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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姚谦 世界自有它的步调,你是强迫不来的

2017年08月05日 星期六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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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谦,1961年生于台湾,华语流行歌坛著名作词人、制作人、音乐经理人。多次荣获“最佳作词人”奖项,被誉为华语乐坛大师级词人。代表作《味道》《鲁冰花》《我愿意》《如果爱》《最熟悉的陌生人》等。
《如果这可以是首歌》
作者:姚谦
版本:新经典·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7月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啊眨,妈妈的心啊鲁冰花……”1991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歌手甄妮演唱的《鲁冰花》迅速红遍内地的寻常巷陌。其实早在两年前,这首歌即作为电影《鲁冰花》的主题曲,荣获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而该曲的词作者姚谦,因一次偶然的邀约、一份连夜赶出来的歌词,将“作词人”三个字变成前半生剥离不去的身份和符号。

  王菲的《我愿意》、辛晓琪的《味道》、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知道不知道》……由姚谦创作的词曾留存一代人的青春记忆。直到今天,这些歌曲依然活跃在KTV和各大音乐类选秀节目。只是如今的姚谦,已拥有不止作词人一个身份——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管理者。自称已进入“初老”阶段的姚谦,最近在反复研读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未来简史》,他亲切地称赫拉利“小尤”,并希望借此书一窥数字音乐时代的未来:“我告诉自己,应该更深刻地思考整个音乐产业的问题。”

  音乐创作与思考:

  “创作和谎言只是一线之差”

  音乐,对于姚谦而言,是“随身的配件”,更是关乎时间与空间的立体记忆。在台北隆隆雷雨的夏日午后,他写下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从新加坡到民丹岛的游轮上,写下本多RuRu的《美丽心情》;阿姆斯特丹凡·高美术馆前的绿草地上,看见一家人野餐,有感而作林忆莲的《盼你在此》;临去加州前,他在台北凭借想象为张清芳写了《加州阳光》。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姚谦却只发表了三首歌:为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作的《当我在这里》、陈粒的《My Dear Art》,以及好妹妹乐队的《平常邮件》。

  “我已经没有二十七八岁时写《我愿意》的那种感情。”也有不少人请他写歌,他也试着“乔装”写了几次,只是已到知天命之年的姚谦,面对二十岁出头的演唱者,觉得自己“说的话、写的歌都带有一点点欺骗的感觉”,久了,“有了很深的罪恶感”。“创作者首先要说服自己,因为只有这样,当别人也有兴趣或不同看法时,你内心才会有回应。”也正因此,《鲁冰花》的流行在他看来并非偶然,孩子想妈妈、想被关心的愿望,“三十年之后,还是有效的符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正值台湾流行音乐鼎盛年代,姚谦进入一家小唱片公司海丽唱片,负责写稿、打杂、陪歌手录音等工作。进入唱片业第二年,台湾唱片业即迎来黄金时代,进入正处于全盛期的点将唱片公司后,姚谦策划制作了张清芳、江蕙、伍思凯等红极一时的歌手专辑。后转战新力(索尼)唱片,缔造了李玟、庾澄庆的音乐传奇。任维京唱片台湾分公司总经理期间,他又发掘了萧亚轩、江美琪等新生代歌星。

  2000年,随着网络和数字音乐的兴起,唱片产业逐渐衰落,姚谦度过了“密集写歌发表的十年”,开始怀疑写歌的动机与意义:“当真实生活的质量及不上书写的数量,创作与谎言只是一线之差。”为了使创作免于谎言的深井,他从一名创作者转向管理者,却发现脱离了唱片的形式,一首歌的听众是谁、他们在哪里、如何让它被听见、被理解,这些原本显而易见的问题的答案却是——“空”。离开唱片行业后,姚谦深知“下一个时代已经来了”。而在日渐蓬勃的数字音乐产业之下,他没有成为摇旗呐喊的人,而是在过去十年间,一日不停地思考同一个问题:“音乐产业该如何存活?”

  听音乐的渠道变了,受众的面目变得模糊,对写词人姚谦而言,这是不小的困惑;对于管理者姚谦而言,在整个音乐产业面前,个人的困惑终究是小事:“我不能只为了自己版税的减少而困扰,我是要负这个责任的。”于是姚谦刻意与音乐产业保持适度距离,回到“音乐使用者和消费者的位置”,只有这样,“才更明白音乐聆听者与这个世代所有的新变化”。

  从唱片时代到数字音乐时代,再到如今电视音乐节目的勃兴、《江南style》《小苹果》等歌曲在广场舞群体中广泛传播,姚谦冷静地看着音乐产业的兴衰,再次见证“音乐又回归群众的生活与娱乐”。尽管为此颇感欣慰,但在流量为王时代,音乐也可能为迎合大众而制造话题和热度,姚谦开始担心“电影圈的‘IP理论’又发生在音乐圈”,因为“IP思维会伤害有差异的创意”,也会让人们掉入误区:“宁可要点赞和流量,也不去想‘我要表达什么’,以及关注别人的情感共鸣或批评。”

  “初老”之年:

  “适度关注世界,更多面向自己”

  姚谦的童年在台南度过,秋茂园中密集不高的果树、沙滩上一道长长的防风林、长满扎手球果的大麻黄、热腾腾的鳝鱼意面、以砖石砌成的飞檐雕栏的赤嵌楼,都是台南印刻在他记忆里的模样。如今,秋茂园、防风林和大麻黄早已不复存在,赤嵌楼在整顿市容中被粉刷成了砖红色,楼前的小吃街也消失不见,姚谦面对台南时,“越来越像个异乡人”。

  近十五年来,“异乡人”姚谦常年往返于台北和北京,北京就像他的“半个故乡”。在出版于2012年的小说《脚趾上的星光》中,姚谦描写了一对相隔台北、北京两地的情侣,通过长达两年的书信往来诉说情愫。这对情侣其实都是姚谦自己,“在两个没有时差的城市里,却又感觉我们很靠近又很遥远”。

  五十岁之后,姚谦发现自己在音乐事业上花了太多时间,“必须更多面向自己,世界有世界的步骤,适度关注就好了”,于是想趁“初老未老”,到远一点的地方旅行。每年,他至少为自己安排两次远距离的深度旅行,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做“背包族”,而是请旅行团帮忙打理行程,因为“时间有限,再老就去不动了”。

  在巴黎,姚谦住在塞纳河边的民宿,每天徒步往返于美术馆和博物馆,来回足有15公里。在秘鲁这个三千多米的高原古城上,他住在一间由老修道院改造的饭店里,从窗子俯瞰满城穿梭的猫群和酒吧里的年轻观光客。为了去南极,他花费三十几个小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花四小时飞到阿根廷最南的港口乌斯怀亚,再用两天时间穿过西风带抵达南极半岛。姚谦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乞力马扎罗,此时他应该正在路上。

  “旅行是一种很特别的与人接触的经验,与游伴建立起感情的过程,仿佛是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种缩影:从陌生到熟悉,从各自行动变成一个小团体,在有限的时间里快速过渡,也在不久的将来解散。”在新书《如果这可以是首歌》中,姚谦这样描述旅行带给他的体验。

  在阅读《未来简史》的过程中,在旅途所见的真实世界之外,姚谦慢慢接受了虚拟世界的存在。90后、00后从出生起便经历的事,他在中年以后才开始了解。“我不会说‘那是不对的,这个才是真的’,也不觉得我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而是会去接受‘那是存在的’。”尽管如此,姚谦仍会为虚与实之间的模糊界线担忧:假新闻层出不穷、修图软件印证了扁平单一的审美观:“这和我们预想的网络世界的多元、多面、开放是背道而驰的。”在人人都谈大数据的当下,姚谦不止一次自问:“当所有人都要往一个方向去,而我不想,我应该怎么办?终究我还有一支笔,还有音乐创作,可是我怎么去说服自己的心?”

  进入“初老之年”以后,姚谦开始更多关注身边的年轻人,他从那些想法各异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更多可能性,“我很乐意和他们混在一起,听他们说着以前会觉得荒谬的事,现在觉得是合适的。”

  “世界自有它的步调,你是强迫不来的。可能在你的产业里,你一直觉得它没有朝你想要的方向走,以为世界一直是不动的。你认真看,这个世界变得太快了。”姚谦扶了扶金丝框眼镜,习惯性地吐着舌头,眼中闪烁的纯真和顽皮不似“初老”。

  风格是一个人的基因,不管你怎么假装,都是藏不住的。有时候,风格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有那个天分,而是你有那个机遇。 ——姚谦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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