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四十年 需打破“分数”之惑

　　1977年12月，570万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其中有27万人进入了大学，录取率为4.7%。

　　这是被人为中断十一年后，恢复高考的第一个年头。对于那些曾在茫然和未知中等待将来的年轻人而言，高考给他们带来了命运的转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在1977年参加高考时，尚是一个17岁的少年，高考给了他一个“不靠天地不求人，而是靠自己”的机会。回想起那一年发生的巨变，他如此形容，“山川变色，天地为宽。”

　　2017年6月，高考恢复四十周年，全国94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相比四十年前，高校录取率从不到5%跃升到76%左右，部分地区超过90%。这一年也被称为“新高考元年”，作为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地区的上海、浙江两地的高中毕业生迎来首次“新高考”的检阅，多个省市的“新高考”改革于今年启动。

　　四十年来，高考历经多次改革。这项关乎国家和每一个个体命运的制度，始终在变革中前行。

　　不变的则是“高考”所奠定的核心价值与功能：对众多个体而言，它是实现梦想的一条公平路径；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它是实现阶层上升最公平、最畅通的渠道，是保障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机制。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称，“四十年来，年轻人上大学的机会从绝对短缺转变为供需相对平衡，教育需求也从统一性和单一性向多样化和选择性转变；教育成为民生之重，成为中国人个性发展和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成为支撑创新型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的基石。”

　　不断改革的历程

　　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中断十一年之久的高考。

　　长期研究考试制度的刘海峰说，1966年停止高考后，有四年左右的时间中国的高校完全没有招生，后来招收工农兵学员，是以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为主要选拔方式，“这就造成了推荐‘文革’中工农兵学员‘走后门’的现象。”

　　对于那时的刘海峰们而言，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想要上大学，甚至说想要调回城里当工人，都要走关系，要靠群众推荐，那就很难。”

　　1977年，全国有570万人报考，全国高等学校录取新生27.3万人，录取率不到5%。

　　邓小平否决了当时高校招生改革方案中的“需要单位推荐”的资格审查要求，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开启了延宕至今的高考改革之路。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说，“从科目调整、分省命题，到建立多种录取通道、推广平行志愿、试点自主招生，再到阳光招生、面向特困地区的定向录取和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协作计划等，改革已经覆盖了考试、招生、管理等各个层面。”

　　在招生制度上，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规定在中央部门或国防科工委系统所属的某些院校，按一定比例实行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

　　“双轨制”的诞生是在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不收费的国家计划招生和收费的国家调节招生同时并存的“双轨制”。这对满足地方人才需求、缓解高等教育经费压力等起到积极作用。

　　同年，从美国引进标准化考试，首先在广东省进行了英语、数学两科的试点，并于1989年逐步向全国推行。

　　1994年，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后来，高校学费开始增加，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逐渐开始收费；直到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高校大规模扩大招生数量，始于1999年。据《1999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1999年普通本专科招生159.68万人，比上年增加51.32万人，增长47.4%。2007年，全国计划招生570万，高考报考人数首次突破千万。

　　2001年，取消对高考考生在年龄和婚姻状况上“不超过25岁”和“未婚”的限制；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现网上录取。

　　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部分省份自主招生。

　　201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的通知。2013年，12个省市组织4440名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

　　考试制度的改革，亦在不断进行。1985年以后，高考改革的总体趋势向减少高考科目方向发展，先是将理科7门、文科6门各减为“3＋2”共5门，上海则实行“3＋1”方案。

　　1998年，广东省提出了“3+X”高考科目改革方案（以下简称“3+X”方案）。“3”是指语文、数学、外语3门必考科目，“X”则是指在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生物、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文理大综合中选考1至2门。2002年，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3+X”方案，客观上改变了全国一张试卷、一种高考模式的状态。

　　2014年9月，上海、浙江两地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同年12月，教育部对文理不分科、探索“两依据、一参考”（即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多元录取机制等内容进一步细化。

　　2016年，共有26个省份选择了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今年则被社会各界称为“新高考元年”。“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同时取消文理分科，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化生”的模式等，均是各界关注和热议的焦点。

　　从“唯分数论”到多元化评价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回顾40年来的高考改革，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要属高考科目改革了，即高考的考试科目在过去40年间不断调整、变化。

　　熊丙奇介绍，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时，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这一考试科目设计，很快就引来质疑：考的科目太多，令学生太累，不利于培养综合素质。

　　1985年，上海率先启动科目改革，实行“3+1+综合”，3为语数外三门，1为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选1门。到2012年，上海高考进一步取消计算进高考总分只有30分的综合卷，实行3+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各地的高考，科目改革的力度极大。有的省市从7门、6门，变为3+2，考生除语数外之外，文理科只需再选2门参加高考考试；变为3+X，由考生自主选择X门；再变为3+文科综合、3+理科综合。

　　“总体而言，高考科目改革，感觉就是玩‘搭积木’游戏，变来变去，都是对语数外3门，和另外6门（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的组合”，熊丙奇说，国家和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总希望找到一种理想的高考科目组合，既能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又能关注学生的个性、兴趣，同时减轻学生的负担。

　　“但是，之前的改革都是在原有的框架上修修补补，并没有进行格局性的调整，评价标准的单一格局没有变，招生录取的集中统一模式没有变，学校、考试机构、招生部门之间的关系没有变。这是高考改革长期不能突破应试教育瓶颈的根源”，王烽称。

　　近年来，关于应试教育困境的报道屡见报端。例如，曾被多次报道的亚洲最大“高考工厂”安徽毛坦厂中学，学校里集聚了近万名复读生，他们为了高考成绩在学校里过着作息严格、“不听话就挨打”的苦读生活。

　　王烽将此类乱象归因于“高考指挥棒”。熊丙奇则说，由于高考录取模式40年来基本不变（按高考科目总分录取），“唯分数论”倾向在中国教育领域十分明显，“这是恢复高考四十年面对的最大挑战”。

　　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意见指出，当前招考制度下，“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新高考”之下，学生的高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全国统一高考科目只保留语数外，依据统一高考成绩、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进行择优录取的招生录取机制。

　　王烽说，“新高考”涉及的是高考改革的核心问题，改革的方向，一是构建多元化评价标准体系，二是增加学校、学生的选择性，高校将根据学科、专业特点提出对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的要求，学生则根据兴趣、特长和志向，在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中进行选考。

　　2017年因此被称为“新高考元年”——两地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于今年参加高考。浙江考生迎来全新的“3＋3”高考模式：必考科目语数外3科统考，外语可考两次，自选3科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计入总成绩，学业水平考试可一年两考。目前已公布高考新方案的省区市，也大多采用这一模式。

　　两地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

　　从“改变命运”到教育多样化、选择性

　　“从1978年开始，所有考生都能获知他的高考分数，这是公平的重要一步。”谈及高考招生制度的公平性，刘海峰说，“文革”前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高考分数规定不告诉考生。直到把高考分数放在阳光底下，高考公平进程才算拉开序幕。

　　恢复高考以来，招生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从邓小平提出的‘择优录取’，到1985年开始的‘双轨制’，再到逐渐建立的多种录取通道、高校自主招生等，高考招生制度从‘唯分数’到兼顾综合素质，兼顾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人口等，公平的手段更加精准化和柔性化”，王烽说。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一直被赋予了一项重要职能：培养国家干部。”刘海峰说。然而，这种“荣誉感”在1994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原国家教委下发文件，不再按照国家任务招生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分别划定录取分数线，实行统一录取分数和收费标准，大学生毕业后也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即所谓“招生并轨”。刘海峰分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地方经济建设对人才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学生对高等教育的渴望，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开始不适应社会发展。

　　为了避免高校只按分数选拔人才等原因，1984年，部分行业性院校开始试点招收保送生；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同时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部分省份自主招生。

　　“国外高校大多有自主权，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政府和考试机构，都没有权力决定高校是否录取一个学生，最终决定权在高校。但是中国高校的招生权更多是在政府、在考试机构，在我们的招生办。”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院储朝晖认为，这是在招生制度方面，国内外差异最大的一点。

　　从2003年开始推行至今，参加自主招生的院校已扩展到近百所。多位学者认为，在现有的框架下，自主招生、向大学放权有可能会是高考招生制度最大的突破口。王烽也表示，自主招生应该会有进一步的激励措施。

　　在高考分数透明化的基础上，从2008年起，教育部在全国各地推行高考平行志愿录取。

　　传统的志愿填报方式，不同院校批次梯度较大，如果第一志愿填报失误，其他志愿落空的可能性很大，从而导致高分考生落选或高分低就，具有相当的风险性。另外，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查询某高校往年分数线，容易造成“大、小年”现象，几乎所有一流大学都曾遇到过在某地第一志愿考生数不满，录取分数线仅为当地重点控制线的情形。

　　平行志愿录取，变传统的“志愿优先、分数从高到低”为“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对未被平行院校志愿录取的考生，还可以再参加征求平行志愿的填报，降低了传统志愿录取方式的高分落榜风险，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对于保护高分考生的利益很起作用。”

　　2014年颁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明确要取消高考录取批次，调整志愿填报方式。根据高考改革部署，2016年，已有15个省市取消三本，与二本融合；上海市从2016年起率先取消一本二本划分，从2017起实行院校专业组志愿填报方式（一所大学根据专业选科要求不同分为若干专业组）；浙江在2017年的高考录取中，取消所有本科和高职批次划分，并实行专业平行志愿。

　　“推进这些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淡化学校等级、身份标签，促进学校间平等竞争，由此淡化考生的名校情结。”熊丙奇说，这是好的方向。

　　王烽表示，1977级大学生的录取率不到5%，而最近几年，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5%左右，高等教育已经由少数人能够接受的精英教育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其功能由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选拔人才和培养干部的途径，转变为多数人提高知识水平和能力的基本需要。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新一轮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其目的正是通过录取评价标准的多样化，增加学生选择考试、选择学校的机会，进而为推动素质教育扫除障碍。

　　关于新高考改革，王烽介绍，从总体情况看，推进比较顺利，省际间高考录取率差距显著缩小，贫困农村地区考生上重点大学的机会显著增加，高考加分项目分值显著减少，高校自主招生试点更加规范，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从沪浙两地扩展到北京、天津、山东、海南等四省份。

　　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禇宏启说，自1977年恢复高考，40年来高考改革一直不断，大大小小多达30余次，有些改革不成功，被废弃，比如考试科目文6理7、高中会考、春季高考、招收自费生等等；有些改革受到肯定，被保留下来，比如取消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将考试时间从炎热的7月提前至相对凉爽的6月、考试科目3+X、自主招生、网上录取、网上阅卷等等。

　　然而，在他看来，一些老大难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好像改革一直不够彻底。于是，被称为史上“最彻底、最全面”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应运而生。

　　褚宏启认为，新高考改革方案下，让学生选考三门课、选择考试时间、选择高校与报考专业，部分学生会出于“容易考”选择科目，而非出于兴趣和特长；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诚信体系的不完善，“参考高中学生综合评价信息”容易流于没有区分度的形式主义，难以起到应有的门槛作用。

　　“新高考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改革，高考改革还没到尽头。”褚宏启说，新高考改革难免矫枉过正，一定的无序甚至混乱是可以接受的，进一步改革需要抓住高考改革的实质，加强学生核心素养的考察，力求简洁高效，力求不使教学秩序大起大落，避免出现改革的复杂化与平庸化。

　　“高考改革的理想局面，应该是招考分离，大学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但是，由于高考承载了社会对基本公平的期待，而目前有效约束权钱干预教育、干预招生的机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高考陷入大家都知道要改却难改的困境。”熊丙奇说。

　　王烽亦强调，高考改革需进一步打破总分录取模式，强化高校自身在招生中的发言权，需要针对不同的考试、不同的科目制定不同的录取标准，高校根据自身特色和学科特点，分别制定多元化的评价标准体系。

　　“四十应不惑。”熊丙奇说，高考改革推进，还有赖于社会功利教育观的转变，“该以平常心看待高考了”。

　　他认为，在一段时间，高考起着“改变命运”的重要作用,尤其对刚恢复高考时的人来说，这一记忆是十分强烈的；但是，当高等教育已经普及时，“‘改变命运’渐渐成为高考和中国教育的难以承受之重”，可能误导高考改革与教育发展，而且会制造社会的高考焦虑与教育焦虑。

　　或许，只有整个社会意识到，高考不能再改变命运、也不该承担改变命运的功能时，只有消除对不同类型教育的歧视，消除社会对人才评价的学历歧视时，高考才能变为学生自主的选择，而不是唯一的“成才出口”，这样的高考才会“不惑”。

　　新京报记者 王剑强 实习生 赵乐馨

　　特04-05版图片/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