发展。所以，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重要问题。”

　　很多人批评陈来是保守主义，但陈来并不拒斥现代化。在陈来看来，儒学应该是中国现代多元文化里面的一维，儒家思想应该在生活伦理方面体现它的功用。现代社会中，因为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出现了“一切向钱看”的迷失，而儒家思想可以在其中为人们带来内心的安宁，通过提高现代化人的道德文化素质及人文环境，才可以促进现代社会的良性发展。

　　陈来觉得，儒家思想在当下也应该进行“创造性转化”，要从阐发经典的过程中创造出新的适合时代的理论。冯友兰曾经写作“贞元六书”，其目的是运用儒家思想提出符合时代的人文精神。陈来接续了冯友兰的讲法，提出重塑中国传统经典的权威，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自信。

　　面对现实，陈来不无遗憾地指出，当代中国哲学的社会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文学家所替代，哲学家放弃了回答人们普遍关切的人生价值、意义及各种社会伦理问题的责任，这是哲学贫困的一个根本原因。只有恢复中国文化本来的“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注重文化、人生与社会的关怀，才可能恢复中国文化的生机。

　　陈来的愿望是在一个新的文明结构中，不但有政治、经济、科学等制度化建构，应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成为中国人价值来源之一，提供给中国人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及处世的原则规范。正是这一强烈愿望，使陈来总是“方在创造之中”。

　　撰文/新京报记者 宋晨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